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貨滿滿！關于經濟、股市、金融，周小川、肖鋼、朱民今天這么說...

來源：券商中國 21世紀經濟報道

導讀：2020年注定是要載入史冊的一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全球經濟陷入低迷狀態。

在全球一體化時代，如何在管控疫情的同時盡可能降低其對經濟的傷害，防止疫情的短期沖擊造成經濟的長期低迷，成為全世界的難題。

看看周小川、肖鋼、朱民等怎么說。

5月16日，以“金融戰疫，共克時艱”為主題的2020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特別策劃在線上盛大開幕，全球政、商、學界精英云端相聚，共同探討疫情之下的經濟影響及復蘇策略。

中國金融學會會長、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名譽院長周小川，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原主席肖鋼，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原副總裁朱民等發表主旨演講，分享他們對“新冠疫情對全球及中國經濟的影響”的真知灼見。

中國金融學會會長周小川：

貨幣政策要注意節約彈藥

下面來看周小川發言要點：

1、新冠疫情和以往的危機是有不同的，以往出現危機往往是由經濟因素傳導到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引發金融機構出問題、金融市場出問題。而這次主要是對中小企業的沖擊，對就業產生影響，這個現象在其他有些國家可能更加明顯。

2、過去金融機構和金融體系的建設以及市場化改革，是針對常規經濟運行情況的，也考慮針對金融危機的情況。但對新冠疫情這種特殊的情況，實際上沒有太多的思想準備和研究方面的準備，因而傳導機制還不夠有效，執行機制還有所欠缺，因此我們可能需要在多方面加強研究。

3、根據過去的經驗，遇到這種情況我們首先需要有原則明確的機制設計，從而使這個機制能夠得到落實、能夠執行到基層。這中間，包括一些針對受疫情影響特別大的相關行業政策，也應該進一步能夠明確，以便金融機構能夠執行。

4、金融機構除了平常的運行機制以外，還應該考慮加強應急功能，從而能在應急過程中，比如在應對新冠疫情這種應急事件過程中，推進目標和原則的明確化。此外，還要有一個損失承擔機制。損失承擔機制越明確，執行就會更加有力。同時，還應該設計足夠好的激勵機制，畢竟經過這么多年市場化的改革，金融體系是面向市場的，需要通過金融激勵機制，而不僅僅依靠號召或者是行政命令來執行。此外，檢查和監管機制也要相應跟上。

5、我們也有很多創新業務出現在政策性機構和開發性機構，比如棚戶區改造、助學貸款、支持金融危機中的相關行業等。如何用好政策性金融機構和開發性金融機構還是一個未完成的課題。助學貸款，過去開發性銀行使用的辦法實際上是批發，也就是說，盡管它自己沒有基層的信息優勢，沒有落實到基層的傳統和特長，但它也可以通過作為批發性機構來把這件事做起來。

6、商業性金融機構在執行政策方面并不是完全不能做的，例如就金融政策來講，像反洗錢、反恐融資、現金管理、外匯管理，還有一些中小金融機構出了問題，需要別的金融機構去幫助監管和救助。這些實際上都是帶有政策性的內容，都是和商業性金融機構自身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的內容，如果設計得好，他們在這些方面也能夠做好。

7、在應急情況下，第一是要把目標和原則、政策的尺度設計得更加明確、清晰，盡可能地詳盡，能夠分解，也能夠進行檢查和監督。第二是設計有效的激勵機制，通過市場的激勵機制使它能夠實現地更好。第三就是風險承擔機制，特別是最終損失的承擔機制。對于最終損失需要有鑒別，也需要有明確的承擔，包括需要有兜底的政策，這樣的話，就能夠使得現有的商業性金融機構在抗擊疫情中有更加明確的政策指引，使得他們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

周小川表示，新冠疫情發生以來，中國已經出臺了相當多的有關宏觀政策和金融體系方面的政策來應對疫情。在流動性和價格機制上貨幣政策出拳及時并且很有力度，當中有一部分是克服疫情提振總需求的政策，也有一部分實際上是代行救助的功能，應該說總體效果是不錯的。

