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經緯客戶端12月1日電 據微信號“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1日消息，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近日表示，A股市場“殼”資源和相應的“殼市場”的發展，是傳統體制下典型的“設租”和“尋租”行為。
李揚表示，發展多層次、功能互補的資本市場，成為實現我國“十四五”乃至2035年戰略目標的金融改革和發展的重點。
李揚指出，截至2019年底，中國基于增量法統計的直接融資占社會融資總量的比重仍然只有14%。資本市場不發達的后果之一，就是使我國經濟增長呈現典型的債務驅動特征。在這種機制下，要促進經濟增長，必然要大量增加債務，提高杠桿率，金融風險因此而累積；要管控金融風險，必要條件就是控制債務、降低杠桿率，經濟增長因此將承受向下的壓力。
李揚表示，這種金融結構，使得我國的金融發展長期處于兩難的“怪圈”之中。在經濟高增長時期，對于這種兩難我們或無切膚之痛，但是，當增長速度下降，并形成了長期趨勢后，高債務問題，以及與之密切關聯的杠桿率居高不下問題，就進一步凸顯，并成為我國金融風險的淵藪。走出“怪圈”的金融對策，便是大力發展資本市場，因為，資本市場籌集的資金形成企業權益，其自身就是降低杠桿率的積極因素。
李揚稱，為了促進中國資本市場發展，調整股票市場結構、完善債券市場、大力發展資產管理市場和發揮金融機構的作用等四個方面，至關重要。
關于調整股票市場結構，李揚首先分析中美上市公司的結構后指出，中美股票市場的結構差別主要在于：美國股市集中了全國乃至全球最優秀、代表未來發展的公司，因而美國股市能夠靈敏地反映國民經濟的走勢，具有引領經濟發展的作用。中國上市公司以工業企業和傳統金融企業為主(兩者合計占比75%)，這使得我國股市既難成為“國民經濟的晴雨表”，更難引領整體經濟不斷提升質量和效率。
在上市公司所有制結構方面，李揚表示，中國依然依循國有和非國有的分野對上市公司進行分類。這固然體現了中國的現實并折射出制度優勢，但也存在若干導致低效率的問題，其中最要緊者，就是使得上市公司這種非常市場化的制度安排，與中國的行政體系高度契合起來。
李揚進一步指出，在中國，公司能否上市、上市的步調以及公司的經營和發展計劃，都與各級政府的經濟和金融發展規劃密切相關。由于上市公司都是各個地方用大量資源和政策培植起來的，而且事實上擔負著地方大量的支出和其他經濟責任，因此，若干關乎股市效率的制度安排，例如低效率公司退市制度，在實踐中就很難實施。退市制度推行不了，不僅使市場失卻了選優汰劣的功能，而且衍生出中國資本市場上的一個特殊問題——“殼”資源和相應的“殼市場”的發展。這是傳統體制下典型的“設租”和“尋租”行為。
李揚還認為，中國股票市場的投資者結構也是扭曲的。機構投資者占比過低(國內外機構投資者合計占比18.6%)，是大家熟知的老問題。更深入的分析顯示，中國股票市場投資者結構中占比最高的并非坊間所詬病的“散戶”(僅占27.29%)，而是概念非常模糊的“境內一般法人”(54.11%)。這表明，中國的經濟中存在著大量的政府機構和社會機構，通過行政性通道和資本市場聯系在一起。
“這也就告訴我們，資本市場要提高效率，必須從制度上斬斷市場與傳統行政機制的聯系，改變市場行政性過強的問題。”李揚表示，改革我國股市的上市制度、退市制度和投資者結構，是提高股市效率的要點，而所有這些改革，都劍指我國市場的行政化傾向。(中新經緯APP)
最新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