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屆“全球財富管理論壇”第二日，論壇圍繞“后疫情時代的財富管理”這一主題展開，邀請海內外學界、業界人士，從中觀、宏觀的角度著眼于金融發展、金融科技創新以及消費端的迫切需求，深入觀察財富管理的未來發展趨勢。
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原副理事長王忠民分析，數字化時代的科技技術成長和商業模式成長，處在一個產業鏈迅速范化和技術不斷更新的時代.，天使投資、VC投資和創新者自己也是分散性投資的模式去成長。資金用GP市場化的管理邏輯選擇這樣的公司，一定會催生這個時代的技術進步和商用邏輯，數字化時代的底層就打的比較扎實了。而它的背后如果可以有好的IPO上市制度，退出的希望可隨時基于二級市場當中可以搭建在一級市場當中的無數個交易結構、差異投票權就可以實現。會發現，所有的數字化公司的投資當中全部是差異投票權。這樣一種形式如果放到注冊制當中，打開了這個場景的時候，中國的早期資本和其他種類的資本就搭上了這個快車道。
我們把這個資本閉環下的基于數字化創新的技術成長和賽道成長當中的歷史發展資本閉環邏輯在中國的資本來源、資本生成、資本投資、資本回報、資本退出、資本再投資的閉環當中看成是中國式范式和中國式應用。
王忠民補充道，最近幾年數字化投資的狂潮狂宴屢屢上漲，全球市值排行榜的數字化的龍頭公司一不小心從15000億萬美元奔向了2000億美元，歷史上從未有過。全球獨角獸在數字化領域當中中國占了50%,北京地區占了全中國50%當中的50%。
以下為演講原文
王忠民：最近幾年數字化投資的狂潮狂宴屢屢上漲，全球市值排行榜的數字化的龍頭公司一不小心從15000億萬美元奔向了2000億美元，歷史上從未有過。
所有的中國地方政府，當然首先是通州在北京要以財富管理中心，以數字化投資來確定自己未來的成長路徑。當然，北京這兩天舉行的服貿會，要以數字化服務、數字化金融這樣板塊力度去上升明天、后天的北京的地位和優勢。
如果我們看中國的公司，中國的地方政府，大家都在做一個奔向數字化投資當中的一杯羹一片陣地如何耕耘。上海搞了人工智能的世界大會，浙江在烏鎮搞了互聯網的世界大會，深圳定義為自己是創新之城，一定會說自己過去的獨角獸成為今天參天大樹的數字化公司在中國公司領域當中占多少，特別是今天的獨角獸在深圳產生了多少。我們從城市、地區、國家、公司、賽道、產品一切一切都聚焦在數字化投資的狂潮中。
我們今天要說這個狂潮中有沒有中國模式，有沒有中國范式。我們從最近表達出的兩個現象入手：
一、如果我們看去年開的科創板和今年8月24日掛牌實施創業板制度的時候，我們看這背后能夠上市的公司和上市之后IPO就可以給出60倍、90倍、100倍適用率的公司一定是數字化，前期私募基金投資的結果，今天公募市場中開出的絢麗之花。屢屢出現的獨角獸，最近幾家跑美國上市幾家新能源上市的汽車，例如：理想。已經成為這個領域新的賽道當中的獨角獸。
如果我們再看今天的科創板和創業板的制度實施，并沒有影響中國數字化公司到美國去上市，特別是今天我們到香港去上市，那就說數字化投資者從一級市場奔向二級市場過去是一個窄道的場景，不僅給了科創還給了創業板，我們其他板塊都會按照注冊制的制度去施行，而不是過去的審批制度，模式還會放大，這樣的賽道放寬放大，前期有多少退出，議價的時候今天爆狂的行業正在到來，我所在的機構也在其中，過去投的私募股權基金上市了，過去我們基于非上市的收益率和上市后完全不同。這是數字化投資在IPO這個場景當中看到的狂宴。
正好在這個時候，我們拿今天時點去統計全球獨角獸在數字化領域當中有多少？大概統計中國占了全球獨角獸的50%，當然北京一定說北京地區占了全中國這50%當中的50%。這是一個什么概念？正好回應了我們今天中國模式當中在私募股權、風頭、VC、天使投資人，能不能有更多的融資直接投入今天的初創公司今天他們已經成長為4、5年的獨角獸，已經可以奔向IPO這樣的階段。