周小川認為，社會上對金融體系的期望值也是比較高的，提出了希望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更加有效，對于受疫情沖擊的中小企業化個體救助能夠更加精準，更加有針對性，同時也要注意節約彈藥，防止后續產生的副作用。

在周小川看來，新冠疫情和以往的危機是有不同的，以往出現危機往往是由經濟因素傳導到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引發金融機構出問題、金融市場出問題。而這次主要是對中小企業的沖擊，對就業產生影響，這現象在其他有些國家可能更加明顯。

他表示，應該說，我們過去金融機構和金融體系的建設以及市場化改革是針對常規經濟運行情況的，也考慮針對金融危機的情況，但對新冠疫情這種特殊的情況，實際上沒有太多的思想準備和研究方面的準備，因而傳導機制還不夠有效，執行機制還有所欠缺，因此我們可能需要在多方面加強研究。

周小川（圖片來源：主辦方供圖）

其中一個是如何使金融市場和金融行業更多的對接財政政策。周小川認為，財政政策在這時候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但是我們也知道，財政政策的傳導機制也是不夠充分有效和順暢的，過去主要依靠的辦法是將財政資金層層分解，在這個過程中也往往會發生一些截留、挪用，而我們現有的金融機構應該說和基層還是有緊密聯系的，因此可以盡可能的利用并創新方式，使金融體系更好地服務于克服疫情。

他進一步表示，當然了，不管是財政政策還是金融政策，都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有效，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把資金都完全用在刀刃上，這種過高的期望值是不現實的。另外，我們也不可能逆市場化改革來推進有關政策。此外，我們也要注意到，金融機構在支持克服新冠疫情的過程之中，是否會產生一些金融資產質量以及金融市場效率方面的問題，以至于會不會導致新的金融市場混亂和金融危機，這也是需要加以研究的。

周小川表示，總的來說，我們是需要更加能夠接地氣的金融服務，也就是能夠更加接觸到基層實體經濟的政策落實和執行的這種機制，包括剛才提到的需要更好的對接財政政策，畢竟因為新冠疫情帶來的問題，除了總需求、供應鏈等等問題以外，它還包含了有較多需要救助的這種功能。

證監會原主席肖鋼：

如何釋放我國超大規模市場潛力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以后，對全球的經濟帶來了嚴重的沖擊。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4月份發布的報告，這個報告預計這場疫情沖擊將會導致今年全球經濟萎縮3%。主要的發達經濟體的GDP跌幅預計都會達到5%到10%，可以說成為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糟糕的一個經濟衰退。各個國家應該說在短時間內采取了一系列的大規模的救助，紓困，和復興經濟的政策措施。

在肖鋼看來，應對這場疫情，中國有獨特的優勢，那就是我們具有超大規模的市場潛力，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從勞動力的數量來看，中國8億多的勞動力數量超過了所有發達國家勞動力之和。盡管我們也面臨老齡化的挑戰，但是總體而言在未來的若干年，我國青壯年的人數，是遠遠多于其他國家的總和的，而且未來90后的青壯年在我們整個經濟生活當中會發揮越來越中堅的作用。

肖鋼（圖片來源：主辦方供圖）

制造業增加值方面，我國現在達到了4萬億美元，等于美國、德國和日本三國之和。我們是一個制造業大國，將要邁向制造業強國，我們的工業產品門類齊全，覆蓋了所有的行業，應該說是一個具有全產業鏈的制造業體系，當中還有多項產品是世界第一，生產的產量是世界第一。

從金融市場規模來看，我國的股市、債券市場和私募股權市場，這三個市場的規模都居于全球的第二位。我國的國民儲蓄率高達47%，領先全球主要的經濟體，遠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再加上有充足的外匯儲備（現在外匯儲備超過3萬億美元，占全球外匯儲備的28%），國有企業的資產總額達到210萬億，國有的金融體系資產總額也達到264萬億。

肖鋼進一步補充道，“特別是中國經濟發展還有一個韌性，就是我們的內部差異比較大，也就是說東中西部不平衡的狀況還是比較大。發展不平衡的狀況本身就是具有一個收斂的效應，這個對經濟發展增強我們國家經濟發展的韌性，擴大我們的回旋余地，它本身是個優勢。”

