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2030年的宏偉目標在今天已經初步看到了萌芽。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12月21日發布了《新時代的中國能源發展》白皮書。國家能源局局長章建華介紹，當前，我國已建立完備的水電、核電、風電、太陽能(000591,股吧)發電等清潔能源裝備制造的產業鏈，水電、風電、太陽能發電累計裝機規模均位居世界首位，有力支撐了清潔能源開發利用。
《新時代的能源發展》白皮書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底，我國可再生能源發電總裝機容量7.9億千瓦，約占全球可再生能源發電總裝機的30%。其中，水電、風電、光伏發電、生物質發電裝機容量分別達3.56億千瓦、2.1億千瓦、2.04億千瓦、2369萬千瓦，均位居世界首位。
今年9月，中國宣布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力爭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近日舉行的氣候雄心峰會上，中國又一次作出重大的氣候政策宣示，到2030年，中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將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將達到25%左右，森林蓄積量將比2005年增加60億立方米，風電、太陽能發電總裝機容量將達到12億千瓦以上。
近日，能源基金會發布的《中國碳中和綜合報告2020》指出，2060年碳中和愿景的實現頗具挑戰性，需要中國在制定強勁的長期戰略的同時，有效識別電力、建筑、工業、交通、農業、林業和土地利用等關鍵部門的近期行動，從政策、金融和技術等多角度實現跨行業合作。
我國能源產業正在經歷怎樣的調整？疫情對能源產業的影響有多大？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中美有哪些可以合作的地方？圍繞這些問題，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對能源基金會首席執行官兼中國區總裁鄒驥進行了專訪。
疫情期間可再生能源逆勢而上
《21世紀》：疫情下，世界能源產業受到的影響、沖擊有多大？有沒有逆勢而起的能源品種？
鄒驥：從全球來看，石油天然氣的產業可以說受到了重創，因為疫情期間，大家活動相對封閉；且經濟受重創以后，對能源的直接需求下降，所以總體來講全球油氣行業的產量、銷售量、消費量都在下降。
然后是我國占據約一半產量的煤炭行業。中國在疫情比較嚴重的時候，煤炭行業受到了部分沖擊，但是當時國家能源局敦促煤礦復工復產，保障煤炭穩定供應，所以基本上經歷了很短期的波動。目前來說，煤炭行業可以說是回到了正常的水平。
今年值得關注的是，其他能源品種的生產量、消費量都下降了，但是可再生能源上升了。根據國際能源署的數據，全球的可再生能源數據是逆勢而上。這個原因我們還有待進一步的探究，有一個解釋是由于疫情人們不能夠流動，而分布式的可再生能源在這時候就發揮了很大的作用，這個需求量就上升了。
總的來看，世界能源的整個形勢，在今年上半年以來總體受到了抑制。而且隨著美歐的疫情反彈，這種能源需求不足的狀況可能會再持續一段時間。一般來講，大的對應關系是經濟繁榮的時候，經濟熱度比較高的時候，對能源的需求也就比較高，我預估可能這種能源低迷的情況還要持續半年到一年，甚至于更長的時間。
2030年目標初現萌芽
《21世紀》：你如何看待我國的能源改革？近來5G、物聯網等新基建發展如火如荼，能源產業將如何參與其中？
鄒驥：根據我們能源基金會的分析，近中期能源改革一般可以分為三大領域，一個是能源系統本身的變革，第二個是數字技術和傳統產業的融合，第三個是新型城鎮化。
