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疫情暴發期間，北京連鎖藥店康佰馨涉嫌銷售假口罩事件引爆輿論。此后，有關部門迅速介入。
6月19日，康佰馨假口罩案一審宣判，三名被告人分別被判刑15年、10年、9年，量刑之重再次引爆輿論，體現了公眾對疫情期間健康安全的關注。
（康佰馨藥房先是以26元/袋的“天價”銷售口罩，被以哄抬物價遭到處罰，此后又爆出假口罩事件 來源：首都之窗）
根據近日公布的一審判決書，康佰馨假口罩案得以披露，50萬余只假口罩產自何地，是怎樣一步一步流入市場，是哪些管理環節失手導致假貨流通，這些疑問均得到了解釋。
兩天時間搞定緊缺貨源
北京京海康佰馨醫藥有限責任公司（下稱“康佰馨公司”）成立于2004年11月12日，在北京有58家連鎖藥房。
啟信寶信息顯示，其股東為高濟醫藥河北有限公司（持股比例51%）、李東（持股比例4.9%）及單振菊（持股比例44.1%）。判決書顯示，單振菊系李東母親。
李東是康佰馨公司法定代表人，今年只有37歲，但在醫藥零售行業已從業15年。
疫情期間，口罩供不應求。1月20日，李東感覺口罩等防護品可能會緊張，1月21日，他名下藥店的口罩已銷售一空并且斷貨。當天，李東就向東北、山西、遼寧等各個渠道商問口罩的采購供貨問題，但對方答復沒有貨源。
李東這時想到了堂弟李俞章，1996年出生的李俞章在國藥集團山西有限公司工作。他在淘寶上找到一家經營3M口罩的店鋪，店主答復他可以到山東高密提貨。
判決書顯示，這家店鋪的店主儀某通過微信向李俞章提供了質量檢測報告。李俞章將相關情況向李東進行了匯報后，李東同意購買，并授權李俞章負責價格談判及提貨。
1月22日凌晨4點，李俞章和朋友羅涵毅開車從山西來到高密。二人到達高密后在街邊與儀某見面，儀某當場組織貨源，當地假冒3M口罩生產者周某等人各自將不同型號口罩送到現場。據判決書，儀某和周某均被另案處理。
李東通過其個人銀行卡向儀某支付貨款51.75萬元。當天，25余萬件口罩就裝車運抵北京。
收到貨后，李東同步在微信群中發布消息稱有口罩出售，北京市及天津市多名藥房經營者及個人聯系其購買。李東驗貨后，將貨物銷售給已聯系好的大客戶，同時將剩余的口罩分配至公司各加盟店銷售。
只用了1天時間，這批口罩銷售一空。
李東決定再次從儀某處購進口罩。經李俞章等人聯系后，李東于1月23日通過其個人帳戶向儀某帳戶轉入貨款95.49萬元。第二批口罩數量為33萬余只，其中10萬只由李俞章租車直接發往河北滄州，其余23萬余只運到北京后繼續批發給大客戶及通過藥店零售。
判決書顯示，李東從儀某處共購進涉案口罩50萬余只，向儀某支付貨款共計147.24萬元。李東對外銷售金額達425萬余元。
但問題很快出現。李東買進口罩后僅兩天，1月24日，開始有買家和康佰馨公司加盟店的顧客反應口罩質量有問題。
1月26日，朝陽區市場監督管理局從一加盟店起獲636只涉案口罩；1月27日從一加盟店起獲2530只涉案口罩；1月30日市場監管部門聯合公安機關從李東通州家中起獲藥店下架口罩21135只。
經3M公司認定，在上述兩家藥店以及李東通州家中起獲的3M品牌口罩為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經國家勞保用品質量檢測中心（北京）檢驗，本案中扣押的3M口罩涉及3種型號，過濾效率數據不符合（KN90）標準要求。
虛假的正品檢測報告
假口罩是如何沖破質量管理的？
據賣家儀某稱，“我在網上賣的口罩價格明顯低于市場價格，他們來了以后我讓不同的人拉過來，這些口罩戴的時候都有很濃烈的刺鼻氣味，而且做工也很差。”
判決書顯示，李東第一次從儀某處購買的口罩價格是，9001進貨價2.5元，9001 V進貨價3.5元，9002 V進貨價3.5元。以往康佰馨藥店購買正規3M口罩的價格是3.8元至4元不等。
儀某還稱，“之前為了在網上更好銷售，我故意買了幾個各個型號的3M正品口罩，然后銷售商就把正品檢測報告給我，我就用這個檢測報告打掩護，用來銷售我的假冒口罩。”
