鄉村宅基地交易的試點正在穩步推進,媒體上已經可以看到多篇有關報道。
筆者認為,在將試點經驗全面推廣前,有關部門還應該做一件事:對宅基地交易推廣后可能對農民工勞動力市場的影響進行評估。預先評估的理由是,相對于全國來說,試點所涉及的幾十個縣農民工數量有限,不會影響大局;但若將試點經驗推廣到全國,就可能對整個農民工勞動力市場產生相當大的影響。
宅基地交易會大幅度提高鄉村住房開支
2017年,中國農戶竣工住宅每平方米平均造價為882.2元,其中,平均造價最高的浙江省為1464.5元,最低的甘肅省為602.7元。同年,全國每平方米商品房住宅的平均銷售價格為7614元,扣除包括在住宅中的別墅與高檔公寓后,平均銷售價格為7365元,遠高于農戶竣工住宅的平均造價。
農戶住宅便宜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為作為村組成員,鄉村居民可以幾乎免費獲得宅基地。如果宅基地不是分配,而是通過交易購買的,那么,農戶新建住房的開支中,將增加購地費用。農戶建房開支將因此增加多少,筆者根據媒體報道的案例估算,對全國農戶而言,宅基地交易將使農戶住房造價提高50%左右。
推廣宅基地交易會大幅度提高農民工工資水平
在全國推廣宅基地交易,允許農戶在縣域(甚至更大范圍內)購買宅基地,會大幅度提高農民工的工資水平。理由有三條。
第一,農民工現有工資水平,是在勞動力市場供過于求的條件下形成的。
農民工大規模進城就業始于上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在非技術勞動力嚴重供過于求的條件下,用工方之所以愿意招募農民工,除了用工靈活、可以專門使用勞動生產率高的青年農民工外,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鄉村生活水平與開支(包括房價)大大低于城市。農民工的家屬留在家鄉,家庭用房也建在家鄉,鄉村的低生活成本使農民工的工資底線(即勞動經濟學中所說的保留工資)遠低于城鎮戶籍職工。北京大學盧鋒教授的研究表明,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農民工的平均月工資一直徘徊在大約相當于城鎮正式職工工資50%~60%的水平。直到今天,這一比例仍然維持不變。
2004年以來,農民工相對缺乏,工資有較大幅度的增長,但與此同時,他們的生活開支也有較大幅度的增長。例如,農戶竣工住宅每平方米平均造價從2005年的334.4元,增加到2017年的882.2元。同樣按每戶住房200平方米計算,農民工回鄉建房的開支就從6.7萬元增加到17.6萬元。再如,2004年還沒有多少人聽說過的智能手機,今天已經成為農民工工作和消費中的標配。
因此,在現有工資水平下,平均來說,農民工幾乎不可能通過節衣縮食,把購買宅基地的費用省出來。
第二,購買宅基地建房,是收入較低農民工的剛性開支。
若想獲得新住房,農戶有三種辦法。一是在集體免費分配的宅基地上建造,二是在買來的宅基地上建造,三是直接購買商品房。
采用分地建房的辦法,農戶只需要出建房費用(包括建材及人工),經濟負擔最輕。但中國鄉村分配宅基地大多數以村民小組為單位。如果村民小組位于交通與非農就業不便、遠離公共設施(如小學或幼兒園)的偏僻地區,則新房帶來的幸福感會大打折扣。
采用購買商品房的辦法,農戶可以按照自己對交通、就業、配套措施等方面的偏好,在不同的地區和城市中,選擇自己喜愛的住房。但商品房的價格中不僅包括了建房費用,還包括了地價、稅費、開發商的成本和利潤,因而其銷售價格是分地建房開支的幾倍甚至幾十倍。就是商品房售價最低的內地縣城,也需要3000元~5000元。
通過宅基地交易買地建房,其利弊介于上述兩種辦法之間。由于多出了購買宅基地的費用,每平方米住房的開支為1500元~2000元,要比分地建房貴500元,但比進城買商品房又低得多。由于宅基地交易可以跨組、跨村、跨鎮、在縣級單位內進行,因而與分地建房相比,買進宅基地的農戶在交通、就業、配套措施等方面有較大的選擇余地。
2016年,全國工作與居住都在城鎮地域內的農民工(即進城農民工)中,已購買商品房只占16.5%;同時,戶口在各方面條件較好的城郊或城中村、不需要另行購買宅基地的農戶,大約占全國農戶的10%;即使把今后幾年內有可能購買商品房的農戶也算上,全國農戶中,不需要購買宅基地的農戶也占不到一半。可見,宅基地交易一旦在全國推廣,為建房而買地會成為一大部分農戶的剛性開支。
第三,農民工勞動力市場供求形勢發生根本性變化。
農民工所從事的,主要是勞動密集型行業的非技術工作。最遲從40歲開始,這類農民工的勞動生產率,就隨著年齡的增加先慢后快、逐步下降,因而50歲(或60歲)以上的農民工,就因年老體衰而成為城鎮用工方最不歡迎的農民工群體。
前些年農民工工資的溫和上漲,是因為高勞動生產率的(青年)農民工供不應求。當這種供不應求從青年農民工擴展到中老年農民工時,就會推動農民工工資加速上漲。
制造業“機器換人”確實在逐步減少農民工需求,但與此同時,快速發展的服務業(如快遞、外賣、家政)更多地增加了農民工需求。
農民工勞動力市場供求形勢如何,只要用一個指標就可以判斷:每年新增農民工中,50歲(或60歲)以上農民工所占的比重。
從大約5年前開始,農民工供求形勢巨變。2016年與2013年相比,50歲以上農民工共增加1321萬,超過了同期中國全部農民工1277萬的增加量。2017年,中國農民工人數比上年增加了481萬,同年,50歲以上農民工人數比上年增加了711萬,其中60歲以上的增加了222萬,占同年50歲以上新增農民工的近1/3。這意味著在城鎮現有工資水平下,能夠成為農民工的鄉村勞動力資源已接近枯竭,從而為農民工工資的快速上漲創造了前提。
近來媒體上有關珠三角勞動密集型制造業企業開出萬元月薪、北京月嫂工資普遍上萬元等報道,極可能是農民工工資快速上漲的預兆。
建房開支與工資“雙增”意味著什么
買宅基地建房,農戶建房開支大幅度增加。如果農民工的工資也相應增加,那么,除了前面提到的在哪里建房選擇余地增加外,農民工還能得到什么?