第一個領域關于能源系統的變革，就是要大大提高電力系統的非化石能源的占比，也就是電力系統要加速去做深度低碳化。這里面我想展開說的是可再生能源，這個要結合場景、地區背景、技術形式、投資背景等來談。
以位于青海的龍羊峽水電站為例，它們的發電量是可控可調節的，比如光伏，白天有太陽，晚上沒有；風能，有時候有風，有時候沒風，水電就可以借此互補，使輸出的電流總體上保持平穩。另外青海本地有大量的風光資源，再加上甘肅、寧夏、蒙西等地的風光資源、水力資源，用一定的形式配合起來，然后加以儲能，保證一個相對平穩的非化石能源系統，就可以往外大規模地輸電，這些大規模的非化石能源、“風光水互補系統”，我相信會帶來一個激動人心的變化，中國的能源版圖也會隨之發生顛覆性的變化。中國在12月12日氣候雄心峰會上宣布的“到2030年風電、太陽能發電總裝機容量將達到12億千瓦以上”的宏偉目標在今天已經初步看到了萌芽。
又比如說西部地區往外長途輸送風光和水能發電的問題。現在中國有一個有特色的適用于輸送可再生能源發電的技術，即“特高壓直流輸電”。在今年，從青海到河南的第一條特高壓直流輸電已經開通了，這個技術可以把風光水混合的電力輸出來。這個意義是多重的，一個是能源轉型，幫助解決我們電力系統深度低碳化的問題。再一個是能夠讓西部擁有優勢產品，將可再生能源的電力產品源源不斷地賣到東部，幫助解決我們東西部差距大的問題。
而且我還特別強調中國大陸海岸線有1.8萬公里，這提供了大量海上風能資源潛力。我認為在這個地方應該合理地布局，把它們利用起來，當然這個成本會比較高，但只要能夠規模開發，成本是可以被分攤到可接受的程度的。
最后一點是電動車。碳中和的戰略是我們的電力系統深度低碳化，然后終端用電部門高度的電動化，包括工業、建筑、交通等領域。如果電動車有幾千萬輛或者數以億計的保有量時，每個車電池的集合就是一個巨大的儲能電容。因此電動車要怎么和電網有機地結合起來，變成儲能的裝置，這些系統的建成將標志我們能源系統的巨大變革，而且這些變革目前都有了現實的基礎。
第二個領域是數字技術的問題。傳統的基建行業投資，就是我們過去的“鐵公基”，修機場、修鐵路，鋼鐵、水泥、化工和石化重化工業等等。現在我們除傳統的基建行業和制造業投資外，還有5G、大數據中心、云計算、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等，這些技術已經發展得越來越快，它們現在的狀態是正在迅速地尋找應用場景，這些應用場景其實是非常廣泛的，比如把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技術用于交通行業、冶金行業、水泥建材行業、化工石油行業等，可以大大地提高這些行業的能效和產品生產效率。國內的一些高技術公司，比如華為、騰訊等，他們也在迅速地開拓這種新應用場景的市場，這會迸發出一個巨大的投資需求。
第三個是新型城鎮化的問題。在未來5-10年里，會有上億的農村人口要進城，他們不是進入到大都市里，就是進入到都市圈周邊的小城鎮。小縣城星羅棋布，和大城鎮在產業鏈分布、投資和就業機會、勞動力與人口分布、基礎設施分布等方面形成一個有機的系統。城鎮間就需要靠軌道和能源基礎設施連接，這就涉及新基建的問題。
而且新型城鎮化下肯定還要蓋幾十億平方米的房子，我們正在推動的是大興土木的投資，能夠和由分布式光伏建筑、直流配網、儲能集成的虛擬電廠結合起來，形成一個系統集成。小城鎮的房子不會太高，總體屋頂面積比率大大增加，房子屋頂和朝陽立面都鋪上光伏發電，加上直流配網、儲能裝置，充電裝置等等綜合起來，樓宇之間再用能源互聯網連接。那么這樣的小鎮，就不僅是一個耗電的單元，也是一個發電的電源。這個市場規模是巨大的，如果有幾十億平方米的面積，就完全可以把成本給稀釋了。
總體而言，我認為我們現在是處于能源革命的前夜，生產力、技術逐漸成熟起來了，同時也要打通政策和體制機制的堵點，為這些技術的應用創造條件。
我國碳市場潛力巨大
《21世紀》：有業內人士指出，“十四五”將是我國碳市場發展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時期，預計明年全國碳市場將正式啟動運行。你如何評價國內碳市場的發展？
