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疫情熔斷的消費卡:高者10萬元打水漂 違約潮將至？

　　被疫情“熔斷”的消費卡：高者10萬元打水漂，違約潮將至？

　　財經五月花 財經記者 張穎馨

　　“有急事需借5000元，一個月后歸還，可否？”看到在聚會中剛認識的朋友發來這樣一條微信，王雨以手頭無流動資金為由，迅速婉拒了對方。

　　換個場景，王雨走進一家新開業的美發店，面對Tony老師“充值5000元，立享3折優惠”的誘惑，她心動了，隨即辦理了一張Vip會員卡。

　　上述兩個場景均發生在半年前、均是面對不熟悉的人，但王雨的行為方式卻截然不同。“選擇前者，我的錢‘打水漂’的風險比較大，而后者有實體店，且能給我帶來看得見的、更大的實惠。”王雨仔細盤算了一番，原價1200元的頭發燙染，辦卡后只需400元，一年下來，能節省不少。

　　她沒有想到，那些看得見的實惠背后，早已潛藏了不少看不到的風險。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王雨辦卡的理發店自春節前就暫停營業，但近日理發店門口卻掛出一張招租通知。據房東透露，理發店已有兩個月沒有繳納房租，且老板、員工均已聯系不上。

　　“雖然之前也經常聽說健身房、理發店等機構跑路，但當初看著這家店裝修、員工都不錯，完全沒考慮會發生這些問題。”剔除掉此前消費，王雨的理發卡中尚有4000余元。最初看似劃算地省下800元，如今卻付出5倍的代價。

　　被疫情“撲倒”的中小微企業正將陣痛傳遞給消費者。有媒體引述“天眼查”的數據顯示，因遭受疫情打擊，第一季度就有超過46萬家企業倒閉，其中逾三分之一營業不足三年。

　　業界人士認為，消費卡雖然表面是負債形式，但其本質就是向不特定多數人募集資金，卻又不受金融監管，一旦風險集中爆發，危害恐怕不亞于網貸平臺跑路。

　　從精打細算到10萬元打水漂

　　當下，與王雨有著同樣遭遇的人并不占少數。在北京一家廣告公司上班的林霏突然發現，此前每周準時“問候”自己的美容院阿姨，近期不再主動發送微信。林霏原以為是疫情期間無法營業導致溝通減少，但當她近日主動微信詢問對方營業時間，才發現自己已被對方刪除。

　　想到自己去年底剛充值的10萬元，她趕緊來到這家位于五環外的美容院，但這里早已人去樓空。據林霏透露，她平常會在這家美容院做一些中藥灸調理，但多個部位調理費用加起來不便宜。正好去年底有充值活動，相當于在平常價格上打了5折-6折，于是分次累計將10萬元轉至對方賬戶，并拿回一張工本費不到20元的會員卡。

　　“心也跟著涼涼了，不敢告訴家里人。”有了美容院的跑路“前例”，林霏愈發不安，因為在她錢包里躺著的，并非只有一張美容院卡。

　　健身卡、美發卡、美甲卡、餐飲卡、英語培訓卡……林霏逐一與對應的發卡商戶聯系，確認對方是否“跑路”。此時她才意識到，近年來，自己已不知不覺地辦理了近20張的各類消費卡/會員卡，卡內余額從幾百元到幾萬元不等，疊加起來竟已超過30萬元。

　　林霏不敢再細想，若這些商戶都“跑路”或者出現其他問題，自己將面臨多大的損失。她也第一次意識到，這種通過提前預存現金獲取折扣優惠的方式，看似在精打細算地過日子，實則行走在刀尖。

　　林霏手中的各種“消費卡”、“會員卡”，用更專業的術語來說，都屬于“預付卡”，后者是發卡機構以盈利為目的，通過特定載體和形式發行的，可在特定機構購買商品或服務的預付憑證。其中，商業預付卡可劃分為單用途預付卡和多用途預付卡。

　　二者的區別主要在于，多用途預付卡由中國人民銀行監管，發卡企業需支付業務許可證；單用途預付卡則由商務部監管，依據2012年制定發布的《單用途商業預付卡管理辦法（試行）》（下稱《管理辦法》），發卡企業應在開展單用途卡業務之日起30日內向各級商務部備案。

　　從使用范圍看，單用途商業預付卡（下稱“單用途卡”）僅限于在本企業或本企業所屬集團或同一品牌特許經營體系內兌付貨物或服務的預付憑證，包括以磁條卡、芯片卡、紙券等為載體的實體卡和以密碼、串碼、圖形、生物特征信息等為載體的虛擬卡。比如電商平臺儲值卡、超市卡、美容卡、健身房卡、教育機構培訓卡等，均只能在發卡企業內部使用，因此屬于單用途預付卡。

