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文摘：
全球化是指貨物、服務、人口、資金、技術、思想等各類要素和產品的跨國（區域）流動的動態過程。人類有文明史以來，便存在不同程度的跨國人口流動和經貿往來。地中海很早就成為亞非歐的貿易搖籃，中國在漢代即開辟了中國與西域的絲綢之路。從歐洲文藝復興到地理大發現，從蒸汽革命、電氣革命、電子革命到互聯網革命的四次工業革命浪潮，經濟全球化始終呈漸進發展之勢。
二戰以來，和平、穩定和發展成為時代潮流，全球政治、經濟、技術、人口、教育等的發展為全球化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環境，以跨國公司為主導的全球資本流動，強力驅動了全球產業進一步精細分工，并由此帶動新興市場加快融入經濟全球化浪潮。戰后全球制造業中心明顯經歷了美國、德國和日本、“亞洲四小龍”、中國內地的順次轉移。伴隨全球化的快速發展，全球價值鏈的形成和演化也更趨復雜，使得各經濟體的貿易競爭力更多體現為在全球價值鏈中的相對位置和利潤份額，國際貿易版圖已非簡單的出口和進口的地理關系，而是更加復雜的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的產業競合關系。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全球經濟步入艱難恢復期。貨幣流動性的寬松政策始終未能重振經濟動力，反而進一步加劇了貧富分化的鴻溝。全球化的利益在不同階層的分化和固化，催化了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全球化發展面臨史無前例的挑戰，最終帶來人們對全球化利弊的深刻反思。
全球化的演進與全球化4.0
經濟全球化由來已久，自15世紀地理大發現以來，已有超過500年的歷史。縱觀全球化的歷史進程，全球化通常是以技術突破及其帶來的勞動生產率優勢為依托，快速形成經濟和軍事上的強大力量以及相應的中心消費市場，進而加速推進經濟全球化進程。
全球化的演進過程
自19 世紀開始，經濟全球化開啟快速發展步伐，至一戰前夕有極大發展。1929 年經濟大蕭條之后，各國均紛紛提高關稅，全球貿易發展勢頭受到抑制。二戰期間國際貿易因受到中斷而步入谷底，二戰之后國際環境迎來極大改善，和平穩定與經濟發展成為各國的政策首選，政策成本極大降低。戰后一系列技術進步及軍用技術民用，促使生產和貿易效率極大提高，特別是互聯網信息革命出現之后，全球經濟分化更趨精細， 越來越多的新興經濟體加速融入全球經濟價值鏈中，從而產生了資源型國家、生產加工型國家、貿易服務型國家、技術和消費型國家等不同特征的經濟實體。國際分工提升了效率，也提高了貿易強度，更進一步擴展了貿易的內涵。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打斷了經濟全球化的高歌猛進之勢，以美國為首的發達經濟體的過度消費模式難以為繼，全球經濟由此前的“大緩和”切換為“新平庸”，國際貿易增速持續低于全球經濟增速，經濟全球化浪潮有所放緩。
1880人類歷史證明，亞當·斯密對全球化下世界格局終將達到“勢均力敵”態勢的判斷是極富遠見的。科技的進步和普及、人口結構的變化正潛移默化地改變著當前的世界格局。未來任何國家或地區都難以在經濟、技術和人口方面占據絕對主導地位。
從微觀上看，經濟學家約翰·鄧寧（1974）提供了一個研究跨國公司的分析框架：一是技術所有權；二是地理位置，如果貿易壁壘過高，地理位置就成為跨國公司決定是否到海外設廠時一項極其重要的影響因素； 三是內在化，要占領受到保護的市場，最好的辦法是在這個國家生產， 而不是向這個國家出口。跨國公司可以用更低的成本生產產品，通過技術轉移、動員不同地點稀缺的生產資源，從而提高生產模式的效率。
微觀行為決定了宏觀表現，具體如下。
一是貨物價值鏈的貿易強度有所放緩。貿易強度由2007 年的28.1% 下降至2017 年的22.5%。貿易量增長放緩，1990—2007 年貨物貿易增速是GDP 增速的2 倍，而2011—2017 年貨物貿易增速僅為GDP 增速的 1.1 倍。
二是服務貿易在全球價值鏈當中的作用日益提升。近年來，全球服務貿易總量增速較快，高于全球貨物貿易增速。但世界貿易組織發布的2020 年第一季度《全球服務貿易晴雨表》報告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了全球經濟，全球服務貿易增長減弱。
三是基于勞動力成本套利的部分行業開始顯著下降。現在基于這一比例的意愿僅為18% 左右。而生產基地的選擇更多會考慮技術型勞動力、自然資源、消費市場和基礎設施質量。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由2005 年的55% 下降至2017 年的43%。
四是全球價值鏈的知識密度日益增加。研發、品牌、軟件、知識版權的營收越來越多。總體上，這一占比已經由2000 年的5.4% 上升至2016 年的13.1%。同時，價值鏈更加區域化，主要發達國家在全球價值鏈中處于相對優勢位置。
