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本刊特約記者 孫芙蓉
文章｜《中國金融》2020年第17期
記者：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使全球經濟遭遇了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一次沖擊。首先請您談一下保險業如何才能夠盡快恢復增長。
安仁禮：目前，全球經濟增長企穩，但仍存在顯著的下行風險，保險市場的表現則可能強于預期。瑞士再保險（下稱“瑞再”）研究院最新一期sigma報告《世界保險業：渡過2020年疫情大風暴》預測，由于壽險屬于長尾業務，債務結構具有長期性，保費增長受低利率影響顯著，預計全球壽險將萎縮6%，而發達國家萎縮將達8%。
從周期上來看，最糟糕的時點似已過去。與國際金融危機時類似，此次保險行業保費增速有望實現V型反彈。預計今年全球保費將下滑3%，但明年會反彈3%。形成該趨勢的原因之一在于新興市場尤其是中國保險市場深度持續提升，同時保險費率趨于堅挺。這在疫情發生前商業財產險方面已經有所體現。2016年中國總保費收入為3萬億元人民幣，2019年突破4萬億元大關，預計2021年將達5萬億元的水平，三年內，中國保費規模將突破6萬億元。中國在全球保險市場中的重要性將進一步提升。下一階段，中國將著重提振農村地區和欠發達地區經濟，這也將有助于推動中國保險市場發展。預計中國保險市場在本世紀30年代中期將成為世界最大的保險市場，這對于中國乃至整個亞洲地區都是重大利好。同時，中國政府承諾將進一步開放經濟和金融市場，推進市場化與結構化改革，從而提升中國宏觀經濟的穩定性、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和社會韌性，這也將利好保險行業發展。在這樣的背景下，數字化轉型及新興市場發展，對全球經濟提升韌性都具有戰略意義，也將為保險行業帶來重大機遇。
從另一個角度講，疫情并沒有催生新的經濟驅動因素，反而凸顯出此前就已經存在的結構性不平衡。隨著過去幾年民粹主義、逆全球化在很多發達國家和地區愈演愈烈，全球供應鏈的變化也會導致風險格局發生變化，而數字化將加速這一進程。這些大的趨勢會帶來幾方面的影響：一是全球經濟增速重心將繼續轉向亞洲；二是生產成本將進一步上升；三是經濟下行風險的影響不容忽視，尤其需要關注滯脹風險，即低增長高通脹的風險。
記者：您談到逆全球化趨勢近幾年愈演愈烈，這會對保險業產生怎樣的影響，應當怎樣應對呢？
安仁禮：保險需求并不取決于全球化與否，即使有逆全球化發生，保險需求本身并不會消失，但不可否認的是，逆全球化的確會對保險業帶來影響。可以肯定的是，保險企業的經營環境會更加復雜，成本會更高，因為企業無法充分地利用全球市場來進行風險分散和提升資金運用能力，難以使資金效率最大化，保險產品價格可能會上升。同時，疫情也凸顯了很多之前就已經存在的結構性問題，盡管這些問題遲早都會暴露，但與逆全球化問題交織在一起，就使情形變得格外復雜。
對于保險行業來說，如果逆全球化加劇，要考慮如何能夠平穩供應鏈形態，如何覆蓋承保逆全球化所帶來的風險。比如，本次疫情對經濟和保險業帶來了重大沖擊，也凸顯了供應鏈相關風險，這就為保險業提出了更高的風險保障要求，同時也要求企業和個人具有更強的風險意識。
即使逆全球化發生，我們也需要把商品和服務與全球化分開來看。即使商品貿易在全球化方面有所受阻，服務卻未必會呈現逆全球化趨勢。數字化將有助于保險企業更好地進行風險定價，擴大風險的可保性。有人說，數字化會使全球化更加穩固，我很贊同這樣的看法。利用數字化的手段可以在逆全球化時代，規避一些障礙和壁壘，在合規合法的前提下，更加貼近客戶需求，為客戶提供服務。在此過程中也蘊含著機會，能夠幫助企業和保險公司更好地應對風險。
記者：國際金融危機后，全球進入低利率時代，本次疫情加劇了這種趨勢。在這種環境下，全球保險監管會是怎樣的趨向？保險業經營管理應當作出哪些調整？
安仁禮：中國向外資保險公司進一步開放保險市場，是一個積極的進展。毫無疑問，疫情加快了數字化發展，監管層會在數字化方面加強監管，以規范保險產品和定價。但同時，很多數字化的創新應用可以跨越國界，進行全球布局，這加劇了監管的復雜程度，監管者需要從一個全新的層面來考慮如何監管。政府與監管機構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希望未來的監管方向是支持數字化發展的，同時也可促進金融創新，提升保險產品的覆蓋率。一個有效的政策監管框架是促進行業提升保障、優化成本、提高可保性的堅實基礎。
低利率環境要求我們在資債匹配以及資本能力等方面更具韌性。各個經濟體的利率環境存在差異，如新興市場的利率往往顯著高于發達地區，因此跨國企業會自然而然地前往新興市場開拓業務。一定要認識到，對于保險行業來說，低利率環境已成為一個必須接受的現實。越早認識到這個趨勢，越便于早做調整。保險行業持有大量固定收益產品，因此資債匹配是非常重要的。對保險業整體來說，儲蓄類產品受到的影響是最大的。但這并不意味著儲蓄類產品的發展走到了盡頭，而是需要進一步創新來適應低利率環境，吸引客戶。
