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就匯率關鍵問題達成共識 易綱釋放信息打消市場疑慮

　　本報記者 陳植 上海報道

　　隨著中美經貿磋商取得實質性進展，雙方圍繞匯率問題達成了哪些共識，一直備受機構投資者關注。

　　3月10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在十三屆全國大二次會議記者會上對此首度做出回應。

　　易綱透露，中美在剛剛結束的第七輪經貿磋商談判過程中，確實就匯率問題進行過討論，比如雙方討論的內容包括如何尊重對方貨幣當局在決定貨幣政策的自主權；雙方都應堅持市場決定匯率制度的原則；雙方都應遵守歷次G20峰會的承諾，比如不搞競爭性貶值、不將匯率用于競爭性目的，且雙方就外匯市場需保持密切溝通；雙方都應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透明度標準，承諾披露數據等問題。在眾多關鍵和重要問題上，雙方已達成了共識。

　　在一位華爾街對沖基金經理看來，易綱的這番表態，令市場諸多傳聞“不攻自破”。此前華爾街不少對沖基金相互傳聞，在近期中美經貿磋商期間，美方不但要求中方確保人民幣不貶值以縮小美中巨額貿易逆差，還對中國央行在遠期匯率市場干預匯市提出要求；甚至一些機構投資者傳言美方還要求人民幣在未來5年后與美元匯率脫鉤，實施自由浮動匯率機制并自由兌換。

　　“其實，這些傳聞并沒有被全球大型資管機構采納，因為他們發現，過去數年中國一直在努力阻止人民幣匯率下跌，美方對人民幣匯率不貶值要求顯得多此一舉；此外即便美方提出人民幣在未來5年后匯率自由浮動，但在實際操作環節，人民幣匯率自由浮動等金融業開放進程是根據中國改革開放需要而決定，不會因一份貿易談判協議而輕易改變。”3月11日，上述華爾街對沖基金經理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指出。目前不少華爾街金融機構更關心的，一是圍繞上述共識，中方是否會加快人民幣匯率衍生品的研發實施進程，讓投資者擁有更多元化的匯率風險對沖工具，從而讓人民幣匯率定價更能反映市場真實供需關系。二是隨著中國金融業對外開放步伐提速，中美雙方是否建立有效的溝通機制以應對海外資金大進大出中國市場所衍生的潛在風險。

　　3月10日，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潘功勝在記者會上表示，隨著金融市場開放力度加大，中國面臨的跨境沖擊與跨境風險的確會有所加大，因此外匯局在不斷完善跨境資本流動風險的管理，建立宏觀審慎和微觀市場監管的雙層管理框架同時，推動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保持人民幣匯率彈性，發揮人民幣匯率在調節國際收支中的作用。

　　“未來，中國收支結構仍然會呈現一個自主平衡的狀態。”潘功勝表示。

　　匯率干預“陰云”散去

　　“易綱對中美經貿磋商過程中匯率問題的表態，讓我們吃下了一顆定心丸。”上述華爾街對沖基金經理表示，隨著中美雙方討論如何尊重對方貨幣當局在決定貨幣政策的自主權，預計美方不會因為貿易問題，再度拋出人民幣匯率是否“被操縱”這個話題，作為經貿磋商過程爭取更多利益的一大籌碼。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多方了解到，此前不少華爾街對沖基金認為，若中美圍繞經貿磋商無法達成共識，美方可能會借中國實施寬松貨幣政策引導匯率下跌為由，直指人民幣匯率“受到操縱”，從而迫使中國央行不得不大幅提高人民幣匯率，間接縮小巨額中美貿易順差。

　　“目前而言，這種可能性發生的幾率正變得很低。”他認為，只要中美雙方彼此“尊重”對方貨幣當局在決定貨幣政策的自主權，就無法拿對方貨幣政策“說事”。

　　在這位華爾街對沖基金經理看來，在易綱上述表態后，不少華爾街投資機構開始“評估”美方對近年中國外匯管理措施的態度是否進一步緩和。

　　此前，不少對沖基金發現只要人民幣快速大幅下跌逼近“7”整數關口時，中國央行會引入逆周期因子、抬高遠期匯率市場銀行售匯業務交易保證金比例等措施“干預”匯市以穩定人民幣匯率，但此舉導致在一段時間內，人民幣匯率的定價主導權受到“逆周期調控”政策很大影響，令匯率走勢未必反映真實的市場供需關系，給海外機構配置人民幣資產、貿易投資結算都帶來較大困擾。

　　“這也是市場一度傳聞美方在中美經貿磋商過程對中國央行干預遠期匯率市場提出要求的原因之一，因為他們不希望人民幣匯率定價時常受到政策影響，對中美貿易投資環境帶來新的沖擊。”3月11日，美國對沖基金Axiom分析師Gordon Johnson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分析說。