亞當·斯密指出，全球化能夠提高全球福祉，“通過某種方式將世界上距離遙遠的各地連接在一起，通過使它們相互滿足各自的需求，全球化可以提升不同地區的幸福指數，同時促使各地相關產業的發展”。亞當·斯密還指出，在哥倫布和達伽馬航行后所引發的第一波全球化浪潮中，歐洲人在美洲和亞洲地區對當地人民實施奴役或政治壓迫，卻仍可以憑借“武力優勢”而“逍遙法外”，這導致當地人民深受其害。
然而，亞當·斯密也預見到，在未來的時代，美洲和亞洲“會變得更加強大，或者歐洲會日漸衰落”，從而達到一種“勢均力敵”的狀態，而這種狀態將帶來“對彼此權益的相互尊重”。斯密認為，國際貿易和“信息知識的相互交流”將推動這種均衡狀態的早日實現。
世界范圍的商品和要素流動是英國工業革命擴張的條件，而運輸成本的降低則是商品和要素市場流動的先決條件，技術進步則是生產和運輸成本下降的終極源泉。人類文明過去200 年之中所發生的四次工業革命，無疑為工業生產和國際貿易大幅降低了各種成本，從根本上推動了經濟全球化的蓬勃發展。
首先是運輸成本的下降。相對于商品價值而言，運輸成本下降之后， 更多的商品就有可能變成貿易品。一戰前的運輸成本大幅下降，蒸汽動力、煤炭和鋼結構貨輪的成本大幅下行，在1840—1895 年以煤、鐵和鐵路建設為代表，催化了第一波全球化浪潮。大西洋(600558,股吧)是英國工業革命向美國轉移的最主要阻力，運輸費用高昂成為19 世紀資源豐富但勞動力稀缺的美國經濟起飛的重要阻礙。而隨著航運和鐵路技術發展，運輸費用大為下降，加上戰爭因素帶來了新移民，為美國提供了高素質勞動力。二戰后航空、電信等物流和信息流的大規模普及和應用，更是加速了全球化浪潮。航運方面，1820—1860 年，運輸費用的降低縮短了各大洲之間的距離。蘇伊士運河極大地縮短了歐亞之間的通航距離，巴拿馬運河的開通縮短了南美洲與歐洲之間的經濟距離。鐵路方面，19—20 世紀的鐵路建設浪潮在全球擴張。空運方面，二戰之后的民用航空極大發展。
其次是通信成本的下降。20 世紀90 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商業服務可以貿易，生產外包更加普遍了。麥肯錫研究顯示，發達經濟體的服務貿易持續擴張而貨物貿易持續收縮，其背后主要是相對貿易優勢發生結構性變化所致。發達經濟體擁有更多的高技能和知識密集型人力資本，加上全球產業鏈分化日益精化，通信成本微乎其微，從而使得發達經濟體可以通過出口知識型服務獲得相對優勢。比如，美國在計算機研發、通信和軟件服務、金融服務等知識密集型行業享有強大的出口優勢。由于通信技術的低成本普及性使用，實時通信技術打破了過去的集成化生產模式，通信成本的極大降低使得企業能夠實時掌控全球資源的狀態， 進而極大地促進了全球的精細化分工，每個國家都專注于某一細分領域的特有技術。當前2/3 的全球貿易是中間投入品貿易，終端產品貿易只占1/3。
斯密的預測已經被事實印證。我們這一代人見證了歷史趨勢的峰回路轉，歐洲以及隨后的美國在享受了幾百年的全球主導地位之后，現今正在受到日益崛起的亞洲、非洲、中東以及南美洲的力量制衡。在過去的大約100 年里，美國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北大西洋地區（西歐和美國） 引領全球經濟這一前提之上。然而，這種由北大西洋經濟體引領的全球化正在走向終結。我們目前看到的存在于世界很多地區的緊張局勢正是這種舊秩序逐漸消亡的較好例證。
在哥倫布和達伽馬時代的世界，據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的估算，1500 年，全世界（除大洋洲）4.4 億人口的區域分布情況大致為：亞洲占65%，非洲占11%，歐洲占20%，美洲占4%。全世界（除大洋洲） 經濟產出的區域分布情況則為：亞洲占65%，非洲占8%，歐洲占24%， 美洲占3%。當時的世界很貧窮，各區域都處于鄉村狀態，實力強大的農業帝國則位于東南亞。
盡管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后興起的商業往來讓歐洲在亞洲有了立足之地，同時還讓歐洲人征服了美洲大陸，但真正創建歐洲時代的因素是那場由蒸汽機的發明、工業鋼鐵的生產、科學種田以及紡織機械化所引發的英國工業革命。到1900 年，無論是世界政治還是世界經濟，都在很大程度上為歐洲所掌控。亞洲仍然是世界人口中心，卻不再是世界經濟中心。
1900 年，全世界約16 億人口的區域分布情況為：亞洲占56%，歐洲占27%，非洲占7%，美洲占9%。根據麥迪森的估算，全世界經濟產出的區域分布情況則為：亞洲占28%，歐洲占47%，非洲占3%，美洲占20%。其中，美洲的產出絕大部分來自美國經濟，亞洲的經濟占比顯著下降，歐洲的經濟占比則飛速上升。如果我們將目光聚焦在西歐、美國和加拿大（北大西洋經濟體）上面，1900 年，上述三者的經濟產出之和占世界總產出的51%，這一數字令人矚目。顯然，亞洲引領世界經濟的方向因工業革命的爆發而被完全調轉。到1900 年，世界被牢牢掌控在北大西洋經濟強國的手中。特別是英國，處于權力之巔，正因如此，那個時代也常常被稱為“大不列顛治下的和平”。然而，這種全球和平并不像歐洲人自己預想的那樣普遍存在，原因在于歐洲人在非洲和亞洲發起戰爭、掠奪土地，并抑制由當地人發起的旨在反抗歐洲人統治的暴力叛亂（歐洲人稱之為“恐怖主義”）。
