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1日,國際貿易的“最高法院”——世貿組織上訴機構將遭遇成立近25年的首次停擺危機。
自去年以來,WTO上訴機構只有三名法官:來自中國的趙宏,來自美國的格萊漢姆和來自印度的巴提亞。
格萊漢姆和巴提亞的任期將于12月11日結束,趙宏的任期將于2020年11月底截止。
11日以后,WTO上訴機構將因只剩趙宏一名法官,低于三名法官的基本要求,被迫停止運轉。
在過去的兩年,WTO成員一直在努力避免這種情況發生,并先后29次提出啟動上訴機構新法官遴選程序,以填補已經空缺和即將空缺的法官席位。
美國動用了29次“一票否決權”加以阻撓。在11月22日WTO爭端解決機構例會上美國照例否決117個成員的提議后,世貿組織上訴機構停擺已成定局。WTO總干事阿澤維多日前發出警告:世界經濟有可能就此倒退回“叢林法則”時代。
過去從未出現過的體制困境現在擺到了所有WTO成員面前。在國際貿易的約束機制被削弱后,國際貿易是否會從“規則主導”退化到“力量主導”的時代?今后如何維持國際貿易秩序?
美國的一票否決權并非都來自“力量”
過去兩年在遴選上訴法官上的角力,是一場美國與其他上百個國家和地區成員之間的對抗。除美國外,基本沒有一個成員希望上訴機構停擺。因為沒有仲裁勢必導致國際貿易的信用成本大大增加。
但美國以一己之力對抗了其他成員的意志。這種局面的出現,似乎反映了美國的“力量”。但實際上,是美國鉆了WTO遴選上訴法官協商機制的空子的結果。
WTO的權重按照成員的進口值估算。目前美國的進口值占22%居第一位,中國占20%居第二位。假如按權重行使權力,美國沒機會29次成功阻撓多數成員的提議。
但在遴選上訴法官上,WTO為公平起見,實施的是164個成員全部同意,7名上訴法官才可上崗的程序。也就是說,理論上每一個成員都有“一票否決權”。當然,由于國際貿易大國的貿易額占比高,所以貿易大國的發言權客觀更大一些。
特朗普政府充分利用了WTO遴選上訴法官程序的平等規則,并啟用了貿易談判代表萊特希澤操盤,實施了對WTO上訴機構的解構工程。
萊特希澤曾在美國鋼鐵業工作多年,目睹了美國鋼鐵業的凋零,對國際貿易規則有職業般的不信任,所以對WTO上訴機構的效率和定位等提出質疑,這是美國作梗的主要借口。
資料視頻。今年8月,特朗普稱,如有必要,美國將退出世界貿易組織。新京報我們視頻出品。
WTO成員有應急替代方案
在WTO上訴機構停擺后,一個現實問題將很快浮現出來:誰來主持國際貿易仲裁?
WTO其他成員有不同的應急替代方案。一種是啟動臨時仲裁程序,將無需上訴法官做出最終裁決的初裁結果視為最終裁決,爭訟各方遵照而行。這一替代方案的好處是可以立刻實行,目前在歐盟、加拿大和挪威之間已達成共識。未來很可能有其他WTO成員也加入進來。
另一種方案是對上訴機構實行架構改革,提高案件審理效率。中國曾多次與歐盟等成員提出過改革方案。
按照去年12月中國與歐盟提出的改革方案,重點包括為離任的上訴法官設立過渡機制,離任上訴法官需完成其任期內未完成的未決案件審理;如果訴訟各方沒有就延期達成一致,應在90天內完成上訴程序的調整和工作安排;將上訴法官從7人擴大到9人,由目前的兼職改為專職以保證獨立性,上訴法官離任前不遲于6個月啟動遴選程序等等。
架構改革方案的重點是回應美國訴求,避免上訴機構癱瘓,同時推動WTO機制局部改革。但由于立場與美國相距甚遠,雙方無法達成共識。
特朗普政府“主動去美化”是危也是機
特朗普政府有意作梗并導致WTO上訴機構停擺的目的很明確:壓制多邊機制,用雙邊機制取代。這是特朗普上臺以來表現出來的強烈嗜好。在雙邊機制里,美國可以依靠相對優勢獲得談判利益和更多的貿易利益。
但即使美國能從雙邊談判獲得一些貿易附加利益,代價也很昂貴。這是一種用積攢多年的國際信用資本交換美元的方式,長期看對美國并不一定有利。
美國是賠是賺是他們自己的事。而對其他WTO成員來說,特朗普政府在多邊機制里“主動去美化”固然是“危”,但同時也是“機”。
具體而言,就是多邊機制現在面臨一次在美國阻撓下驗證組織能力的考驗。從這個角度看,臨時仲裁程序、WTO上訴機構改革能否走得遠,將是一次機會測試。
實際上,不僅是國際貿易機制,在其他國際合作領域,今后一段時間內可能都會面臨單邊主義的直接的考驗。無論我們是否情愿,這都是今后必然要回答的考題。
徐立凡(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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