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循環”發展格局不是排斥開放、泛化舉國體制，而是在外循環不暢的環境下的自我鞏固提升和修煉內功。這意味著要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短期靠消費，長期靠創新；窮人國家補，富人國內花；科技要突破，進口要替代；將全球價值鏈重構與國內經濟結構調整相結合
文｜王軍
近期，加快形成“雙循環”新發展格局頻頻被最高層提及。“雙循環”作為當前最為重要的治國方略的提出絕非偶然，是中央基于當前更加嚴峻且可能持續較長時間的國際環境和國內形勢所做出的重大判斷，是由不期而遇的各種約束條件所決定的。
其背后的清晰邏輯鏈條是：基于大變局，面向中長期，立足持久戰，形成“雙循環”，既要解決內需循環不暢的問題，也要通過更大力度的開放和自主創新解決核心技術領域“卡脖子”的問題。
今年10月將召開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在這次會議上將討論并通過“十四五”規劃建議，“雙循環”很可能會成為“十四五”時期中國重要的新發展戰略。
“雙循環”提出的背景
上半年中國經濟的V型反彈初步得以確認，但后續復蘇的可持續性尚不樂觀。得益于強有力的疫情防控，中國成為全球最早走出疫情的主要經濟體，經濟活動也在逐步好轉，初步走出了探底反彈的“V”型復蘇走勢。疫情期間，對經濟增長起主要拉動作用的是資本形成總額，而最終消費支出則有較大的負貢獻。同時，過去十多年來，中國外貿依存度從超過60%快速回落至目前的30%左右，貿易差額占GDP比重維持在3%附近，進一步提升的空間不大，外需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逐年減弱。鑒于全球經濟仍然深陷巨大衰退泥潭，后續外部環境仍較為嚴峻，并有諸多不確定性，未來的經濟復蘇形勢并不明朗。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導致全球經濟陷入深度衰退。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6月的預測，今年發達國家GDP將下降8%左右，全球經濟下降5%左右，全球需求完全恢復可能要到2022年甚至更晚。受疫情影響，國際貿易和投資大幅萎縮，國際金融市場動蕩，國際交往受限。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國家奉行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政策。
疫情也加劇了全球供應鏈、價值鏈的遷移和重構，加大了人們對“去全球化”的擔憂。
因此，中國未來將在一個更加不穩定、不確定的國際大循環受阻的背景下謀求經濟社會發展。
中美戰略博弈與摩擦日益加劇。中美兩國圍繞技術創新、經貿投資、全球市場、金融、信息、地緣政治等全方位的長期競爭和博弈已經全面開始，并將愈演愈烈，且將既聚焦于長期戰略利益（地緣政治、國家安全、意識形態、政治體制），也包括短期商業利益（貿易、科技、金融）。美國的戰略意圖十分明顯：在激怒中國的同時遏制中國。最近幾年，美國對中國的“遏制”可謂步步緊逼、不斷加碼：從貿易戰，中興、華為事件，越來越長的實體清單，到今年的將新冠肺炎污名化為“中國病毒”、制裁香港地區、升級對中國臺灣的“支持”、強買抖音國際版、宣布“清潔網絡”五大行動，直至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突然限時關閉休斯敦領館。所有這一切，都是在以維護國家安全為借口，濫用國家力量，打壓遏制中國崛起的代表性力量——高科技企業，從而惡化中國發展的環境、加大中國發展的成本。
中長期面臨轉型發展等諸多難題。經濟結構仍有缺陷，經濟整體大而不強，高端產業少而弱，核心科技不掌握、創新能力不足；收入分配差距較大、區域發展不平衡、房價過高、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等問題依然突出；資源環境承載能力仍有較大短板，生態環保問題較為突出；傳統的“人口紅利”和“城市化紅利”逐漸消退，經濟下行壓力較大且具有中長期特點，部分企業經營困難；經濟對債務的依賴愈發嚴重，企業、政府及居民三大部門去杠桿任重道遠，國有企業則是重中之重；人口老齡化與少子化日趨嚴重，未富先老、高齡少子同時出現。
總之，“雙循環”是在“去全球化”和中美“脫鉤”風險加大的形勢下兼具被動防御與主動進攻的綜合體系，是“被動應對”+“主動謀劃”的綜合舉措，可以看作是對中央近年來多次強調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正式回應和全面應對之策，也是應對中美在科技、經貿領域局部“脫鉤”壓力的核心之舉。
“雙循環”的內涵
立足內需構建國內大循環。國內大循環處在主體地位，是國際循環的基礎和保證，是在外循環不暢的環境下的自我鞏固提升和修煉內功，是一個旨在解決經濟安全的體系。從經濟循環所包含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四大環節來看，暢通國內大循環需要打通收入分配和流通交換中間的連接機制，把生產和消費有機結合起來，既要通過強大生產能力支撐國內巨大市場需求，也要通過國內巨大市場體量反哺生產轉型升級；通過收入分配改革，發展社會生產力，激發市場活力。
強調以國內大循環為主，意味著要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充分發揮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優先考慮提振國內需求，加快關鍵核心技術攻關，解決關鍵技術“卡脖子”問題。通俗地說就是：短期靠消費，長期靠創新；窮人國家補，富人國內花；科技要突破，進口要替代。