《全球化的終結？》
定價：88.00元
書號：9787521724387
作者：宗良,馮興科
出版時間：2020年11月
內容簡介：
這是一部聚焦經濟全球化與中國金融開放的作品。
幾百年來，世界經濟有前行也有曲折，但全球化持續向前，在經濟、金融穩定與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2019年底暴發的新冠肺炎疫情，一方面加劇了某些“逆全球化”的趨向，另一方面也讓世界看到了全球化發展的新動力(310328)。面對這場歷史性變局，中國應該怎么做？
這本書著重分析全球化的歷程和基本特征，深度剖析全球化的未來走向，探討中國在新型金融全球化中的重要角色以及中國金融全球化的愿景和路徑，繼而探索新型金融全球化的未來之路，以及“一帶一路”在其中的引領作用。
全書內容涵蓋“一帶一路”投融資體系與國際合作、新興市場金融風險與國際經貿規則重構、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經濟金融全球化進程、中國銀行(601988,股吧)業全球經營策略、中國金融市場開放、人民幣國際化、外匯儲備管理與運用、金融全球化的新動力、國際金融中心的未來等多個層面、多個領域的重點、熱點和難點問題。
全球化的未來是關系全球經濟、金融發展的重大課題，我們要如何解讀這一課題？中國如何在其中發揮自己的作用，以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中國夢”？這本書會給出有遠見的答案。
作者簡介：
宗良
博士，中國銀行首席研究員、金磚智庫高級研究員、世界金融論壇議程委員會委員。先后就讀于武漢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福特班）、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中宣部高級智庫專家團成員，曾作為重要專家團成員兩次出訪歐洲交流。國家制造強國建設戰略咨詢委員會委員。主持重大課題20余項，發表論文200余篇。著有《人民幣國際化理論與前景》《危機后的全球金融變革》《跨國銀行風險管理》等多部著作。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評議專家，跨境金融50人論壇學術委員會秘書長，《金融時報》專家委員會委員；中華博士會副會長。兼任北京大學、對外經貿大學、中央財經大學等高校兼職教授。
馮興科
金磚智庫主任，世界金融論壇秘書長、北京師范大學新興市場研究院和“一帶一路”研究院研究員。“一帶一路”國際智庫峰會、“一帶一路”國際金融論壇、金磚國家經濟智庫論壇的發起人和創始人。曾任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先后主持清華大學“‘一帶一路’跨國金融合作研究”“金磚國家年度發展戰略研究”課題。2015年，策劃組織“中美智庫交流”系列活動，赴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和美國外交事務委員會訪問。曾在《光明日報》理論版及有關學術期刊、中央媒體發表多篇論文和專欄文章。策劃出版《世界金融新秩序》。
編輯推薦：
1.專業、深入、全面講述全球化、逆全球化的角力，探討中國經濟、金融發展的前景與對策
專業學者深入分析全球化進程和新冠肺炎疫情，病結合“一帶一路”倡議對中國乃至世界的影響，條理清楚、態度平實地分析中國經濟發展的優勢和劣勢，讀后對大局有全面的認識，掌握發展趨勢。
2.世界金融論壇出品，后期推廣
12月初將在武漢召開高級別世界金融論壇年會，參會代表均為學術界、商界、政界高級別人員，將在會上布展及發放樣書。
名人推薦：
全球化對世界經濟金融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是當今世界廣泛關注的重要課題。新冠肺炎疫情一方面加劇了某些“逆全球化”的動向，另一方面也催生了全球化發展的一些新動向，《全球化的終結？》選擇在當下對這個重大課題進行深入探討，很有意義。
金中夏 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國執行董事
全球化4.0開啟了一個新時代，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正是這一新時代的重要體現，實現這一愿景需要全球共同努力。新型全球化呼喚中國金融的全球化，一方面需要通過“一帶一路”倡議打造更加富有遠見的國際合作理念，既著眼于國內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又著眼于國際產能合作，引領全球化新格局；另一方面要求重塑國際貨幣體系，納入更多具有一定影響力的新興經濟體貨幣，在互利共贏中推動全球化繼續向前發展。