在資產端，低利率環境主要會對投資業績產生壓力，如果利差不能提高的話，可能會影響投資回報。但反過來看，權益類投資并非如此，低利率環境下風險資產往往可能會有驚人的表現，投資風險類資產的回報可能會彌補在固定收益類產品方面投資的損失。在低利率環境下，財政部門與中央銀行也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支持力度。可以說，低利率環境促進了經濟的整體復蘇。
在負債端，低利率環境要求非常嚴格、非常謹慎地堅持承保標準。低利率環境與數字化等范式轉換發揮疊加作用，會促進承保方面的創新，如加快處理流程，同時降低成本，優化索賠管理。此外，數字化也會要求保險資金的投資更有針對性。
記者：那么，數字化會為保險業帶來哪些機會，又帶來哪些挑戰和風險呢？
安仁禮：關于數字化，我們看到更多的是機會。數字化可以鞏固全球化，或者說可以延緩逆全球化的腳步，可以對商品與服務加以區分，使全球化服務成為可能。利用數字化也可以進行自動理賠，降低理賠成本，提升客戶體驗。此外低利率環境，宏觀經濟壓力以及由于疫情導致的居家辦公的需求增長等，都會倒逼數字化發展。整體而言，通過數字化，借助數據的力量可以進行實時的產品調整，快速開發新的產品，應對市場和個人的風險變化，這對保險行業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機會。
新技術以及數字化將有助于挖掘行業潛能，承保此前無法承保的風險，如應對逆選擇風險或者提升風險定價能力，從而提升世界經濟的韌性。尤其是，根據測算，到2030年，中國數字經濟將占到GDP的50%，這將有助于鞏固數字經濟等經濟增長動能，使中國站在數字化浪潮的前沿。
毫無疑問，數字化也會帶來重大的挑戰。網絡風險將是一個極為嚴峻的問題。一方面，保險行業應該和監管部門合作應對網絡風險，另一方面也要考慮網絡風險的可保性問題。
記者：瑞再研究院進行巨災風險研究的同時也在研究疫情傳染病等方面的問題，這是否意味著未來對疫情可以提供更多的保險保障？
安仁禮：這個問題提得非常好，我想分幾個方面來回答。
一是，我們需要有一個共識，就是，不管一個保險企業規模有多大，有多么國際化，都不可能單打獨斗，以一家之力承擔大流行病風險等系統性風險。只有政府、企業和社會需要攜手共同應對，才能真正地為重大流行病提供保險保障。
二是，從全球層面來講，這次疫情帶來了類似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那樣劇烈的沖擊，導致全球保費可能出現3%的萎縮，但在疫情之后，市場也會出現強勢反彈。疫情沖擊之下，壽險和非壽險的情況也不太一樣：非壽險總體還可以，主要由于財險費率趨于堅挺；而在非壽險方面，全球市場都將出現停滯，不過新興市場仍會有所增長。
三是低利率環境對保險資金投資也會產生影響。低利率政策雖然會使固定收益類的投資收益下降，尤其是儲蓄類產品，但會有利于風險類資產收益提升，從而達到一定的收益平衡。疫情對于資本的沖擊還是可控的，人們或許不用太擔心。
四是疫情是有助于提升風險意識。本次疫情也凸顯了瑞再研究院2019年發布的提高經濟韌性的重要性。該報告重點指出，談經濟不能只談經濟增長，也要關注經濟體系的穩定性和韌性。要想維護系統的穩定性，保險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支柱。
記者：目前，中國金融業綜合化經營趨勢比較明顯，您認為金融綜合化經營是否會成為未來的一個方向？
安仁禮：中國現在金融的混業經營反映了金融服務市場的深化，說明中國金融保險市場已經發展到一定階段，能夠為企業提供綜合性金融服務。
我認為，銀行、保險的綜合經營是中國金融市場發展到一定階段自然而然形成的業態。綜合經營當然有一些好處，比如，銀保同業經營可以從更大程度上實現多元化效益，同時也能為客戶綜合提供銀行保險服務。在歐洲以及其他國家，這是一個階段性的模式。銀行保險混業發展一段時間之后，隨著市場更加成熟以及企業對于風險控制能力的提升，銀行和保險或許會合而又分，隨著企業經營地域的不同有所變化，或者隨著企業全球性業務的拓展衍生出不同的組織模式。這是因為通過業務的多元化，不同業務條線之間可以通過分散風險來實現收益。同時，一個全球經營的企業還可以通過市場之間、地區之間的整合來實現地域多元化。因此，隨著中國市場的進一步開放，以及中國企業不斷地走出去，會出現不同的發展路徑。目前來看，混業經營可能是一個中間階段，但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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