清華大學朱民：

中國股市表現優于全球其他股市

今年1月底全球股市出現一次小的下滑后，又在2月、3月接連出現下跌。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原副總裁朱民表示，全球股市下跌是市場對疫情的反應。

朱民表示，在這個節點上，各國的央行開始大規模的出臺流動性支持，這也是史無前例的，不但是流動性而且直接的購買國家債券、購買資產切入金融體系發放貸款進入銀行中介業務，給市場很大的提振。所以，市場在流動性穩住后開始反彈。在這個反彈的過程中，股市估值也開始恢復。

朱民（圖片來源：主辦方供圖）

在朱民看來，中國的股市相對好一點，中國的股市表現優于世界上所有的股市。

一方面，我們進入疫情比較早，央行2月份就開始提供流動性，充裕的流動性市場穩住了企業。另一方面，中國大規模的財政支持和貨幣政策支持，企業開始復工。而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今年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是1.2%，表明中國經濟在第三季度開始反彈，今年經濟增長有望朝3%的目標前進。這就是一個了不得的成績。

中國的經濟明年會繼續強烈反彈，經濟增長強勁，特別是高科技的投資在科技、醫療等等企業的帶動下，外資進入中國。所以，中國股市相對表現要優于世界其它的股市。但是，中國股市是世界股市的一部分，當世界股市面臨繼續波動和調整的時候，中國股市也會有波動和調整。

陸磊點題今年重點為金融治理，提中國財政職能金融化而非財政赤字貨幣化

“金融治理體系建設不是目標，而是新時代金融體系穩健運行的保障條件。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不是樣板，并不能讓金融體系收益最大化，但卻可以使我們在目前的信息和知識結構下實現資源配置和風險管理的交易成本最小化。”5月16日，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陸磊在2020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上如此表示。

陸磊（圖片來源：主辦方供圖）

陸磊認為，2019年是推進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治理的重要窗口期。“把主題聚焦到金融治理是因為，當我們通過若干年的努力，把涉及金融領域的微觀和結構性問題進行了系統性梳理后，金融體系韌性得以明顯上升，那么，治理將成為應對各種系統性考驗的最后一塊拼圖。可以說，當且僅當我們建立并完善現代化金融治理，良好的金融機構和市場體系才可能發揮資源配置和風險管理功能。”

陸磊同時表示，加快構建市場化、法制化、國際化的現代金融治理體系是一項系統工程。

一是應完善市場化的現代金融治理體系。市場化的核心就是要推進要素市場化和機構市場化改革，包括深化利率市場化改革，有序推進存量浮動利率貸款定價基準轉換，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等。

二是需完善法治化的現代金融治理體系。“當前我國正處于金融業快速發展時期，金融創新活躍，打破了金融與實體，線上與線下，境內與境外，銀行、證券與保險等傳統邊界，提高了金融配置效率，但是也同時不可避免的帶來了金融監管套利、監管空白、跨市場套利、脫實向虛和融資難融資貴等問題。” 陸磊直言道。

三是完善國際化的現代金融治理體系。“我們積極穩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和資本項目可兌換，大力推進‘放管服’，促進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這些政策的本質是通過持續降低實體經濟交易成本，以對沖已經出現的逆全球化和民粹主義所提高的全球經濟交易成本，在維護中國實體經濟全球競爭力的同時成為推動全球經濟健康發展的積極力量。”陸磊分析道。

對于今年的經濟形勢，陸磊認為，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面臨著2020年乃至今后一個時期金融領域深刻調整的考驗。其指出，以2020年為分界，新冠疫情對我國形成了短期急劇的需求和供給雙重沖擊和中期的全球性需求沖擊。從金融看，由于金融是快變量，金融市場反應是第一波，明顯快于實體經濟。同時各國政府通過總量和結構性政策管理短期沖擊，金融市場經過了前一階段令人震驚的調整以后逐步反彈。其中的根本原因是：金融市場指標永遠受實體經濟表現和流動性的雙重共同塑造。

