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二季度實際國內生產總值環比下降7.8%，按年率計算為下降27.8%，為1955年有紀錄以來最差水平，降幅超過2008年金融危機后的17.8%。 ]
[ 對于繼任者的經濟政策，田正認為，為緩解疫情沖擊，會從安倍經濟學繼承積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而不同的點可能在于供給側改革方面。”他說，“安倍的結構性改革自2013年起經歷了促進民間投資、促進女性就業和勞動力等兩個階段，其間政策宣傳很多，但從實際效果來看，提振潛在增長率效果不很明顯。” ]
對于日本經濟而言，成也“安倍經濟學”，敗也“安倍經濟學”。
8月28日，創下首相在任時間最長紀錄的安倍晉三，突然宣布因健康問題辭去首相一職。
全國日本經濟學會副會長、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日本經濟中心主任陳子雷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安倍請辭并不是在最好的時機，“無論基于他個人的身體狀況，還是日本經濟狀況或者疫情，當下都不是個好時機。”
日本內閣府8月中旬發布的二季度GDP初值數據，日本二季度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環比下降7.8%，按年率計算為下降27.8%，為1955年有記錄以來最差水平，降幅超過2008年金融危機后的17.8%。
自2012年開啟第二個首相任期以來，以其名字命名的“安倍經濟學”深刻地影響了日本經濟多年來的走勢。多位接受第一財經采訪的專家均認為，“安倍經濟學”取得過一些短期效果，但未能解決困擾日本經濟的實質性問題，因此，在當前疫情的沖擊下，日本經濟更是承受前所未有的壓力。而這也意味著，安倍給接任者留下了不少經濟難題。
71個月的經濟擴張
寬松的貨幣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是“安倍經濟學”的主要內容。陳子雷表示，“安倍經濟學”的目的是創造通脹預期，刺激日本民眾購物，帶動日本國內的消費與投資，進而推動經濟復蘇與發展。為此，日本央行還在2013年設定了2%的通脹目標。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員田正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自2013年開始實施以來，日本經濟在這一政策下取得了一定成績，“安倍以經濟為基礎，維持政權的穩定”。
安倍本人也在8月28日的記者會上表示，經濟政策方面的“三支箭”，成功地促進了就業，結束了20年的通貨緊縮。
在寬松的貨幣政策方面，日本央行先后通過“負利率”、“收益率曲線控制”等方式，力爭改善日本的通縮問題。在上述一系列具體政策下，2017年初開始，日本核心CPI（剔除新鮮食品和能源）由負轉正。2015~2019年，盡管離2%的通脹目標仍有距離，日本核心CPI通脹和工資同比增速均提升至0.5%左右。與此同時，過于寬松的貨幣政策，也使得日本央行總資產占GDP的比例在過去7年間從30%上升至100%，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增幅最大。此外，日本股市的反彈、日企的保留利潤等，都受益于寬松政策。
在積極的財政政策方面，上調消費稅和刺激計劃，是主要措施。在安倍任期內，日本消費稅率兩度上調，從此前的6%上調至8%，后上調至10%。安倍希望用消費稅帶來的額外財政收入償還國債、充實社會保障體系等。
今年7月30日，日本政府召開的研究會認定，從第二屆安倍政府上臺的2012年12月開始，日本經濟進入新一輪擴張期，直至2018年10月結束，共持續71個月，這一成績為戰后第二長紀錄。
而比起前兩支箭的成就，目前“安倍經濟學”中的第三支箭，即結構性改革，并不那么出彩。比如，距離把日本建設成一個國民人人都能在家庭和職場活躍的“一億總活躍社會”目標，尚存距離。
對于喜憂參半的“安倍經濟學”，田正認為，讓他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安倍經濟學”的組合效應，其中既有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也有總需求側的政策，比如積極的貨幣、財政政策等，呈現相互配合的方式。“不像之前橋本內閣執政期間，尋求單獨的結構性改革，缺乏總需求政策進行配合，因此對經濟提振的效果并不明顯。”
田正表示：“安倍經濟學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三位一體’的經濟政策，說明安倍已經吸取了日本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宏觀經濟政策的失誤，在進入21世紀后進行了改革后，從供給和需求兩方面發力，促進日本的經濟增長。”
紅利散盡
2020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亂了日本經濟復蘇的腳步。原本被視為刺激經濟復蘇絕佳契機的東京奧運會由于疫情推遲一年舉行。如今，日本正處于自1月底本土出現確診病例以來的第二波疫情沖擊中。
田正表示，日本經濟當前面臨總需求量下降的問題。“去年安倍政府提升消費稅，是希望借助于今年舉行的東京奧運會，通過刺激旅游、消費等，抵消消費稅上調的影響。”他說，“但疫情下，奧運會被推遲，出口大幅下滑，從內外需角度來看，日本經濟都受到很大影響。”
陳子雷則認為，在安倍經濟學釋放紅利期間，企業利潤與股價的上漲，并沒有轉化成日本普通民眾的薪資，因此也就沒有起到刺激消費的作用，而缺少普通民眾的消費，也就意味著日本政府從消費及相關領域獲得的稅收有限。
與此同時，“‘安倍經濟學’的邊際效益正在遞減，政策紅利有所萎縮。”陳子雷說，“一方面，日本央行的貨幣政策已經基本到了極限，即使采用了負利率，也沒能帶動普通民眾的消費。另一方面，喚起民間投資的一些經濟增長戰略大多需要一定的時間，且在執行過程中還需要打破固有的利益藩籬，這并非易事。”
日媒認為，近8年來最令人失望的一點是，“安倍經濟學”旨在重塑日本經濟、作為第三支箭的結構性改革，已被證明難以實現。日本央行宣稱要實現2%的通脹率目標，現在不僅未能實現，而且還“用光了政策工具箱”，日本巨額債務限制財政政策空間。
對于繼任者的經濟政策，田正認為，為緩解疫情沖擊，會從安倍經濟學繼承積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而不同的點可能在于供給側改革方面。”他說，“安倍的結構性改革自2013年起經歷了促進民間投資、促進女性就業和勞動力等兩個階段，其間政策宣傳很多，但從實際效果來看，提振潛在增長率效果不很明顯。”
近8年來，激進的貨幣政策雖然能在短期內拉動經濟增長，但是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日本人口老化、競爭力下降等深層次問題。而且，安倍執政期間，政府債務率繼續攀升，使得日本經濟患上了“財政支出依賴癥”。
田正期望，無論安倍的繼任者是誰，若要在經濟政策方面有所突破，必須從結構性改革的角度入手。
另外，在9月1日召開的自民黨黨總務會上，自民黨決定不實施黨內成員投票，而是通過自民黨內國會議員全體會議的形式選出新任自民黨總裁。由于自民黨占據日本國會多數議席，為日本的執政黨，因此，自民黨新任總裁便會自動成為日本新任首相，接替安倍完成至明年9月的首相剩余任期。
此外，會上討論的總裁選舉日程還顯示，自民黨將于8日發布選舉公告，14日開始投票并計票，最快將于16日前后確定安倍的繼承人。
在幾名熱門人選中，日本媒體進行的民調顯示，大約34%的被調查對象認為石破茂是下任首相合適人選，菅義偉以14%的支持率排名第二，河野太郎以13.6%緊隨其后，環境大臣小泉進次郎有10.1%的支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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