　　在他看來，所幸這個問題似乎不再成為中美雙方經貿磋商過程匯率問題的焦點之一，因為華爾街多數投資機構相信雙方很可能在堅持市場決定匯率制度的原則層面已達成共識。

　　易綱表示，某種程度而言，匯率形成機制既要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又要兼顧維持匯率穩定，其中的確存在矛盾，也對貨幣政策存在影響。但在過去這些年的實踐中，中國央行部門較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

　　“首先，我們考慮貨幣政策要以國內為主，實際上，我們考慮貨幣政策的時候，主要是價格和數量這些變量，匯率在其中的考量并不占據重要地位。比如存款準備金率、利率方面的貨幣政策調整，都是以國內經濟形勢和發展趨勢為主考慮的。”易綱指出。

　　在多位華爾街對沖基金人士看來，這番表態顯示當前中國貨幣政策調整主要基于國內經濟發展形勢，并非作為中美貿易摩擦的工具，也讓美國內部對中國貨幣政策意圖的“非議”減少，有助于中美雙方圍繞匯率問題達成更多共識。

　　“事實上，近期美聯儲日子也不好過，一方面美聯儲當前貨幣政策備受爭議，包括前美聯儲主席耶倫直指美國總統特朗普未必知道美聯儲的政策目標——實現最大化就業和穩定物價，反而認為美聯儲還有一個匯率目標，是為了支持他的貿易計劃，此舉無疑給美聯儲打上了操縱匯率以實現總統貿易政策的印記，另一方面美聯儲順從美國政府要求一再釋放鴿派聲音，也令市場對美聯儲貨幣政策獨立性心存懷疑。”3月11日，對沖基金MKS PAMP分析師Sam Laughlin透露。在這種環境下，中美雙方彼此尊重各自貨幣政策自主權，重申市場決定匯率制度的基本原則，也有助美國政府得以緩解“自己干預美聯儲貨幣政策”的質疑聲音。

　　“自動穩定器”機制浮出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注意到，如何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里的“自動穩定器”作用，同樣成為海外對沖基金日益關注的熱門話題。

　　易綱表示，以波動率分析，去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波動率為4.2%。較同期歐元兌美元匯率波動率（7%）、英鎊兌美元波動率（8%）還是偏低，這既反映去年人民幣匯率波動保持相對穩定，但這不代表人民幣匯率“緊盯”美元不動，事實上人民幣匯率必須要有彈性，要有一個靈活的匯率形成機制，才能起到“自動穩定器”的作用。

　　“這也讓不少對沖基金意識到，未來一段時間央行匯率管理政策的一大調整，就是適度放寬人民幣匯率波動率。”前述華爾街對沖基金經理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直言。他們通過自身研發的人民幣匯率投資模型發現，去年人民幣匯率之所以波動率較低，一個重要原因是央行在匯率下跌期間會引入逆周期因子、抬高遠期匯率市場銀行售匯業務交易保證金比例等措施，導致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受到一定幅度“遏制”。

　　“盡管這種措施能暫時穩定人民幣匯率，但它對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帶來影響。”3月11日，一位海外銀行對公資金業務部門業務主管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直言，盡管近年歐洲英國深受脫歐波折與意大利債務風波困擾，但不少國際大型資管機構之所以依然愿配置英鎊歐元作為儲備貨幣，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可以借助歐元英鎊兌美元較高的波動率，通過波動性套利策略獲取可觀的無風險套利收益，而海外大型資管機構“看不到”這項套利收益，配置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的額度自然不會太高。

　　“因此，中美經貿磋商給雙方解決匯率問題分歧帶來了一個新契機，若中美雙方能在人民幣衍生品市場完善、匯率形成機制自動穩定器完善等方面達成共識，將有助于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進一步加快。”這位業務主管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指出。

　　易綱表示，當前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符合中國在G20與所有其他重要國際場合所作出的承諾。這些年來，匯率形成機制在朝著市場方向改革和不斷完善方面邁出實質性的步伐。

　　“所以，當我和我的美國同事在討論上述問題時我們認為，中國的匯率形成機制是市場決定的。一方面市場的感覺、企業的感覺越來越清晰，而且人民幣是朝著一個可自由使用貨幣的方向在發展的，另一方面中國貨幣形成機制實際上也是跟資本項目的可兌換和跨境風險防范聯系在一起的。”他指出，隨著居民用匯、企業對外貿易投資結算、金融市場對外開放過程的貨幣兌換使用，人民幣匯率衍生品和對沖工具越來越完善。中美雙方對中國未來匯率制度改革進程和外匯市場建設過程的共識將變得越來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