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還有四大新紅利 資本端呼喚供給側結構性大改革

　　周道洪

　　[我國擁有全球規模最大、超過4億人且快速增長的中等收入群體，是全球最具潛力和成長性的消費市場。]

　　過去未去，未來已來。過去的2018年，可說是意料之外，不堪回首，伴隨2018年的投影和余悸，跨入2019年，許多專家和機構的預判是“不確定性”，而且是“從不確定到更加不確定”。不確定性未必是壞事，反而有無限可能。

　　今年以來，資本市場和實體經濟可謂冰火兩重天。經歷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發展，我國正面臨多維度的深刻轉型，我們體質還不夠強健，科技水平、創新能力與世界發達國家差距還很大，唯有在與經濟總量規模量級相當的領域落子，推進結構性大改革才能真正見效。

　　中國經濟的四大“新紅利”

　　經歷近年的經濟困局，中國能否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已引起廣泛的國際關注。

　　改革開放四十年，我國經濟大致經歷了四次比較困難的時期：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經濟低迷；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最后是目前正在經歷的困難。舊地圖不能發現新大陸。我們需要真正的改革和創新，這才是打開新時代最好的方式。

　　筆者預判未來我國經濟還有四大新的紅利：

　　第一是市場紅利。我國作為13億多人口的大國經濟，擁有全球規模最大、超過4億人且快速增長的中等收入群體，是全球最具潛力和成長性的消費市場。目前消費已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主動力，2018年消費支出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率為76.2%。我國作為大國經濟，城市化進程仍在持續推進，經濟發展動力并未衰減。

　　第二是制度紅利。我國全面深化改革將釋放巨大制度紅利，當前是改革乘數效應最大的階段。從放管服改革到政府職能轉變，從經濟體制改革、金融領域改革到發展自貿區等，改革的全面推進和不斷深化必將全面釋放制度紅利。且不說全面深化改革，單是國資國企改革真刀真槍動起來，我國經濟再次起飛就是大概率事件。

　　第三是資本紅利。研究市場資金情況，要認清兩類流動性：一是央行流動性。這是增量的流動性，主要看貨幣政策。隨著美元進入加息周期，盡管我國為了刺激經濟，仍在設法釋放流動性，但空間有限，已經回不到從前的寬松局面；二是存量流動性。全球范圍看，存量流動性泛濫是一個顯著現象，這從過去十年美國資本市場長期牛市可見一斑。再看國內，當前同樣處于資金過剩時代。2018年我國本外幣存款余額達182.52萬億元，其中人民幣存款余額達177.52萬億元。特別是居民儲蓄達70萬億元之巨，居民儲蓄率45.84%，居于世界前列。

　　真正的大頭還是量大面廣的國資國企。據財政部統計，2017年包括國有企業資產、金融企業國有資產、行政事業性國有資產在內，全國國有資產總額為454.5萬億元，負債總額345.3萬億元，權益總額達109.2萬億元。全國國有企業（不含金融企業）的資產總額為183.5萬億元，國有資本及權益總額50.3萬億元，其中央企國有資本及權益總額16.2萬億元，地方國有資本及權益總額34.1萬億元。如此龐大的體量，其實就是我國經濟非常雄厚的長期資本。

　　第四是創新紅利。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在努力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著力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加之國際貿易摩擦的外部嚴峻挑戰，也在催化我國政府及企業更加注重核心技術研發和科技投入。創新驅動已成為國家重大戰略，創新可望成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未來我國科技紅利和工程師紅利厚積薄發值得期待。

　　我國呼喚史詩級資本端供給側結構性大改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我國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治本良方。什么叫史詩級資本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國目前經濟總量（GDP）剛剛突破90萬億元。無論70萬億元居民儲蓄，還是體量龐大的國資總量，這兩塊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升效率，必將對我國經濟總量產生相當可觀的當量沖擊，形成蔚為壯觀的資本紅利。

　　就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增長而言，短中期主要看需求側的“三駕馬車”——投資、消費、凈出口，長期增長往往取決于供給側。供給側也有“三駕馬車”，分別是勞動（人口）、資本（包括土地）與技術。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質，或是增加要素投入，或是提高全要素的使用效率。看一下我國供給側“三駕馬車”的情況：

　　勞動方面，人口老齡化和生育率下降已經頗為嚴峻，2018年我國出生人口1523萬，是1952年以來的最低值。我國要努力延長人口紅利并提高質量，除了放開二孩、延長退休，還要加大教育投入，發展職業教育、培訓，并通過新型城鎮化讓更多農民成為產業大軍。

　　技術方面，我國需要刻不容緩推動經濟轉型和高質量發展，大力實施創新驅動的國家戰略。不過，這些改革舉措見效需要時間，也有一個過程。

　　這樣盤點下來，可望馬上點燃中國經濟引擎的就只有發力資本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了。而資本端當中的土地，已經支撐我國經濟過去20多年的繁榮，土地財政發揮到了極致，再發力只有轉向廣袤的農村。農村土地流轉是一片亟待開墾的處女地，潛力巨大，但也只能部分替代或對沖城市土地財政的滑落。