筆者認為,建房開支與工資“雙增”將使一部分在家鄉照看老幼病殘的勞動力進入勞動力市場,因而有利于減少鄉村留守人員、促進農民工家庭城鎮化。
中國現有1.6億~1.7億外出農民工中,舉家外出的比例,多年來維持在略高于20%的水平上,其余1億以上的農民工,絕大多數是“就業在城鎮、家屬留鄉村”。這種局面的形成與“雙低”——鄉村低建房開支加低日常消費開支、農民工低工資收入——有關。在“雙低”條件下,農民工的選擇就只能是:自己工作在城鎮、家中的老幼病殘留鄉村,自己進城住宿舍、家庭用房建在鄉村。
留在家鄉的老幼病殘需要有人照看,因而外出農民工家中的勞動力不得不分成兩部分:一部分進城工作,另一部分留在家鄉鄉村照看老幼病殘。
有些鄉村經濟比較發達、非農就業崗位較多,留在家里的勞動力可以一面工作,一面照看家屬;但也有不少鄉村地處邊遠、經濟不發達,留在家里的勞動力除了照看家屬外和干少量農活外,大部分時間沒活可干。但如果這些勞動力帶上所照顧的老幼病殘進城,一方面城鎮生活開支遠高于鄉村(包括增加的房租),另一方面為了兼顧照看家屬,這些勞動力的收入遠低于把家屬留在鄉村、可以沒日沒夜加班的那些農民工。比較收支的結果是,這些勞動力與其進城,還不如留在家鄉,專門照看老人孩子。
如前所述,推廣宅基地交易會使建房開支與農民工工資雙雙大幅度上升。建房開支大幅度上升,則“家屬留鄉村”的開支大大增加,城鄉生活開支差距縮小;農民工工資的大幅度上升,原來留在鄉村的勞動力帶著所照看的老幼病殘一起進城,經濟上就不再得不償失。建房開支與農民工工資“雙增”的結果,是一部分農民工家庭有意愿也有經濟能力城鎮化。
之所以強調“一部分農民工家庭”,理由是:首先,農民工內部存在相當大的收入差距。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6年全國農民工人均月收入3275元,其中農民工最高20%收入組的月均工資已經達到8823元。工資的大幅度上升會使原來收入相對高、但仍進不起城的一部分農民工家庭具備進城落戶的經濟能力。
其次,不同年齡的孩子需要照看的程度和花費不一樣。3歲以下的孩子只能由家人整天看著;3~6歲的孩子可以送非義務教育的幼兒園,但開支不小;6歲以上孩子上的是屬于義務教育的中小學,經濟負擔較輕,看護者可以有較多時間工作掙錢,因而家有學齡孩子的鄉村勞動力更有可能或舉家一起進城,或在家鄉縣城買房或租房、讓照看孩子的勞動力邊工作邊照看孩子。
建房開支與農民工工資“雙增”有利于農民工城鎮化,但對其他階層有不利影響。如前所述,免費分配宅基地降低了鄉村建房成本、進而(與農民工供過于求一起)壓低了農民工工資。低工資一方面增加了用工企業的利潤,另一方面為消費者提供了廉價的產品與服務。這意味著企業與消費者分享了鄉村免費宅基地帶來的利益。
反之,推廣宅基地交易和農民工工資上漲的后果,也會分攤給企業和消費者,特別是產能過剩、產品無法漲價行業的企業,以及所在行業因不景氣而減員、生活開支因還房貸而很難下降的一部分城鎮居民。如何在推廣宅基地交易、縮小城鄉差距的同時,兼顧社會各階層的利益,是需要及早考慮的問題。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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