李東供述稱，“我問李俞章對方是否有資質，答復稱有，我就讓他找車準備裝車回京。我所謂的資質就是查看對方是否有營業執照，后期能否開發票，我覺得口罩不屬于醫療器械，所以我沒有查驗對方是否有醫療器械的資質。”
他還稱，“我收到過檢驗報告電子版，有兩、三頁內容，是李俞章通過微信發給我的。我沒怎么看質檢報告，供貨商有營業執照，能開發票就行。”
3M口罩到貨后，李東拆開了一箱口罩，成盒的口罩還有合格證，合格證是長方形小卡片，白底上面有紅色的“合格證”字樣。
違反公司采購流程
李東的采購行為違反了采購流程。
一名康佰鑫公司總經理助理稱，公司的正常采購流程是由采購部向廠家索要資質，后交由質量部進行審核，之后由采購部下訂單，然后把貨品送貨到倉庫。倉庫驗收合格之后，根據門店需求，由公司統一安排配送。
“李東采購的這批口罩是其直接采購的，沒有通過采購部、質量部，倉庫也沒有收到貨、沒有進行驗收，也不是由公司進行配送的，是李東安排配送到各個門店藥房的，李東采購的流程不符合規定，但是李東是老板，他說了算。”這名總經理助理稱。
其還稱，李東也沒有將口罩的資質等手續交給公司。因為這批貨比較緊俏，當時沒來得及進入藥房的ERP銷售系統，各個門店就先手工記賬，后錄入ERP銷售系統。藥監部門有相關的規定，必須使用銷售系統進行統計。
對此，李東供述稱，“這次采購58萬余個口罩不符合公司流程，因為情況緊急我就代辦了。我向對方索要了營業執照、合格證、質檢證。”
他還稱，“我在醫藥零售行業干了15年，醫藥行業大宗商品采購不需要供貨商有廠家授權。作為康佰馨公司總經理我有采購權。”
147萬貨款拿到60萬回扣
前去高密聯系的李俞章和羅涵毅是否發現了異常？
李俞章供述稱，“我在國藥集團干的都是一些跑腿的零散活，沒有鑒別3M口罩真偽的能力，我平時也不接觸口罩，工作中也不接觸醫療器械價格、真偽鑒定方面的工作，就看賣家給我發了合格證、檢驗報告。”
事實上，羅涵毅和李俞章瞞著李東，在和賣家談價格時，約定每只口罩返給兩人回扣1元。
第一筆貨款51.75萬元，儀某就給了兩人回扣25.05萬元。
羅涵毅供述稱，“當時有點懵，覺得利潤有點大，疫情這么嚴重的情況下，口罩應該是很緊俏的產品，但是賣家賣的這么便宜，感覺有點問題。我和李俞章合計，見到李東后沒什么問題就不提賣家返點的事情。”
第二批口罩的貨款是95.49萬元，兩人拿到回扣35.53萬元。
假口罩產自山東高密
羅涵毅供述稱，“我開始對口罩真假是沒有懷疑的，以為是賣家囤的貨物。后來跟賣家要多少，賣家剛開始說沒有，后來說找一找，過一會兒就找到了，我們要多少貨物，賣家就能找到多少貨物，還都返給我們錢，我和李俞章就覺得這里邊可能有問題。”
對此，賣家說整個地區的貨物都在他手里。“后來李東再和李俞章要貨，我和李俞章就不敢再和賣家要貨了。最后一次李東和李俞章要貨物，李俞章沒敢聯系，答復李東說是沒貨了。后來我們也沒再深究，就回山西了。”他說。
事后查明，李東等人購買的假口罩，全部來自山東高密本地。共有4人給賣家儀某供貨。
判決書顯示，一名假口罩生產者稱，他生產一件口罩的成本是600多元，使用的商標是油印機上的模板，生產口罩的原料都是以前剩下的，還有庫存。一件口罩的規格是1000-2000只。
另一人稱，今年臨近春節的時候，其租賃了民房，把碟形機、扎閥機等設備搬到這里，雇傭周圍閑散的老百姓(603883,股吧)生產了一些假冒3M口罩。這批口罩本來準備發到臨沂，但賣給了儀某。
據報道，2月3日，在山東省公安廳統一指揮下，濰坊市及高密市公安機關偵破儀某等人制售假冒品牌口罩案件。公安機關順線偵查，共搗毀制假窩點3處，抓獲犯罪嫌疑人6名，查獲假劣口罩3500個，扣押生產設備10臺、生產原材料無紡布30卷、濾棉10包。
（查獲的假口罩生產設備 來源：高密市市場監管局）
高密市的棉紡化纖產業集中，案件發生后，高密市對口罩、防護服行業進行了專項檢查。
（來源：高密市政府網站）
中國裁判文書網顯示，今年3月9日，北京市西城區法院對一名高密口罩商判刑10個月，罪名為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此人疫情期間向北京市銷售假冒“3M”注冊商標的口罩9000余個，銷售金額人民幣5.7萬余元。
