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班忙工作，下班抓功課，周末還奔走于各大培訓機構，如此連軸轉的生活幾乎就是每位職場媽媽的日常。如果問她們如何才能在事業和家庭之間找到平衡，大多人都十分無奈，有人還會無限自責，覺得不是“人生贏家”，做不到兩者兼顧。
在《職場媽媽生存報告》一書中，作者凱特琳·柯林斯（Caitlyn Collins）希望職場女性不要因此愧疚，把自己逼得太緊。這位圣路易斯華盛頓大學社會學助理教授一針見血地指出，“工作—家庭沖突是社會造成的現象，也就是說，社會應該能改變這種狀況”。這是柯林斯歷時5年、在4個家庭福利政策迥異的國家訪談了135名職場媽媽后得出的結論。
“這也是本書的亮點，從母親的角度出發，看不同國家的母親們怎么看待各國的家庭政策對自己的影響。之前關于工作—家庭平衡或者沖突的研究，很少跨國定性，從女性主體出發做研究，也很少考慮接受政策的人是什么看法。”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沈洋在《職場媽媽生存報告》新書首發活動上說。
母親的代價是自己的事業抱負
柯林斯對職場媽媽這個群體產生研究興趣，源于自己母親艾莉森的人生經歷。
年輕時，艾莉森是名典型的美國職場精英，30歲結婚后生了兩個女兒。做媽媽之前的艾莉森因為身處銷售崗位，上班忙得沒法喝咖啡，連上廁所都會被認為是浪費時間而遭人白眼，但競爭太激烈、壓力太大，令她不得不去如此遵守苛刻規定。而當她懷孕后，各種不公正的待遇更是變本加厲。
得知艾莉森懷孕的消息，上司立刻拿走艾莉森最大的客戶，降低了她的職級，并且強制她接受大幅降薪。雖然有很多不滿，但艾莉森忍住了。她是位堅強的女性，不會因為女兒們的出生打亂工作步伐，也沒減少工作時間，靠著不懈努力，終于晉升到公司高層。
隨著孩子們一天天長大，艾莉森遇到一個更難的問題：誰來照顧她們。她不肯做全職媽媽，于是選擇把女兒們交給保姆，或者送到日托班。“這些年來，她東拼西湊地為兩個女兒編織了一張瘋狂且不斷變換、令人嘆為觀止的關系網。”柯林斯如此評價艾莉森的竭盡全力，“由一群臨時和長期保姆、朋友、鄰居，一系列日托班、課前和課后活動、體育活動、夏令營，來確保她的兩個女兒在自己回到家之前安全無虞而且有事可做。”
但保姆會生病、請假或辭職，商業日托班說不定哪天就突然倒閉，因此，艾莉森設計的這些方案完全不像自己的工作計劃那樣具有強大的執行力，“沒有一個能運作超過一年，有些甚至只維持了幾天或者一個星期”。一旦孩子們沒地方去，自然會影響艾莉森的工作節奏，這時只能用終極解決方案——帶著女兒們去上班。于是，公司晨間董事會上令人尷尬的一幕就會出現：艾莉森激談項目進展，角落里兩個女兒在睡袋中酣睡。
女兒們的成長過程中，艾莉森的丈夫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是“喪偶式育兒”“詐尸式育兒”，還是其他？柯林斯沒有多寫，以父親“工作也很忙”一筆帶過。她只是提到，在孩子們都上小學時，艾莉森和他離婚了，隨后一邊工作一邊獨自撫養孩子。過了一段時間，感覺自己到了承受極限，終于選擇辭職，轉而做兼職顧問，這樣可以多些時間陪伴孩子們，“一切都有代價，艾莉森付出的代價是她自己的抱負”。
20年后，兩個女兒終于長大，“老驥伏櫪”的艾莉森試圖重返職場。但沒有人愿意雇用她，雇主都覺得她是老古董，艾莉森的職業生涯不得不徹底結束。
“這個世界本應更加友善、更加平等、更加公正地對待艾莉森。”柯林斯說，《職場媽媽生存報告》不僅是寫給自己的母親，也是寫給所有母親，希望“她們付出的努力在這個新世界里將得到重視”。
一代人改變瑞典育兒觀
“這本書按照不同國家的順序，先講瑞典，然后講德國、意大利、美國，其實就是從對家庭、女性幫助最多的國家講到最缺乏幫助的國家，大家可能在閱讀的過程當中會越來越絕望。”沈洋概括說。
尤其悲哀的是，幾十年后的今天，那個在母親晨間董事會上熟睡的小女孩做職場媽媽社會調查時，發現美國沒有改變，托育機構依然完全市場化，廉價可及者寥寥。這一代的中產階級職業女性要想繼續在職場打拼，依靠的辦法依然和她母親當年如出一轍，要么把孩子送去日托機構，要么請保姆照顧。