以國內大循環為主推動國際循環。國際循環起著帶動和優化的作用，是國內循環的外延和補充。改革開放40多年來，隨著綜合經濟實力顯著增強，中國先后深度融入東亞經濟體系和全球經濟體系，參與全球經濟程度穩步提升，已成為全球主要經濟體價值循環的聯通樞紐。
迄今為止，全球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國家和地區通過最終消費品和中間品貿易與中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因此，中國除了堅持擴大內需，仍然需要進一步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特別是要從商品和要素流動型的開放走向制度型開放，進一步加強與世界經濟的聯系，以國內大循環為主推動國際循環，將全球價值鏈重構與國內經濟結構調整相結合。
加快形成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通過國內國際“雙循環”，推動改革與開放相互促進，以“內循環”支撐“外循環”，以“外循環”帶動“內循環”。隨著國際上逆全球化趨勢增強和疫情負面影響加劇，中國乃至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都顯露出產供銷脫節、上下游不同步等問題，體現出世界生產體系的不安全性、不穩定性、脆弱性。
為此，中國迫切需要充分發揮自身超大規模的加工制造體系和內需市場潛力，立足國內生產和消費兩大市場優勢，逐步構建優勢互補、相互促進的國內國際雙循環機制。
為更好地理解“雙循環”，有必要破除以下三個誤解：
一是“雙循環”不意味著主動“脫鉤”、閉關鎖國、封閉運行、經濟內卷化，更不意味著一味只強調自力更生、自給自足、自主創新，而排斥開放、閉門造車、泛化舉國體制、百業追求全面自主化。要警惕人們過度鼓吹經濟內循環，認為關起門來也能發展得很好，如果完全“內循環”，產能過剩遲早會愈演愈烈，中國經濟只能是死路一條。
二是“國內大循環”并不簡單等于“擴大內需”。如果把“內循環”簡單理解為擴大內需，則很容易走進政策誤區，搞大水漫灌、加杠桿和強刺激。
三是“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并不意味著不再重視國際經濟循環。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早已深度融入經濟全球化和國際分工體系，即便是擴大內需，也離不開國際產業鏈、供應鏈的協同配合，技術進步也離不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封閉起來脫離世界主流，只會拉大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
“雙循環”的障礙如何破解
一是“窮”，即收入增長緩慢、收入差距過大及杠桿率偏高導致有效需求不足。經濟循環的四大環節中，最大的瓶頸是分配和消費，及其背后的收入。隨著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居民收入增長愈發緩慢；以基尼系數為代表的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拉大，絕大多數人的收入水平仍屬于偏低狀況，中國目前62%的人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這將不可避免地制約消費擴張與升級；高房價給居民消費帶來的“擠出效應”依然顯著，也使居民杠桿率居高不下。這三大突出問題成為制約中國經濟實現“雙循環”的最大障礙。
二是“虧”，即企業短期經營困難和中長期產業轉型升級困難并存。受疫情沖擊，企業出現短期經營困難和盈利下降，關鍵技術和產業鏈等核心環節有短板，存在一些已經或可能被“卡脖子”的產業和技術，如半導體、航空發動機等。同時，產品附加值較低的下游產業短期缺少發展動能。
三是“高”，即高房價成為內循環的重大障礙。大家都去買房，其他的消費能力和消費欲望自然下降，所以當務之急是降低居民部門的負債率，提升居民部門的消費能力，而不是讓民眾將儲蓄都投入樓市。房價暴漲，則必然百業蕭條。房地產不止，制造業難興。另外，從戰略上來看，進一步強調“去地產化”的重大戰略意義在于：防止重蹈歐美“去工業化”的覆轍，造成產業空心化。
四是“退”，即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過快退出的風險。從財政政策的角度，需要重點考慮的是，如何將財政政策落實得更有針對性，如何通過財政政策促進消費的增長。從貨幣政策來看，退出相對寬松政策的條件還不存在。經濟復蘇基礎仍很脆弱，消費增長乏力，財政政策存在對實體經濟的擠出效應。就利率而言，仍有降低利率的余地。物價逐步走低有利于下調利率，金融讓利與保持政府債務和企業債務的可持續性都需要下調利率。
五是“病”，即海外疫情反復與全球經濟衰退沖擊中國外需。海外疫情仍在發展，在冬天發生變種或卷土重來等不確定性均會對經濟反彈構成威脅。疫情對上半年全球經濟活動的負面影響比預期的更為嚴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6月對全球增長率的預測比4月低1.9個百分點。主要經濟體都深陷衰退泥潭，今年二季度歐美日經濟體經濟增速均創出70多年來的最大降幅。