2019年8月，高密市法院也曾判處一起生產銷售假冒口罩案，6人因假冒注冊商標罪獲刑，其中1人被判處緩刑，另外5人被判處罰金。
是否犯罪及犯何罪
而在此案中，李東、李俞章、羅涵毅三人被判重刑，3人因銷售偽劣產品罪分別獲刑15年、10年、9年，并處罰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了解到，被告人已提起上訴。
法院認為，3名被告人以低價購進過濾效率不符合（KN90）標準要求，呼氣閥氣密性數據不符合標準要求的假冒3M口罩后進行銷售，銷售金額達400余萬元，其行為屬于“以不合格產品冒充合格產品，銷售金額二百萬元以上”，均已構成銷售偽劣產品罪。另外，3名被告人的行為同時構成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根據相關司法解釋確定的裁判規則，從一重罪處斷。
根據刑法，犯銷售偽劣產品罪，最高可以判處15年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犯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最高可判處7年有期徒刑。
判決書顯示，3名被告人均辯稱其不知道涉案口罩為假冒偽劣產品，認為自己無罪。
犯銷售偽劣產品罪的主觀要件只能是故意，即明知故犯。判決書指出，具體到本案，被告人是否能認識到涉案產品屬于偽劣產品是進行故意判斷的起點。本案的爭議焦點也在于此。
李東的辯護人認為，李東缺乏認識到涉案口罩系偽劣產品的可能性，理由在于：李東所支付的價格屬于市場的“正常區間”；李東提前索要了質檢報告，收貨時查驗了合格證，已然盡到了相應的審慎義務；李東在購買口罩的同時進行了多項業務，這些業務同購買口罩一樣，不盡然合規，但是并沒有發生危害結果，可見其行為合規與否同本案中出現的偽劣產品沒有必然的聯系。
而法院認為，在認識因素層面，李東對于產品質量問題自始至終具有明知，只是在明知的程度上隨著其掌握信息的逐漸增加而逐步加深，從最初的階段具有一定的或然性，是“可能知道”，逐漸轉化為確切的、實然的知道，是“事實上知道”。
在意志因素層面，李東是一種放任的心態。責任評價的核心所在不僅僅是行為人“認識到了”，更是“盡管認識到了，但是并沒有形成反對的動機來打消犯罪念頭”。李東在多個可能的節點均沒有“剎車”，而是仍按原計劃分銷、獲利，對法律所保護的消費者權益最終遭受損害是一種不管不顧的心態。
判決書寫道，本院相信其所辯解所稱不可能盼望、追求發生此種危害結果，但是放任結果的發生仍是故意，單純希望結果不發生本身并不能排除故意的成立。
本案中，李俞章的辯護人認為，李俞章在采購口罩時，已經盡到謹慎義務，指控其應知口罩系偽劣產品證據不足，應宣告無罪；若認定其有罪，也應將李俞章的行為視為協助上家向李東銷售的環節，據此認定銷售金額，且李俞章有主動歸案情節，可從輕處罰。
羅涵毅的辯護人任務，羅涵毅未實質性參與購買洽談，僅僅收取了好處費，不構成共同犯罪，請求對其宣告無罪；若認定其有罪，羅涵毅具備自首情節，可從輕處罰。
對此，法院認為，從接觸經過、購銷雙方商談內容、購銷方式與實際價格、收取高額回扣等因素，足以認定李俞章、羅涵毅二被告人對于涉案產品來自于非正常渠道具備明知，符合本罪對主觀故意的要求。另外，二被告人作為李東的代理人，協助完成了涉案偽劣產品的采購、運輸，其行為是整體銷售偽劣產品行為不可分割的環節，應作為李東的共犯處理，而不應單獨割裂開來成立一個銷售環節。在涉案產品進入分銷、零售后，最終實際銷售金額不在二人的認識和控制范圍內，但是并不影響其就整體銷售金額承擔刑事責任。
最終，法院作出了如上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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