其表示，我們越來越相信：金融市場是經濟和政策的雙重晴雨表。從實體來，未來世界經濟和中國面臨的最大風險是來自需求，這是因為，疫情正在改變人們的消費偏好——比如，奢侈品與必需品、實物商品與服務之間，正在改變著生產方式和要素組合——比如說在自建與采購。我們可以初步判斷，需求結構和供應鏈調整都將反應為不同程度的有效需求不足。我想這是為什么我們觀察到國際組織普遍認為全球面臨自大簫條以來全球經濟面臨的最大沖擊在今年。

對此，陸磊建議外界應認識到，第一，金融治理體系建設不是目標，而是新時代金融體系穩健運行的保障條件。第二，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不是樣板，并不能讓金融體系收益最大化，但卻可以使我們在目前的信息和知識結構下實現資源配置和風險管理的交易成本最小化。

陸磊表示，面對新挑戰需要新思路。

首先，貨幣發行的規則條件和紀律約束是否需要新共識。貨幣是總閘門，系統性風險是總關口。把住總關口，必須有力有效調節總閥門。

第二，金融監管如何實現投資者保護、金融創新和金融機構穩健運行之間的平衡。其指出，從制定“資管新規”起，這一命題一直是對治理能力的巨大考驗。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吃過不少虧。吃虧的原因還是在于市場化、法治化深度不足。金融市場化必須堅持投資者適當性管理和持牌經營；金融法治化，必須堅持契約精神。在2019年我們已經做了很多努力，但市場化法治化建設仍然任重道遠。

第三，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如何進一步優化組合。經過多年探索，中國實際上已經完成了一個重要的創新性政策設計，財政職能的金融化，而非財政赤字的貨幣化；其好處在于金融部門通過市場機制實現了具備正向激勵的資源配置，同時貨幣發行的紀律性得到了保障。

以下是周小川演講全文

周小川：需要更加能夠接地氣的金融服務，明確損失承擔機制

很高興再次參加清華的論壇，我主要是講一下希望加強金融研究使得金融體系能夠更有針對性的應對新冠疫情。其實我也沒有太多的研究，主要希望作為開場白講一下，希望引起大家對有關挑戰和研究的重視。

中國已經出臺了相當多的有關宏觀政策和金融體系方面的政策來應對疫情，這中間有很多創新，大家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取得了相當好的成績。首先是在流動性和價格機制上貨幣政策出拳及時并且很有力度，當中有一部分是克服疫情提振總需求的政策，也有一部分實際上是代行救助的功能，應該說總體效果是不錯的。

但是社會上對金融體系的期望值也是比較高的，提出了希望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更加有效，對于受疫情沖擊的中小企業和個體救助能夠更加精準，更加有針對性，同時也要注意節約彈藥，防止后續產生的副作用。

我們也聽到一些認為需要改進的意見，比如說有些企業和個體應該能夠獲得金融支持，但是他們沒有拿到，或者說拿到的數量還不夠；也有一些意見說，看到有一部分錢還是進了資產市場，對此也有所擔憂；再有，也有一種觀察說，有一部分資金在金融機構之間產生空轉，未能充分落實到實體經濟中去。?

這些說法我認為都有一定的道理，同時也表明大家希望金融企業界能夠發揮更大更好的作用。當然，同時也有一部分意見擔心，寬松的流動性有可能在未來也會產生一定的副作用，另外也可能會有一部分“搭便車”的現象，也就是說有一部分企業和金融機構原本他們自身有一定的問題，已經陷入了困境，但他們也可能借機說是新冠疫情引起的，那么是不是也應該對他們進行救助？

這次疫情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在歷史上很少有可以借鑒的經驗，但也不是說一點可參考的素材都沒有。我記得，在2003年“非典”的時候，我們也有過類似的金融政策和流動性的支持，但是確實也會看到，會有一些不希望的現象發生，其中一條可能是資金進入資產市場。所以在2003年6月份的時候，人民銀行出臺了一個“121號文件”，主要是要適當限制對于房地產市場的貸款。

當時有一種現象叫做“炒樓花”，意思是這個樓房還沒有封頂呢，作為期貨已經炒了好幾次了。在2003年秋天，人民銀行又提高了存款準備金一個百分點，主要原因也是看到信貸擴張非常快。到2004年4月的時候，社會上對于擴張過快有非議，致使當時的監管機構到4月最后一個禮拜臨時凍結了最后的貸款，引起了社會上的一些振動。??

