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郭晉暉
985名校畢業、在金融企業工作的丁逸走上了一條與她母親完全不同的路：結婚時，她和丈夫決定不生孩子，組建丁克家庭。
遠在四川瀘州鄉下的王蓉生完兩個女兒之后，雖然婆家還想讓她繼續生個男娃，但她下定決心不生了。“即使國家放開三胎也不生了。現在農村養孩子也得吃幾百塊一罐的奶粉，不吃奶粉就是長得慢，孩子多了養不起。”她說。
如今，無論在一線城市，還是廣大農村地區，育齡婦女普遍出現了生育意愿下降的現象，導致我國正在從“政策性低生育”進入“內生性低生育”。雖然是否已經跌入“低生育陷阱”還沒有定論，但生育率處在一個很低的水平已被廣泛認可。民政部部長李紀恒近日撰文指出：“目前，受多方影響，我國適齡人口生育意愿偏低，總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線，人口發展進入關鍵轉折期。”
是什么阻礙了女性的生育意愿？生育成本居高不下、生育年齡延遲、受教育程度提高、生育喪失機會成本、自我意識蘇醒等都是原因。中國社會科學院一項最新的研究顯示，教育水平提高是近年來影響生育率變化的重要因素，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多孩的比例就會大幅減少。
這項研究的作者之一、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王廣州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稱，未來育齡婦女生育水平超過1.40的可能性不大，當前迫切需要消除影響生育的障礙性因素，采取鼓勵生育的措施。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昉近日也撰文稱，按照一般規律，我國的總和生育率很難再回到2.1的更替水平，但應該盡可能與經濟發展階段相匹配，如回升到更接近1.8的水平。因此，“十四五”應穩妥推進生育政策改革，盡快實現家庭自主生育。
與此同時，也要推進配套的公共服務體系建設，降低養育孩子的家庭成本，形成育兒友好型的社會環境，提高家庭生育意愿和養育子女的能力。
“內卷”的育兒路
丁逸對第一財經稱，雖然覺得孩子可愛，但并不覺得是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她對很多方面充滿濃厚的探索興趣，每一個興趣都需要時間和專注度，培養孩子需要大量時間精力，這與個人多元發展和成長沖突。
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研究員張熠對第一財經稱，阻礙女性生育的因素很多，生育成本是首要因素，生育成本包括生育的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
直接成本有教育成本，目前家庭對教育的投入越來越大；有住房成本，多生育子女帶來居住空間減少，房價高企導致成本上升；有照料成本，例如月嫂、聘請保姆、托幼等費用。
間接成本則包括時間成本和職業生涯受損。無論家庭教育還是照料都需要大量時間，根據國際經驗，生育兩個孩子以上會極大影響女性勞動參與率，而且不可恢復。
王蓉告訴第一財經，她是生完兩個孩子后從廣東打工地返鄉的，當她回家探親時看到作為留守兒童的女兒們滿身泥巴地迎接她時，就決定把兩個孩子帶到打工地撫養，但去了廣東之后發現教育費、生活費都大增，最后決定回鄉自己帶孩子。
“村子里也有生三個的，但也不多見了。大部分都是兩個，如果頭胎生了兒子，有的也只生一個，因為養兒子的成本很高，農村要給蓋房子娶媳婦，父母的負擔很重。”王蓉說。
王蓉雖然只有初中文化，但卻是一位見過世面的“打工人”，她也不想“放養”孩子，也想讓孩子吃得好、長得壯，能夠接受好的教育，而這些無疑都需要錢。
“2017年全國生育狀況抽樣調查”的數據分析報告顯示，在關于育齡婦女不打算生育的原因中，首要原因就是“經濟負擔重”，占比高達58.9%；其次是“沒人帶小孩”，占27.0%，第三位的原因是“養育孩子太費心”，占比為26.6%。
育齡女性遭遇“生育懲罰”
劉筠在被裁員之前，在一家國際知名的外企工作。三年前在丈夫的強烈要求之下，她生了第二個孩子。此前她一直都不想要二胎，工作忙、家里老人年齡大沒法幫著帶孩子，孩子出生之后，她請了阿姨幫忙帶，但沒過多久，她就被裁員了。她給幾家心儀的公司投遞簡歷后，石沉大海，于是她干脆辭掉了阿姨，自己在家帶老二。
劉筠的經歷用人口學的概念來說，叫做“生育懲罰”，即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中由于生育事件帶來的負面影響。天津財經大學統計學院姜甜、段志民的一項研究顯示，育兒時間對女性當期收入具有顯著不利影響，生育懲罰效應確實持續性存在，并且持續兩年。
王廣州認為，要想提高生育率，首先要分析是何種因素阻礙其回升。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二孩政策出臺以后給女性帶來的更多是損失而非收益。二孩政策的放開，加劇了女性實現自身價值與家庭生育職能的沖突。對于家庭而言，特別是有職業的母親來說，生育將占用大量的時間，而且還會影響收入。
繼續放開生育？
二孩政策放開以后并沒有想象中的人口激增，2017年出生人數已經比2016年減少，2019更是達到了歷史的低谷。2019年我國的人口自然增長率為3.34‰，是除1960年外新中國歷史上最低水平。
我國的生育政策已經走到了一個轉折點，蔡昉提出要盡快實現家庭自主生育。恒大研究院任澤平近日發布報告建議先放開三孩。然而在二孩遇冷的大背景之下，開放三孩的效果能有多大，仍然是個問號。
勞動力市場的情況已經證明，全面放開兩孩政策會導致女性在職場中受到更多歧視，對于未生育過的女性來說，她們遭遇更為嚴重的勞動市場性別歧視，女性員工可能會有兩次生育，使企業用工成本增加；對于已婚已育一胎的職業女性，本來就是職場中的弱勢群體，再次生育的可能性會使他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智聯招聘CEO郭盛曾對第一財經稱，在全面二孩之后，很多公司在招聘女員工時更加看重員工的生育狀況，一些女性為了獲得職位，不得不在簡歷中寫明“已婚已二育”。
“從這個層面來說全面兩孩政策對于職業女性來說是十分不利的，為了保障自身利益，女性可能不會選擇生育多個孩子。”王廣州說。
張熠認為，通常中產階層生育率最低，全面放開生育很難激勵中產階層再生育三孩。我國也并非完全的生育控制，主要是通過社會撫養費的方式調控生育，高凈值人群愿意生育多子女的部分已經生育了，因此完全放開生育率帶來的生育增加主要來自欠發達農村地區。除非提高這些地區的教育投入，否則會犧牲生育質量來換取有限的生育率提高，對國家長遠發展并不有利。
王廣州表示，中央“十四五”規劃已經提出，優化生育政策，增強生育政策包容性，提高優生優育服務水平，發展普惠托育服務體系，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關鍵是如何落實。
（文中丁逸、王蓉、劉筠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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