我們把中國范式分兩個來看，第一個中國范式，當我們資管之前，我們VC端融資可以通過影子銀行系統當中拿到一部分錢的時候，突然我們在資管新規實施的時候，所有的市場化用在間接融資的時候，還可以通過我們給銀行下一個行政性的指令必須貸款給民營企業百分之多少，但是我們現在沒有一個監管機構市場的指引，那怎么辦呢？這個時候中國市場發生了一次多元資本能不能在VC階段的中國模式。我們看最大量的資金從哪來。我們今天在通州這個地方，地方政府的引導資金，地方政府的產業引導資金，地方政府的扶植性的基金，如果我們把這個再上升到市一級，中央部一級數量就更大了。
我們看另外一個維度當中，央企國有企業在原有的生產領域當中，即使他那個產業當中市場的占有率比較高盈利率水平，但是贏來的錢投到哪去？原來是直接投資，現在我要通過間接的做IOP的形勢才可以，融入到先的基金化當中。
如果我們過去看外資的時候通常會說資產管理和股票市場，FDI是直接對接項目，資產管理和股票市場，但是最近流行的是按照基金化投資的外資在LP做出資人有限合伙人身份當中有多少資金進來。如果這個時候我們還有大量的家族基金，如果這個時候還有我們通過銀行理財子整治過的把社會的散在的公民錢，可以用聚合起來的錢用在其中，這個時候我們的基金生態是把國有不同層級政府的外資的、中資的、家族的、私人的各種東西，可以用基金化的模式組織在一起，成為廣泛的LP群體，LT群體可以通過多級基金，上延一個層次下延一個層次，都可以使得你聚合的資本數量、類別和幣種的東西合在一種資金架構里面去。這個基金架構帶來的范式根本邏輯是PL愿意選擇什么樣的模式，如果我們今天來的是國有和引導基金的，他沒有辦法進入風險投資、天使投資，甚至沒有辦法在PE階段投資，因為你必然有失敗的可能性，VC本身就是一個失敗概率比較多的，要用高分散度去贏的部分覆蓋失敗的部分，才是整體成功。如果你自己做了直接GP的時候，你有一單失敗你就要擔任責任。你最好的辦法是不同的資金選擇市場中已經成名的已經管理比較好的BP，如果母基金都可以選擇BP的時候，注意全世界最好的資本融合，卻可以通過市場化GP的形勢選擇最好的GP，最好的GP可以在市場中選擇最好的項目，最好的向數字化的前導的技術、前端的賽道、前端的場景，過去10年、20年產生出了龍頭公司，賽道中的領頭公司，現在是不是能夠投到有新的邏輯，新的概念，未來獨角獸又可以參加，這是中國范式當中能夠把國有、民營、居民，外內所有東西融在一起在全球范圍內選擇最好的GP，能夠投在數字化領域當中，而用分散再分散，聚合投資這種相應當中，既可以規避國有風險不可以點對點承擔的時候，又可以通過國有資本通過這種方式，找到市場當中最有可能成功的賽道投資項目。這條渠道我們可以概括出無限的資本組合，會創作出LP和GP，GP和被投企業，GP和任何的ABCD天使輪的融資過程中的千變萬化中的私募投資領域當中的交易結構。這種交易結構的復雜性、充分性、邏輯性是把任何一個點線當中的資本需求，資本成長性需求和你投資人的能力和可投未來成長性當中通過一個特殊的交易結構可以牢牢的捆綁在一起，讓他利益一致性。如果我們看到這是中國范式的私募市場當中的典型畫面，這個畫面感極強。過去我們這個畫面感推到IPO和IPO之后，以至于我們到香港去，香港當時還不允許做出同股同權。我們說私募領域那么多的結構，早已經把同股同權用另外一種權利讓利給投資人，結果上市的時候不允許，我們當時只有一個渠道到美國上市，所以今天中概股，成為我們一個主要的板塊，所以那個時候不是中國模式，那是中資和美國市場當中的兩輪驅動模式，才讓我們有一個退出和市場。
我們從去年科創板，科創板那個時候習近平總書記在上海宣布的時候還不知道，那是我們證券市場當中的最通行的全球化最主要的制度創新是注冊制，我們又把注冊制放行。這個時候中國的注冊制度的邏輯不僅有了香港開辟了同股不同權制度體系的開放改革，不僅我們有了科創板，不僅有了我們注冊制的創業板，我們一下子爆發了我們在二級市場當中過去小敞口變成了一個大敞口，這個大敞口給我們數字投資人，數字經濟場景會爆發，而且投數字經濟的交易性會回報。