總之，這些都是在需要考慮的范圍之內，是我們需要研究的題目。畢竟來說，新冠疫情和以往的危機是有不同的，以往出現危機往往是由經濟因素傳導到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引發金融機構出問題、金融市場出問題。而這次主要是對中小企業的沖擊，對就業產生影響，這現象在其他有些國家可能更加明顯。

應該說，我們過去金融機構和金融體系的建設以及市場化改革是針對常規經濟運行情況的，也考慮針對金融危機的情況，但對新冠疫情這種特殊的情況，實際上沒有太多的思想準備和研究方面的準備，因而傳導機制還不夠有效，執行機制還有所欠缺，因此我們可能需要在多方面加強研究。

金融機構還應該考慮加強應急功能

其中一個是如何使金融市場和金融行業更多地對接財政政策。

確實，財政政策在這時候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但是我們也知道，財政政策的傳導機制也是不夠充分有效和順暢的，過去主要依靠的辦法是將財政資金層層分解，在這個過程中也往往會發生一些截留、挪用，而我們現有的金融機構應該說和基層還是有緊密聯系的，因此可以盡可能地利用并創新方式，使金融體系更好的服務于克服疫情。

當然了，不管是財政政策還是金融政策，都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有效，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把資金都完全用在刀刃上，也不會發生截留、挪用，這種過高的期望值是不現實的。

另外，我們也不可能逆市場化改革來推進有關政策。此外，我們也要注意到，金融機構在支持克服新冠疫情的過程之中，是否會產生一些金融資產質量以及金融市場效率方面的問題，以至于會不會導致新的金融市場混亂和金融危機，這也是需要加以研究的。

我們說，機制設計、體制改革都是在進程中不斷完善的。根據過去的經驗，遇到這種情況我們首先需要有原則明確的機制設計，從而使這個機制能夠得到落實、能夠執行到基層。這中間，包括一些針對受疫情影響特別大的相關行業的政策，也應該進一步能夠明確，以便金融機構能夠執行。

另外，金融機構除了正常的平常運行機制以外，還應該考慮加強應急功能，從而能在應急過程中，比如在應對新冠疫情這種應急事件過程中，推進目標和原則的明確化。此外，還要有一個損失承擔機制。損失承擔機制越明確，執行就會更加有力。此外，還應該設計足夠好的激勵機制，畢竟經過這么多年市場化的改革，金融體系是面向市場的，需要通過金融激勵機制，而不僅僅是依靠號召或者是行政命令來執行。此外，檢查和監管機制也要相應跟上。

總的來說，我們需要更加能夠接地氣的金融服務，也就是能夠更加接觸到基層實體經濟的政策落實和執行的這種機制，包括剛才提到的需要更好的對接財政政策，畢竟因為新冠疫情帶來的問題，除了總需求、供應鏈等等問題以外，它還包含了有較多需要救助的這種功能。

政策性銀行需要徹底明確損失承擔機制

應該說，中國跟其他國家相比，我們有一個自己的特點，就是說我們在90年代金融改革的時候，成立了政策性銀行。后來我們又把銀行體系分為了三個方面，一個是政策性銀行，一個是開發性銀行，一個是商業銀行。其實對于什么是政策性銀行，什么是開發性銀行始終都是有爭議的。雖然說前兩年我們也發了文件作了規定，但是這個說法還不是那么令人信服，還是有一些“夾生飯”的感覺。

金融機構已經在這次新冠疫情中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延長貸款期限、延期付息、減債、重組、降成本等等。但是我們說，還是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從資金上來看，如果有政策需求的話，中國既然有政策性銀行，或者再加上有國開行，應該可以承擔一些抗擊疫情的政策性業務。但是我們回想到，從90年代成立政策性銀行，包括后來轉軌的開發性銀行，在功能設計上都不是按照這種應急政策要求所設計的，也就是說他們都是按領域分的。

為了防止政策上的口子開了以后收不住，所以限制它們只在此領域中作業，不允許擴大。但實際上這種政策領域也沒有一個明確的界限，在過去20年的發展過程中也是不斷地演變，也有的從最開始的設想到現在都已經變成其他的內容了。

