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哥倫比亞大學講席教授、亞洲開發銀行原首席經濟學家魏尚進在三亞·財經國際論壇上指出，氣候變化問題將成為緩和中美關系的新機遇。中美在氣候領域的合作是利己、利他又利人類命運共同體，“沒有比解決氣候問題更能體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
魏尚進認為，今明兩年，在世界經濟走勢的“三架馬車”上有“兩匹黑馬”和“一匹綠馬”。在他看來，“兩匹黑馬”分別是疫情之后各國經濟如何反彈以及美國政府更替后的經濟政策和對外關系政策。“這兩匹黑馬的脾氣有不確定性，它們如何跑、往哪個方向跑對中國明年經濟增長會有很大影響。”
此外，“第三匹馬”是一匹“綠馬”，也就是全球又開始關心的氣候變化問題。“氣候變化在不遠的過去曾經嚴重失控，地球的氣溫在工業革命之后尤其在1950年之后急速上升，向一個危險的臨界點不斷逼近。”
在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中，魏尚進指出，2015年底的巴黎氣候會議達成了一個里程碑式的協議，讓每個國家都自愿承諾不再以過往的增長形式增加碳排放，中國、美國、歐洲在這個協定中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但與此同時，魏尚進強調，巴黎氣候協議是有許多缺陷的，主要有四個方面：
首先，巴黎協議的目標還不夠遠大，各國的承諾遠遠不夠，至多只是推遲了世界向危險臨界點逼近的時間，但并沒有避免危險臨界點的到來。
第二，巴黎協議基本沒有什么執行力，全靠各個簽約國所謂的“自愿遵守”，這不一定可靠。在新冠疫情暴發后，很多國家都推出了經濟刺激計劃，比如在70%-80%的G20國家的刺激政策中，氣候友好型的政策不多，一般都把氣候問題往后推了。這反過來表明，一旦國家出現經濟困難或者財政困難，在巴黎協定中的承諾可能就要往后推。
第三，巴黎協議的形式是各國政府都做幾十年以后的承諾，是當權的政府為以后的政府喊口號，這不一定可靠，也缺乏約束力。
第四，巴黎協定忽略了“下一個中國”，也就是，發達國家把注意力都放在要求中國加大減排力度上，這是有很大缺陷的。現在中國自己降低碳排放的努力很多，而且也做了碳中和的承諾，中國本身的經濟結構變化也使得中國經濟碳排放的密度不斷下降，到2030年以后會出現絕對下降。但是，全世界整個消費結構中碳的含量下降得非常慢，德國比中國消費的碳含量要高70%左右，美國比中國要高200%，如果全球消費中的碳含量不變，只是中國少生產產品，而全世界需求還在，一定會有越南、印度、印尼、拉美、非洲等增加高碳產品的生產。
因此，魏尚進提出，全球要真正解決氣候變化的挑戰，需要有三個新的工具，分別是：通過綠色關稅和國內綠色環境稅，增加各地碳排放的成本；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需要附加綠色條件；需要有綠色產業政策，不僅鼓勵更多的新能源，也要鼓勵創新，讓碳捕獲和碳存儲的成本大幅下降。
魏尚進強調，這三個新工具的設計和實施需要中美合作，這也給中美合作提供了一個機會。
“中國政府今年9月承諾要在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超出了中國在2015年巴黎氣候協定中的承諾，也超出了目前大多數國家的預期，令中國在氣候變化領域的話語權有所提升。”他說，“而美國當選總統拜登在競選中多次強調，管理氣候變化會是新一屆政府的政策重點，這與美國現任總統截然相反。美國不僅要重回巴黎氣候協議，而且很可能做出2050年或2060年達到碳中和的承諾，而且會重新爭取世界氣候變化管理的領導權。”
魏尚進指出，在這樣的背景下，全世界都在關心未來十年應該具體做些什么，以落實應對氣候變化的承諾，這給中美合作創造了空間。“中美雙方任何一方多做一點，就會給另外一方多做承諾、多做工作的激勵。”
具體來看，魏尚進指出，雙方有很多可以合作的地方，除了落實好這三個工具，還可以共同推進世界貿易組織（WTO）改革，比如，制定符合國際規則的綠色關稅和綠色產業政策。
另外，雙方還可以在推動國際組織改革方面開展合作，比如，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亞洲開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在給成員國提供發展援助時增加綠色發展條件。同時，在“一帶一路”倡議以及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外援項目中，也應該制定綠色的框架。
魏尚進強調，中美在氣候領域的合作可以彌補巴黎氣候協定的多種缺陷，特別是可以減輕減排努力對中國產業的沖擊。“現在，中國是發展中大國里唯一做出相對激進承諾的國家，如果只有中國自己提高企業生產的成本，中國會在很多行業損失競爭力，或許在執行的時候力度也會打些折扣。如果全世界有個框架，讓世界任何廠家或者居民的碳排放成本增加，就能夠讓中國、印度、越南等國的競爭處于同一個水平上，這樣中國企業的相對競爭力也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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