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省大方縣拖欠教師工資補貼近4.8億元的事刷屏了。有人頗為不解：現在都什么年代了，還敢如此對教師工資巨額拖欠！
國務院辦公廳督查室調查發現，貴州省大方縣自2015年起即拖欠教師工資補貼，截至2020年8月20日，共計拖欠教師績效工資、生活補貼、五險一金等費用47961萬元，挪用上級撥付的教育專項經費34194萬元。同時發現，大方縣假借推進供銷合作社改革名義，發起成立融資平臺公司違規吸納資金，變相強制教師存款入股，截留困難學生生活補貼。該縣改變困難學生補助發放渠道，強制未成年學生入社入股，導致210多萬元困難學生補助被違規截留。
評論此事，說簡單也簡單，說復雜可真復雜。說其簡單，這是一個縣政府違反《社會保險法》《預算法》《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進一步調整優化結構提高教育經費使用效益的意見》等一系列法律法規、部門規章的行為，性質惡劣，事實清楚，要處理并不難。相信在國務院和省政府的重視下，在全國輿論的關注下，這事應該能很快得到解決，一些官員將承擔其該負的責任。
說這事復雜，是因為這種亂象的存在，有著復雜的背景和深遠的原因。單獨處理一件或幾件違法違規行為容易，而清醒地認識產生的原因并從源頭上解決，卻不那么簡單。這件事暴露出一個更大的隱憂：我國特別是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的一些市、縣政府，已面臨財源枯竭、運轉艱難的窘境。
上世紀九十年代，基層政府拖欠教師工資、打白條不是什么新鮮事，媒體多有報道。特別是貧困地區，當地財政非常困難，教師和其他公職人員長年累月不能及時、足額領到工資。近二十余年來，由于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各級財政收入快速增加，也由于國稅、地稅分開征收的財稅改革，中央財政加大了對中西部特別是廣大貧困市、縣的轉移支付力度，拖欠教師工資的事基本得到解決。2002年，筆者在一家中央媒體做記者，曾到過大方縣采訪“雙基”（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和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的落實鞏固狀況。這是一個彝族、苗族和漢族等多民族雜居的縣，我能感覺到當地的貧困，但更能感受到廣大教師較之以前的心情舒暢，中央財政當時已對大方這樣的貧困縣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教師的工資有了基本保障。如果單靠本縣的財政，那是根本難以負擔龐大的教師隊伍和其他公職人員的工資，遑論其他公共服務了。
大方縣政府官網2020年1月刊發了一篇文章《大方縣2019年十二月財政收支執行情況分析》顯示，該年度全縣總收入完成338846萬元，其中中央、省級財政劃入60830萬元（中央財政劃入49048萬元）。一般公共預算收入64980萬元中，稅務部門完成53535萬元，財政部門完成11445萬元。其政府性基金收入（主要是土地出讓、發行彩票）高達213036萬元。該年度的全縣財政總支出684493萬元。巨大的缺口怎么彌補？原來，在縣財政收入之外，該縣全年收到中央、省、市級上級轉移支付資金共計406024萬元。也就是說，來自上級財政（主要是中央財政）各種轉移支付高達46.6億元，加上賣地等收入達到67.9億元，而政府的稅收和其他非稅收入只有區區6.5億元。
這篇文章分析了大方縣財政收入和支出存在的主要問題：“原因主要是煤炭、房地產兩個行業受金融市場影響，融資不到位而資金鏈斷裂，無法及時繳清稅款。二是個人所得稅受國家‘減稅降費’政策影響，及個稅改革和繳納個人所得稅的煤炭企業核定征收率下調等因素的影響；三是耕地占用稅同比下降59.43%，減收3567萬元，減收的原因是2015-2017年我縣對耕地占用稅進行大力的清理，后期增長空間小；四是隨著一系列減稅降費政策的陸續出臺，減稅降費效果顯著，普惠性的稅收優惠政策對稅收增長形成壓力。”
這篇文章只簡單地說明了該縣全年的財政收支情況，未能涉及地方債務到期需要償還的數額。
我以為大方縣的財政收支問題具有相當的普遍性。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四十余年里，雖然各級政府財政收入增長速度很快，但財政支出的速度同樣增長驚人。像大方縣這樣剛剛脫貧的欠發達地區，雖然財稅收入遠不如東南沿海的發達市縣，但其剛性支出卻未必有著懸殊的差距。2019年末大方縣戶籍人口為95.68萬人，常住人口為63.33萬人。這樣一個近百萬人口的大縣，各類剛性支出是驚人的，東南沿海發達地區要支出的項目，大方縣也同樣需要支出。如龐大的教師、公務員、參公人員的工資、補貼，如維護社會秩序穩定的費用，如社會保障和公共衛生，如災害防治，等等，處處要錢。其自身的造血能力卻很差，從95萬戶籍人口卻只剩下63萬常住人口就可知，當地22萬最有勞動能力、創造能力的青壯年大批外出務工、經商。
一級政府財政遇到困難，無非三條路解決：開源、節流、舉債。像大方這樣的窮縣，投資環境不算好，受經濟大形勢的影響，開源是很難的。產業發展遇到問題，影響了稅收，土地賣不出去，影響了政府基金性收入。再說節流，又何其難也。一家人、一個社會機構和一級政府一樣，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窮盡辦法，所能節省的支出相當有限。那么舉債呢？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已相當嚴峻，都到了償還周期，如貴州獨山縣前不久爆出的巨額債務問題絕不是孤例。舊債未還，再想借新債，那是難上加難。
當入不敷出時，無論個人、機構還是一級政府，其救急的方法往往會是拆東墻補西墻，玩4個蓋子蓋5口缸的騰挪游戲。在大方縣這類地方政府的各種收入中，最穩定、數額最大的收入是上級政府的各種轉移支付，而最剛性的支出是教師的工資與補助。于是，當地政府的管事人就瞄上了教師工資與補助，能拖欠就拖欠，改變教育專項經費用途，挪用教育資金。該縣成立大方縣烏蒙供銷信用合作商務服務有限公司，變相將其打造成一個融資機構，強行讓教師和未成年人以應得的工資和補助入股。這應是當地政府想自己掌握一個方便拆借、挪用的“小金庫”，以應付不時之需。
我以上的分析，沒有半點為大方縣政府辯護的意思。無論財政狀況如何捉襟見肘，也不能拖欠教師的工資、補貼和挪用教育專項資金，這應該是一條鐵律。我只想分析大方縣這個樣本，來提醒我國基層政府財政問題所存在的大隱憂。如果不從根源上解決問題，即使就此事處理一批干部，平息了輿論，這樣的事還會在其他地方上演。而更值得憂慮的是，大方縣這樣的縣、市不在少數，如果中央和省一級財政轉移支付的資金大幅減少，恐怕會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比拖欠教師工資還要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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