　　土地之外，當前我國資本端存在的主要問題有哪些？首先，從存在形態上看，資金較為充裕，但資本相對不足。中國目前擁有規模龐大的本外幣存款和居民儲蓄，不差錢，首次進入資金過剩的時代，但是權益資本相對薄弱。

　　其次是權益資本的結構性問題。很多人認為我國經濟缺乏長期資本。就我看來，我國長期資本雖不充裕，但總體上并不短缺，關鍵是結構不合理：傳統產業資本過剩，創新資本嚴重稀缺。當前的產能過剩，實質上是所在傳統行業的資本過剩；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資本構成比例嚴重失衡。

　　當下引領中國經濟走出困局的戰略抉擇就是從資本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大改革，圍繞長期資本形成機制和創新資本積累機制來推進經濟領域特別是金融領域的改革，切實提升資本效率，創造巨大的制度資本紅利。當中關鍵是發力資本市場，挖掘國資國企和居民儲蓄這兩座“金山”，推動儲蓄向權益投資轉化，同時推動國資國企向國有資本轉變。這是當前我國見效最快，又可持續發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國企改革：探路國企資本化時代

　　作為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國資國企改革有利于激發微觀經濟主體的內生動力和活力，培育壯大市場競爭主體，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新一輪國資國企改革突出強調混合所有制改革和以管資本為主。這兩者是一脈相承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主要針對企業層面，管資本則涉及國資國企管理體制的深刻變革，最終目的都是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

　　當前國企資本化改革的大幕已經開啟，且明顯提速。2018年8月國務院國資委發布《國企改革“雙百行動”工作方案》，404家企業入選“雙百企業”。2018年12月底，國務院國資委宣布國有資本投資公司新增11家央企試點，這樣央企二類公司從原來10家試點企業擴容到21家，未來還將開展落實董事會職權、推行職業經理人制度等多項改革。今年的全國兩會上，國家發改委宣布，今年會有100家以上的企業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革試點。

　　中國聯通(600050)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堪稱國企資本化改革的探路先鋒，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是真正以管資本為主的混改，具有風向標意義：股權結構上，聯通集團名義上是第一大股東，但戰略投資者和員工持股加總超過聯通集團；員工持股價格遠低于戰略投資者入股價格；公司治理也非常市場化，董事會13名成員中，聯通集團只有3席，戰略投資者5席，外部獨立董事5席。

　　國企資本化改革本質上是價值鏈的全程運作，通過持續資本深化和有序進退，一方面不斷提升國有資本價值，獲得資本增值；另一方面發揮國有資本的導向和引領作用。比如一家國企，改革之初可以引進戰略投資者，積極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優化公司治理，建立高度市場化的運行機制。還可以引入職業經理人，探索經營團隊和員工持股，激發經營活力。隨著企業的發展，要進一步優化股權結構，徹底讓市場化機制在企業經營中起決定作用。條件成熟的，可以通過IPO等途徑實現證券化，創造更大資本增值。

　　國企資本化是改革的方向，而國資基金化運作則是國企資本化重要的實現路徑，是擴充我國經濟權益資本的重要途徑。

　　基金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金融工具，是充實我國經濟權益資本、股本金的創新金融安排，有利于加快構建健康的長期資本，形成機制和創新資本積累機制。基金在促進金融支持實體經濟，推動產業轉型升級、雙創，以及去杠桿當中，有著其他金融工具無法替代的獨特功能和作用。

　　過去幾年國內很多民營上市公司陷入困境，但我們在做民營上市公司紓困時發現，集成電路行業的上市公司普遍不需要紓困。了解下來，業內俗稱“大基金”的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起了大作用。工信部于2014年10月設立的大基金，一期規模1387億元基本投資完畢，幾乎所有國內集成電路行業上市公司都投了個遍，成為這些上市公司的重要股東，其實也成了我國集成電路行業的“守護神”。

　　可以預計，未來私募基金行業的第一方陣，將主要集中在國資或政府背景基金、金融機構背景基金、市場化的頭部基金、外資基金等。

　　作為一個新物種，國資或政府背景航母級基金部落的出現，勢必對私募基金行業的“原住民”——原生態的市場基金帶來各種沖擊，并正在引發整個私募基金行業格局和生態的重大變化，反映在募資渠道、投資者構成、資產配置策略、退出安排及路徑等方面。

　　當然，我國基金行業也需要與時俱進，突破不必要的限制，敞開胸懷擁抱國資基金化運作。

　　我堅信，只要我國啟動史詩級資本端供給側結構性大改革，并輔之以堅決的落地實施，就完全可以邁過腳下的坎，爬過眼前的坡，成功闖關經濟大考。總之，我對中國未來保持樂觀，堅持看多、做多中國。中國的明天值得加倉，甚至重倉。

　　（作者系上海國盛資本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