確實，中國的政策性銀行和開發性銀行并沒有和基層聯系地特別緊密，他們過去也沒有被允許大量地設置分支機構，因此，如果說這個疫情主要是需要加強對中小企業、對某些個體的支持的話，那么我們現有的政策性銀行、開發性銀行并沒有信息優勢，在執行上也存在著不一定有效的問題。

此外，損失承擔機制始終沒有得到徹底的明確。名義上說，政策性業務是需要政府正式批準才算，其他的都可以按照開發性業務來理解，但政府并不真正兜底。此外他們的監管政策和原則還不夠明確，曾經一度有些人主張適當放寬監管標準，但監管過程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和發生的一些案子，與監管和治理上存在著“可乘之機”是有關系的。

不過，我們也有很多創新業務出現在政策性機構和開發性機構，比如棚戶區改造、助學貸款、支持金融危機中的相關行業等等。因此我們說，如何用好政策性金融機構和開發性金融機構還是一個未完成的課題。在這里提到助學貸款，過去開發性銀行使用的辦法實際上是批發，也就是說盡管它自己沒有基層的信息優勢，沒有落實到基層的傳統和特長，但是它也可以通過作為批發性機構來把這件事做起來。

對商業性金融機構要做好政策性服務功能的激勵機制

關于商業銀行歷來也是有爭議的。市場轉軌過程中，有些是不允許商業銀行做政策性業務的，一方面政策性業務落實起來難，另外商業銀行有自己的商業利益，此外還擔心會出道德風險，擔心出現問題以后，商業銀行會把很多包袱都甩給政府，說是和政府、和政策性業務有關。

當然，我們認為，實際上商業性金融機構在執行政策方面并不是完全不能做的。例如就金融政策來講，像反洗錢、反恐融資、現金管理、外匯管理，還有一些中小金融機構出了問題，需要別的金融機構去幫助監管和救助，這些實際上都是帶有政策性的內容，都是和商業性金融機構自身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的內容，但是如果設計得好，他們在這些方面也能夠做好。

所以我們更加強調的就是，在應急情況下，第一是要把目標和原則、政策的尺度設計的更加明確、清晰，盡可能的詳盡，能夠分解，也能夠進行檢查和監督。第二是設計有效的激勵機制，通過市場的激勵機制使它能夠實現地更好。第三就是剛才說的風險承擔的機制，特別是最終損失的承擔機制。對于最終損失需要有鑒別，也需要有明確的承擔，包括需要有兜底的政策，這樣的話就能夠使得現有的商業性金融機構在抗擊疫情中有更加明確的政策指引，使得他們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

以下是肖鋼演講全文

肖鋼：釋放我國超大規模市場的潛力，將存量資金盤活用好

我想今天給大家分享三個方面的問題：第一個簡要的說一下疫情對全球經濟的沖擊，以及各個國家應對的一些主要的舉措。第二個，我想重點講的就是我們國家的超大規模的市場潛力，應該說是一個獨特的優勢。所以我們無論是當前應對疫情，還是疫情之后我們面臨經濟發展的挑戰，應對經濟發展的挑戰，這都是我們獨有的優勢。最后一個問題就是就如何釋放我國超大規模市場的潛力提幾點看法。

首先講一下第一個問題。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以后，對全球的經濟帶來了嚴重的沖擊。各個國家對新冠患者提供的社會保障的措施，對企業提供的支持，在稅收、社保，還有一些債務的延期支付方面，也包括為公民發放現金或者消費券來幫助他們解困，同時也釋放消費的需求。

我重點要講的就是第二個問題，就是中國應對這場疫情，我們有獨特的優勢，那就是我們具有超大規模的市場潛力。在這個方面，我想我們的超大規模市場表現在哪里呢，有幾個方面：

1.從勞動力的數量來講，中國有超過8億的勞動力的數量，超過了所有發達國家勞動力之和，我們中等收入的人群超過了4個億。據有關資料統計，到2030年中等收入的人群還會翻一倍，我們每年新畢業的大學生超過800多萬。這些都是有知識、有文化的新生勞動力大軍。