王忠民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原副理事長、世界金融論壇副主席
2020年，立足于秩序與規則、開放與合作的全球化似乎走到了懸崖邊緣：惡性蔓延的新冠疫情重創各國經濟，是否會導致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重構？把握貨幣金融霸權的美國實施無節制的赤字財政和貨幣放量，是否會導致全球性金融危機？面對這場歷史性的變局，中國該怎么辦？“一帶一路”倡議、人民幣國際化、數字經濟革新等能否維護并升華全球化的經濟體系？《全球化的終結？》用歷史規律和經濟規律的鑰匙，為人們打開問號。
李禮輝中國銀行原副董事長、行長
推薦序 VII
目錄：
第一章
全球化的演進與全球化4.0
全球化的演進與全球化4.0 002
全球化理論簡述 013
逆全球化現象的興起 017
新型經濟金融全球化的特征 023
新型全球化中的中國角色 026
中國故事與經濟學理論創新 033
第二章
“一帶一路”：引領全球化新格局
“一帶一路”1.0—2.0：從理念到行動 044
“一帶一路”：順時應勢的“全球通” 054
“一帶一路”：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 062
“一帶一路”與全球化4.0 070
第三章
“一帶一路”投融資體系與國際合作
“一帶一路”建設實施中的金融需求分析 082
“一帶一路”建設實施中的金融機制和體系 104
推動“一帶一路”金融創新與國際金融合作 108
人民幣國際化與“一帶一路”建設實施中的良性互動 114
第四章
新興市場金融風險與國際經貿規則重構
美聯儲利息變動意圖、路徑和前景研判 128
美聯儲利率政策調整背景下新興市場金融動蕩 140
新興市場金融動蕩發生的原因與邏輯機理 152
新興市場金融風險識別框架及情景分析 163
重構國際貿易金融新秩序 175
第五章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經濟金融全球化進程
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經濟金融的影響 186
新冠肺炎疫情推動全球進入負利率時代 203
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化的終結？ 214
后新冠肺炎疫情時代的全球化之路 221
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路徑選擇 228
人民幣資產在全球資產配置中的現狀和前景 235
全球資產配置策略分析 246
第六章
中國銀行業全球經營策略
中國銀行業境外發展的主要進展 256
與國際先進同業的比較 266
中國銀行業境外發展的戰略選擇 271
中國銀行業境外發展的政策建議 282
加快形成中國銀行業對外開放新格局 287
第七章
中國金融市場開放
中國金融市場開放的發展歷程與現狀 298
金融市場開放的中國經驗 311
新型全球化下的金融開放 322
中國資本市場開放的機遇與挑戰 327
第八章
人民幣邁向主要國際貨幣
貨幣國際化的歷史演進和理論脈絡 338
國際儲備貨幣多元化及人民幣國際債券發展前景 341
人民幣邁向重要國際貨幣的進展與前景 355
“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與人民幣地位的提升 364
人民幣走向重要國際貨幣的思路與對策 378
第九章
外匯儲備管理與運用：從儲備過剩到“藏匯于民”
外匯儲備管理與運用相關文獻綜述 388
日本“藏匯于民”的經驗與借鑒 394
德國“藏匯于民”的經驗與借鑒 402
新加坡“藏匯于民”的經驗與借鑒 407
中國臺灣“藏匯于民”的經驗與借鑒 412
“藏匯于民”國際經驗的總結及啟示 415
提高外匯儲備運用效益的策略與政策選擇 421
全球黃金儲備的變動特征與獨特作用 434
第十章
金融全球化的新動力
金融科技的全球應用 440
數字貿易的快速發展 448
數字貨幣的興起 457
綠色金融的發展及國際合作 465
全球支付體系的變革前景 474
第十一章
國際金融中心的未來
國際金融中心演變的歷程和基本特征 483
倫敦國際金融中心 495
紐約國際金融中心 497
法蘭克福國際金融中心 500
東京國際金融中心 503
國際金融中心的未來 506
參考文獻 513
后 記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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