　　近年來，企業通過發行預付卡實現資金回籠，消費者則通過預存資金的形式獲得更大力度的優惠，這種看似一舉兩得的方式大受市場歡迎，花式“消費卡”層出不窮，風險的火種亦隨之埋下。

　　違約潮將至？

　　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使得風險的火種被逐步點燃，甚至蔓延到更多的個體身上。

　　據林霏透露，與她在同一家美容院踩坑的消費者不在少數。從目前已組建起的微信維權群來看，群內成員達到百余名，損失最高者達到幾十萬元，最低者也是萬元起步。

　　《財經》(博客,微博)記者在微博、論壇、QQ等社交平臺搜索發現，疫情期間，不僅僅是上述提及的健身房、理發店、美容院，包括部分洗衣店、餐飲店、汽車保養店、教育培訓機構等，均出現倒閉或者跑路的情況。

　　“先是以近期無法使用消費卡內余額為借口，強制要求現金支付，后來消費者提出抗議，店主直接消失，門上貼著‘我需要靜靜’。”家住西南地區的一名消費者告訴《財經》記者，因為經常請客戶吃飯，于是在單位附近的餐館辦理了消費卡，充值6000元送500元，沒曾想店主如今卷款玩消失。“我都懵了，究竟是誰需要靜靜？”

　　但店主們也有自己的無奈。一名理發店店長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其在北京五環處的門店，每年僅房租等成本支出就達到50萬元左右，目前已近3個月無進項，按照之前的營收情況，每個月只有達到10萬元的流水才不會虧損。“我們還沒有開始營業，即便營業，又能來幾個客人？周圍已經有理發店跑路，目前只能硬撐著，多撐一天是一天。”

　　疫情對中小微經濟體的沖擊正在顯現。有媒體引述“天眼查”的數據顯示，因遭受疫情打擊，第一季度就有超過46萬家企業倒閉，其中逾三分之一營業不足三年。

　　此前，清華、北大聯合調研了995家中小企業生存現狀。數據顯示，如果不開工，34%的企業只能維持1 個月，17.91%的企業能維持3個月，僅9.96%的企業能維持6 個月以上。

　　盡管國家出臺了多項扶持政策緩解中小微企業生存困境，但依然有很多微小企業主/個體經營戶在疫情沖擊波中倒下。這其中的不少機構，便是“消費卡”的發行方。

　　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據《財經》記者了解，這些機構此前已存在一定程度的經營不善、資金流緊缺等問題。

　　“單用途預付卡的設計初衷是好的，在實踐中也確實起到加快銷售、便利支付、刺激消費等作用。然而時過境遷，隨著互聯網商業模式在線上線下的大行其道，越來越多的企業走上一靠資本二靠流量的經營之路，單用途卡的作用也日益扭曲為支持擴張的融資工具。”北京市網絡法學研究會副秘書長車寧認為，“消費卡”早已問題纏身，投訴叢生。

　　根據《2019消費者滿意度分析報告》，在2019年前三季度投訴中，服務類投訴占比為54.03%。其中，預付費產品尤為突出，集中在文化、娛樂、體育等領域。

　　為何單用途預付卡領域會頻現亂象？車寧告訴《財經》記者，主要原因在于監管格局尚不完善。根據《管理辦法》，發卡企業應向其工商登記注冊地省、市或區、縣人民政府商務主管部門備案。但備案不同于審批，一方面更強調事后追查而非事前控制，另一方面更側重信息記錄而非資質管理，其執行的寬嚴與否也更多依賴于具體的機構甚至個體，這種規制方法明顯與其風險對象不相匹配，客觀上給企業以很低的違法成本。

　　備案在一定程度上流于“形式”，最直接的風險便是消費者的資金流向難以監測。據多名金融行業從業者透露，雖然《管理辦法》要求對資金進行存管，但現實情況是，資金監管僅適用于集團發卡企業、品牌發卡企業、規模發卡企業，那些服務更廣、數量更多、風險抵御能力更差的發卡企業卻被忽視。

　　本就沉疴在身，疊加疫情影響，單用途卡的風險急劇擴大。部分行業人士擔憂，是否會出現單用途卡違約潮？

　　形勢不容樂觀。一名接近地方金融監管的行業人士直言，市場并沒有意識到其中存在的風險。這種“消費卡”存在的問題很大，雖然表面是負債形式，但其本質就是向不特定多數人募集資金，卻又不受金融監管。相比此前的網貸平臺跑路，單用途卡風險一旦爆發，危害恐怕有過之而無不及。