問題還在于，這個場景引發了回報以后，我們現在拿100倍市盈率的這些公司的錢再拿一部分錢投到私募的一級市場當中，會投多少這個輪回當中的資本閉環當中的投資再成長、再創新的邏輯當中。所以有一部分公司現在就把我的公司創新成功了以后，要么賣給現在公司企業，要么IPO以后我把錢拿出來再投其他的東西，這樣一個閉環。所以我們今天中國是路徑、中國是范式，就把一級市場和二級市場全部打通了，一個資本的閉環整體形成了，這個形成恰好是數字化投資時代的中國范式。
而中國范式我們看幾個特點，為什么中國的科創板、中國的注冊制比國外的估值水平要高，全球的數字化公司，即使市值達2萬億美元的，平均的市盈率也就30多倍，而我們平均的輸贏率現在在60多倍、90多倍，這個時候你拿這個錢10%、20%投到一級當中的創新投資的時候，我們看這個資本閉環的效應，我們資本閉環效應還在于中國的國有和公有的資本恰好在這種狀態下可以做替上市公司流動性強的股權做風險管理的短期投資。
我們看一個地方政府的兩個案例，合肥，合肥把自己的引導資金從省、市、開發區三級整合成一致行為，投在一家公司當中，占100億、200億的投入，比如投京東方、比如投蔚來，我們想政府性的多極聯動的敢不敢投到高風險成長性公司當中，我們一定會想到風險，但是如果它是上市公司的股票，就是可以說拿股票做質押的時候就可以鎖定我的風險，這個時候我就敢去在風險可管理、可鎖定的市場當中拿整合的資金去承擔，如果不是流動性股權的話你不敢。所以我們會發現，在中國股市當中的一級市場當中，克服股權的流動性的時候我們一定用的是對賭協議，你回購回去我才做，你如果不回購回去我是不敢做的。
總結一下中國式的范式，吻合了數字化時代的科技技術成長和商業模式成長，處在一個產業鏈迅速范化和技術不斷更新的時代當中，一定要用天使投資、VC投資和創新者自己也是分散性投資的模式去成長，而這個時候如果有了無數的多渠道、多性質的資本組合成不同的資金，而資金又是用GP市場化的管理邏輯選擇這樣的公司，一定會催生這個時代的技術進步和商用邏輯，數字化時代的底層就打的比較扎實了，而它的背后如果可以有好的IPO的上市制度，退出的希望可隨時基于二級市場當中可以搭建在一級市場當中的無數個交易結構、差異投票權就可以實現。我們會發現，所有的數字化公司的投資當中全部是差異投票權，的投票權百分之百給你，董事會的投票權，股東大會投票權、股東提名權，一切都給你，我只要是你給我資本高回報就可以，這樣一種形式如果放到注冊制當中，打開了這個場景的時候，中國的早期資本和其他種類的資本就搭上了這個快車道，而這個快車道又給你提供了政府資本如果為止的時候，不僅我們今天的新基礎可以融來市場化做投資，還可以可管控的風險注入和短期的風險緩釋，公司可以度過短期的風險。
我們把這個資本閉環下的基于數字化創新的技術成長和賽道成長當中的歷史發展資本閉環邏輯在中國的資本來源、資本生成、資本投資、資本回報、資本退出、資本再投資的閉環當中看成是中國式范式和中國式應用。我們需要的是，吸納全球范式當中這個制度體系搭建中國范式當中的制度邏輯基礎，把我們中國人已經積累的資本用到最好的數字化投資當中、最快的通道當中、最能成長當中，最后是中國的政府稅收多了，中國政府的投資回報率高了，中國居民的錢去到了最應該去的地方，匯報率也高了，他也成長了，中國的基金做了好的IPO，大家在點上、線上閉環成長當中，不同渠道的資本、不同渠道的投資，都會成為中國式范式當中財富效應的參與者和分享者，我們今天在座的大家都是這個范式當中的積極有為參與者和分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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