作為自由主義福利模式的代表，美國的職場媽媽們能獲得的福利待遇，與她研究的瑞典、德國、意大利相比起來是最少的，美國也擁有最高的母親和兒童貧困率。柯林斯由此得出結論：“在美國當一個職場媽媽比在其他任何發達國家都要困難。”
訪談中的“優等生”是瑞典，通過推行雙職工/雙照顧者的模式，致力于夫妻共同育兒。瑞典政府規定，夫妻共享480天育兒假，而且育兒假是在孩子8歲之前隨便休，并強制父親或母親每人至少休息三個月。尤其是“爸爸月”不用則過期作廢，這就從政策上保證了爸爸能夠參與育兒。再加上健全、廉價的公立幼托體系，瑞典的職場媽媽可以從伴侶、雇主、同事和政府那里獲得巨大的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瑞典這些政策是從上世紀70年代才開始執行的。在此之前，瑞典社會也是理所當然認為照顧孩子只是媽媽的事。隨著政府出臺方方面面政策大力推動，僅通過一代人的努力，就成功改變了全社會的育兒觀點。在柯林斯訪談的四個國家中，瑞典女性最能兼顧工作和照顧孩子，所有受訪的瑞典女性也都對自己的雙重身份表示滿意。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是“優等生”如瑞典，爸爸其實普遍只休了四分之一左右的育兒假，也就是政府強制他們必須休的那部分假期，更多的育兒責任還是由母親承擔。
柯林斯說，她對職場媽媽的研究持續了很多年，其間不斷有人問，與那么多女性進行深入對話后有什么感受。她說，一方面感謝那些受訪者的坦誠相告，“但如果讓我說實話，大部分情況下，我的感受是生氣，我不知道在讀了本書中那些女性的經歷之后，你是不是也覺得生氣”。
上海的育兒現狀跟美國挺像
“作者主要是聚焦4個發達國家中產階級的職場女性。其他階層，比如社會和經濟地位都較低的移民階層，可能就沒有考慮到。”在沈洋看來，這不能不說是《職場媽媽生存報告》的一個局限。對此，柯林斯也在書中表示，就算她所調查的母親們年輕時因為照顧孩子遭遇了諸多不公，但她們其實比大多人過得更好，“貧窮的母親們所面對的困境要凄慘得多”。
實際上，已育女性面臨的工作-家庭問題，也就是俗稱的“工作家庭如何平衡”，在世界范圍內都普遍存在。在日本和韓國，至今還有一股很大的保守力量，認為職業女性有孩子后就該回歸家庭，近年暢銷并成為話題之作的韓國小說《82年生的金智英》、日本小說《坡道上的家》中都有類似描寫。從中也可以看到，一些職業女性選擇回家相夫教子后，會有巨大的失落和精神苦悶。
中國女性就業率在世界范圍內都是非常高的，不管身處何種階層，同樣面臨工作與家庭的“平衡”。今年以湖南省文科成績第四名考入北大考古系的鐘芳蓉是個留守兒童，她的母親接受采訪時就流著淚無限欣慰地說，至少女兒的孩子今后能從小和媽媽生活在一起了。
熱播劇《三十而已》在互聯網上掀起一場“全職太太是否獨立女性”的大討論，最后以顧佳決定帶著兒子離婚、重新創業經營茶場收尾，實現一位中產階層全職太太走向職場的“逆襲”。
演員姚晨在名為“中年女演員的尬與惑”的演講中，也透露因為生孩子，有很長一段時間無戲可拍，“這個時代對女人要求很高，如果你選擇成為一個職業女性，就會有人說你不顧家庭，是個糟糕的母親；如果選擇成為全職媽媽，又有人會說，這不算一份職業”。
最近幾年，隨著“二孩”政策放開，越來越多中國女性在工作與家庭之間糾葛、搖擺。最新發布的《2019年職場媽媽生存狀況調查報告》更是顯示，40%的職場媽媽因為生娃錯失了升職加薪的機會，33.7%的職場媽媽因此被公司邊緣化。如此環境之下，越來越多女性不敢輕易生育。
“在上海，3歲以前的兒童在托育機構的只有12%，大多數家庭都是隔代育兒，或媽媽在家，還有就是請阿姨帶孩子。上海的情況跟意大利、美國還挺像的。”沈洋說，瑞典通過一代人就成功改變育兒觀念的做法，其實給中國很大的啟示，“政策是可以推動家庭性別分工更加平等的，希望國內在政策上能夠對職場媽媽有更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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