鄒驥：我們國家現在碳排放量一年大概有90多億噸。我們以100億噸來說，按照國內地方市場的價格變化歷史來看，如果一噸二氧化碳的價格能夠到100塊錢量級的話，這就不得了，這就是1萬億元的一個市場容量，如果貿易活躍，多次換手，交易額就多達幾倍。
2019年中國的GDP接近100萬億元，那么如果是相當于GDP1%的一個市場，我們可以想想，鋼鐵市場、石油市場、農產品(000061,股吧)市場、房地產市場、汽車市場等等，這些數量級的數據都是可比擬的，可想而知這個市場容量背后的服務增加值、就業和稅收，再加上這個市場關聯的技術、裝備、安裝、運營等實體經濟市場規模，都會為擴大市場需求作出顯著貢獻。
但是目前中國碳市場還是處于非常初始的階段。在歐盟、在美國的加州，碳市場的發展已經有一段時間了。但總體來講，從全球范圍看，碳市場也還都處于一個發展的初級階段。
在市場進程方面，我認為主要取決于三點:第一是《巴黎協定》的各個締約方，他們在碳排放目標上是不是有足夠的雄心，如果目標很強，力度很強，市場對碳排放額度的需求就越旺盛，那么按照市場的規律，這種額度的市場供小于需的情況下，價格自然就會上來。
第二就是如何分配額度，如果把額度分配給市場主體，對于他們來講，既是減排的責任，同時也是權益。比如碳資產，我可以拿這個去做質押、去貸款等等，就像我們的房地產、汽車資產那樣，如果有這樣的權益的話，需求也會上來。
第三個層面就是有多少可得的資金能夠流入市場。如果進入市場的資金量足夠大，那么可以去買這些碳排放，這也會推動有效的需求，把價格推上去。這就要求將碳市場與碳金融結合起來。
總體而言，這個市場在短期內有很多影響因素。但是目前我們只能說從全國范圍內看還是一個初級的階段。有幾個試點的省市，比如廣東省、深圳市、北京市這幾個地方都達到了一個比較高的水平，如果我們這個市場改革進一步推進，及時且到位，應該說它的前景是可期的。
這個確實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段。如果相比較的話，中國的房地產市場、股票市場、債券外匯市場，它們發展的歷史，那都是經歷了三四十年，當然這個也取決于我們改革的決心力度，抓得緊不緊，也取決于有沒有歷史的機遇，有沒有改革的機會窗口。我們要做持久戰的準備，但也要爭朝夕，明日復明日的話改革永遠不能往前走。
中美氣候合作有共同的利益基礎
《21世紀》：你如何看中美氣候合作的前景？
鄒驥：美國當選總統拜登提出了2萬億美元的氣候行動計劃，另外他也表示要回到《巴黎協定》，在這些大前提下，我們完全相信中美是有共識的，也有共同的利益基礎，這個共同的利益基礎就是全球氣候穩定帶來的利益。在透明度、技術資金能力建設等方面，我相信中美如果能夠一起尋求共識，是完全可以合作的。同時也可以利用各自的影響力來帶動更多的國家往這個方向走。
當然這也是和中美的貿易投資緊密關聯的。比如中國的光伏產品這么便宜，制造能力這么強，而美國有大量的可再生能源的設備需求，他們可以過來買。另外中國在做深度的數字技術與傳統產業融合的時候，比如我們在芯片等高技術的產品制造上其實是有需求的，在煤改氣方面也需要天然氣，那么我們可以去買美國的天然氣。
又比如在電動車的技術迭代、低碳城市的治理、建筑節能、工業能效、智慧交通、碳捕獲與封存等方面，中美合作的空間非常大。中美如果要是在一個正確的軌道上發展這種關系，實際上是合則兩利。在氣候變化領域里面中美可以合作的事情特別多，非常緊迫的是，中美兩國政府的合作機制、對話機制應該要迅速恢復起來。新一輪的中美氣候合作有潛力，但和奧巴馬時期比，氣候合作所需要的基本戰略信任條件不如從前，這給中美潛在的氣候合作提出了新的也是嚴峻的挑戰，更加需要政治智慧去開拓。
（作者：劉影 編輯：和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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