我們每年的新出生人口也達到1500萬，每年新出生的人口就會超過1個中等規模的國家。盡管我們也面臨老齡化的挑戰，但是總體而言，在未來若干年，我國的青壯年人數，是遠遠多于其他國家總和的，而且90后青壯年在未來整個經濟生活當中會發揮越來越中堅的作用。

2.我國的制造業增加值現在達到了4萬億美元，等于美國、德國和日本三國之和。因為我們是一個制造業大國，將來要邁向制造業強國。我們的工業產品門類是齊全的，覆蓋了所有的行業，應該說是一個具有全產業鏈的制造業體系。在220多項工業產品當中，我們有多項產品是世界第一，生產的產量是世界第一。

3. 從金融市場規模來看，我國股市、債券市場和私募股權市場，這三個市場的規模都居于全球第二位。我國的國民儲蓄率高達47%，領先全球主要的經濟體，總的儲蓄率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應該說比世界的平均水平要高20多個百分點。再加上我們有充足的外匯儲備，現在外匯儲備超過3萬億美元，占全球外匯儲備的28%。我們現在國有企業的資產總額也達到了210萬億，國有的金融體系的資產總額也達到了264萬億。

4.中國經濟發展還有一個韌性，就是我們的內部差異比較大，也就是說東中西部不平衡的狀況還是比較大。發展不平衡的狀況本身就是具有一個收斂的效應，這個對經濟發展增強我們國家經濟發展的韌性，擴大我們的回旋余地，它本身是個優勢。

將存量資金盤活用好

下一步，在擴大增量方面，特別是城鎮化，還有很大的提升的空間。中國城鎮化率在2018年僅僅為59.2%，應該說，還遠低于發達國家80%的平均水平。過去十年中國的城鎮化率每年提升了一個百分點左右。所以未來的十年到十五年，我國的城鎮化率有望提升到70%。在這個方面，我們的潛力還是巨大的，有很大的空間。

據測算，城鎮化率年均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就意味著每年有1400萬人要進城，也就是說相當于每年要增加一個深圳，城鎮化的確是一個系統的工程，特別是大都市圈的建設將會帶動房地產、基建、公共衛生、教育、醫療、環保等諸多行業的發展，所以這些行業需求還會進一步釋放。

從存量來講，我們國家存量的潛力還有待于進一步發揮。這里主要是講企業部門，政府部門，他們還是有大量的閑置資金停留在銀行的賬戶，沒有被充分激活。到現在，2020年中央政府也就是中央財政在中央銀行的存款余額達到3.7萬億人民幣，也就是財政的錢它還沒有充分運用。還有機關團體這些存款應該是廣義的政府部門和財政性的資金，現在在商業銀行的存款將近30萬億。企業存款也很多，達到61萬億，其中大部分還是國有企業的存款。

國有企業的凈資產有多少呢？根據有關的統計資料，中央國有企業的凈資產有17.7萬億元，地方的國有企業的凈資產有42萬億元，國有的金融企業的凈資產也達到了17.2萬億元，行政事業性單位的凈資產也有23.6萬億元。這些都是改革開放以后隨著經濟的發展積累下來的巨額的財富。

此外，我們還有公積金的節余，還有社會保障資金，怎么把它盤活用好，都是潛力。因此，我想最后一個問題就是怎么來釋放這個超大規模的市場潛力，轉化為現實的競爭力，現實的生產力，還是有很多工作需要做的。

在釋放存量方面，我覺得應該進一步加大力度，比如說劃撥國有資產充實社保，應該加大力度，降低社保的繳費，這樣有利于減少企業的負擔。一方面幫助企業減輕負擔，同時也可以釋放居民、職工現實消費的需求，還應該加快盤活國有資產，加快國有企業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盤活政府機關的存款，應該也要采取研究創新一些政策工具和機制的安排，來把沉淀在賬戶的一些資金盤活起來，特別是現在地方政府的債務也比較重。最近，國家發改委和中國證監會聯合發布了基礎設施的REITs，這就是有利的金融工具，有利于金融盤活存量的資產，像這些應該進一步推進，加快金融體系的改革。

另外怎么樣推進全國的公積金的改革，來盤活用好這部分資金，也是下一步需要研究的課題。總之，我們要在釋放、擴大增量潛力的同時，還要把更多精力放在盤活巨額的財富資產來支持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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