　　“若疫情無法根治而向季節性流行病方向演化，導致客流的常態化減少，這將沉重打擊消費尤其是線下消費的預期，甚至帶來消費行業的結構重整。在這一過程中，發卡企業或是無法堅持退出市場，或是違約變相提高價格，這些都可能誘發單用途卡違約潮的爆發。”車寧表示。

　　統計之外，風險敞口有多大？

　　更多的焦點則集中在，究竟有多少企業/商戶在發行單用途卡？單用途卡的風險敞口又有多大？

　　中國支付清算協會發布的《中國支付產業年報2019》顯示，截至2018年底，從事預付卡業務的機構數量為149家，其中商業預付卡類機構123家，公交一卡通類機構14家。與此同時，144家預付卡機構合計發卡2.25億張，發卡和充值金額合計785.12億元。但需要注意的是，這些數據并不包含單用途卡。

　　“單用途卡更加傾向于單獨場景，企業可以獨立發行，涉及到不同行業，很難去做這樣的一個數據統計。”易觀支付分析師王蓬博告訴《財經》記者。

　　《財經》記者查詢多地商務局/商務委員會（下稱“商委”）官網，發現各地對單用途卡發卡企業的管理存在差異。比如以披露最新發卡企業數量這一數據為例，截至2020年1月21日，北京、廣州兩地單用途發卡備案企業數量分別為182家、54家。上海的這一數據則停留在2019年3月27日，對應的企業數量為378家；而部分城市則未披露相關數據。

　　另據林霏透露，其手中持有的“消費卡”、“會員卡”發卡企業，均不在北京披露的企業名單之內。

　　上述統計數據之外，單用途卡究竟有多大的風險敞口？“由于長期處在監管缺位的狀態，單用途卡的風險敞口難以測算。”上述接近地方金融監管的行業人士向《財經》記者表示，更麻煩的地方在于，雖然單用途卡是由商委牽頭，但后者僅負責卡管理這部分，其他的問題鞭長莫及，中間又涉及到很多部門和環節。一旦單用途卡發行機構大面積跑路，不僅會打擊消費者信心，而且其引發的風險處理起來肯定比P2P麻煩。

　　王蓬博直言，要整治單用途卡，存在不少現實難題。從監管角度來看，各種小店較多，執法難度相對較大，監管往往無法觸及。而一定的成本投入（時間、金錢等），或又導致消費者采取維權措施的動力不足。

　　依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經營者以預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務的，應當按照約定提供；未按照約定提供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履行約定或者退回預付款，并承擔預付款的利息。如果無法與經營者協商解決，消費者可以向有關行政部門投訴，也可以到法院提起訴訟，依法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民事訴訟確是維權途徑之一，但正常情況下，本就已損失幾千元，若還要花費大量時間和額外的費用，甚至需要請律師等等，消費者會感覺得不償失而放棄提起訴訟。”長安律師事務所金融證券部副主任陳科告訴《財經》記者。

　　如何才能有效堵住風險敞口？在車寧看來，需要進一步完善立法。單用途卡風險的真正化解還有賴于頂層設計的優化，而在立法的過程中，所要關注的內容前期都已明確，關鍵在于方式和節奏。

　　“眼下應該進一步加快地方尤其是單用途卡使用程度較高地方的立法，層級上要達到省級地方性法規，內容上要覆蓋卡管理的各個方面尤其是前期不足的規范對象、監測機制等。在地方性法規和行業自律規范的基礎上，中央有關單位也應盡快更新相關制度內容，提高立法位階，打通與金融、消保、價格、反不正當競爭-反壟斷等規制的銜接，同時健全單用途卡的日常監管協調機制和風險處置機制。“車寧說。

　　消費者的自我保護意識亦亟需加強。王蓬博強調，一方面，加強工商備案及檢查時的管理力度；另一方面，消費者也需增強自我保護的意識。

　　“說到底就是不要去貪小便宜。”多名金融行業人士提醒，消費者要盡量避免充值大額資金預消費，雖然看似充得越多越便宜，但如果機構跑路，最終便會得不償失。如果一定要進行充值，務必結合自己的消費頻率和風險承受能力，將充值額度控制在合理的范圍內。

　　回到文初的場景，同樣是面對陌生人，王雨卻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應對方式，深究其原因，主要是其缺少對消費卡風險的清晰認知。她未曾想過，“理發店們”贈送的禮物，早已在暗中標好了價格。

　　（應受訪者要求，王雨、林霏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