六是“戰”，即中美間的戰略博弈和摩擦恐將成為“新常態”。建國以來，我們用了30年時間基本解決了“挨打”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用了40年時間基本解決了“挨餓”的問題；那么，后面我們大概需要用30年到60年的時間，來徹底解決“挨罵”的問題。
隨著中國經濟實力與影響力增加，中美兩國在經貿方面的有限“脫鉤”趨勢將大概率緩慢持續下去。在金融領域，彼此的摩擦未來也有逐步升級的跡象，后續中國不排除會遭遇來自美方的金融制裁或金融勒索、資本外逃、海外資產貶值甚至被扣押等不可預期的風險發生。未來可能產生沖突的領域將有所泛化，如信息安全、意識形態、地緣政治，中國承受的外部壓力或有波動但不太會持續緩解，但這不改變中國繼續追趕美國、并不斷縮小實力差距的態勢。
針對上述制約和妨礙加快形成“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諸多問題，筆者提出“六字箴言”加以應對：去窮、扭虧、抑高、緩退、治病、止戰。去窮，即穩步增加居民收入、解決收入差距過大及杠桿率偏高所導致的有效需求不足；扭虧，即通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盡快扭轉企業短期經營困難局面，推動企業實現轉型升級；抑高，即堅決遏制房地產泡沫再度抬頭，防止重蹈歐美“去工業化”覆轍；緩退，即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不應該輕言退出，而應保持相對平穩；治病，即采取綜合性措施，穩外貿、穩外資、穩預期，防止海外疫情反復與全球經濟衰退對中國外需的沖擊；止戰，即保持冷靜、加強溝通、管控分歧、化解風險，以對歷史和人民負責任的理智態度，維護和穩定好中美關系，避免把兩國人民的命運拖向不可控的深淵。
“雙循環”六大機遇
第一，擴大內需尤其是消費需求。未來的消費升級領域或消費熱點：一是未來高端消費的海外回流勢不可擋。中國高收入群體的很大部分消費發生在海外，這也導致了中國服務貿易項下的旅行逆差每年高達2000億美元。二是服務消費將快速增長。教育、醫療健康、信息技術、商務服務、專業服務和個人娛樂休閑等服務將成為經濟新增長點。三是由都市圈和城市群建設帶動的升級型消費，如老舊小區改造等新機會將大放異彩。
第二，推動制造業轉型升級和穩定產業鏈供應鏈。疫情客觀上倒逼了產業轉型升級，疫情過后產業鏈修復與整合、傳統產能向中高端的躍遷與提升、線上供應鏈融資便利化、企業存量資產盤活等積極變化，都將是制造業轉型升級的突出亮點。未來圍繞“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補齊相關產業短板、鞏固和提升中國制造業在全球產業鏈中的主導地位等方面，國內企業也面臨大量機會。
第三，科技創新所帶來的進口替代產業發展。為逐步解決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問題，未來中國將加快技術攻關和創新步伐，培育壯大供應鏈中的關鍵企業。在核心技術領域，尤其是嚴重依賴于外部市場的核心技術，如芯片、關鍵零部件和材料、工業軟件及操作系統、產業互聯網、物聯網等領域的國產替代將繼續成為最火爆的風口，這會給國內相關產業和企業持續帶來巨大的市場機會。
第四，以數字經濟為代表的新產業、新動能還在逆勢增長，將迎來爆發式增長的春天。隨著5G網絡、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加快，以人工智能、云計算、大數據、區塊鏈、物聯網、工業互聯網等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將更為廣泛地應用實施，高端裝備制造、新能源汽車、新材料、醫藥產業、高端醫療器械等產業將迎來較大發展。特別是“新基建”作為數字經濟時代的基礎設施，將會對企業經營、商業模式、產業鏈布局等產生一系列重大影響，包括會造成區域經濟和城市競爭的重新洗牌。
第五，區域經濟一體化及新型城鎮化是擴大內需、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增長點和推動力。未來國家將重點支持都市圈、城市群和國家中心城市的建設，投資重點包括交通、市政和產業園區的新老基礎設施、能源水利、生態環保、民生服務、冷鏈物流、城鎮老舊小區改造等多個領域。從區域角度來看，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京津冀、中部及西部地區的核心城市群將成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五大增長極，各類要素會向這些增長極加速聚集。
第六，對外開放將邁入新階段和高水平。西方不亮東方亮，未來中國的幾個開放方向值得期待：一是東盟及東亞。與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東盟的自由貿易協定談判RCEP有望在年內達成，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亦有望取得進展。二是歐洲尤其是德國。與歐盟的投資協定談判有望完成，可使中國經濟與歐洲經濟更加緊密綁在一起。
三是“一帶一路”中的優先方向和重點地區。
（作者為中原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編輯：王延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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