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2020年出生人口數創歷史新低，首次出現死亡人數大于出生人數的現象。
人口危機已成為韓國經濟增長的一大擔憂。近日，有統計顯示，韓國2020年出生人口數創歷史新低，首次出現死亡人數大于出生人數的現象。這給這個世界上出生率最低的國家再次敲醒了警鐘。
韓國行政安全部在1月3日發布報告稱，韓國去年只有27.58萬嬰兒出生，比2019年下降了10.65%，而同年死亡人數達30.78萬，同比增加3.1%。
截至2020年12月31日，韓國居民登記人口為5182.9萬人，同比減少20838人。這是韓國單年戶籍登記人口首次出現減少。其中，50-59歲人口占比最大，為16.7%，達864.5萬人，老齡化現象突出。這些數字促使韓國內政部呼吁要對政策作出根本性改變。
總和生育率全球最低
2020年7月聯合國人口基金發布的《2020世界人口狀況》報告顯示，韓國的總和生育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婦女在育齡期間平均生育子女數）在世界198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倒數第一。
韓國統計廳數據顯示，韓國2020年第三季度的總和生育率為0.84，同比減少0.05，創歷史最低。此外，第三季度僅有4.7萬對新人結婚，同比減少11%，也創歷年同期新低。
有分析稱，從2020年第一季度起，韓國總和生育率一直處于低于1的水平，若繼續延續這一趨勢，預計年均總和生育率或會連續3年不到1。有測算顯示，要確保韓國人口穩定，總和生育率應達到2.1。
而韓國的鄰國日本面臨的低生育率問題同樣緊迫。有資料顯示，2019年日本新出生人口86.4萬，這是自1899年日本有人口記錄以來首次出生人口低于90萬人。
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楊舸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韓國、日本等國的少子化問題實際上是東亞發達經濟體普遍面臨的問題。針對此，日本出臺了各種鼓勵生育的政策，生育津貼和兒童補貼也十分給力，但韓國的相關政策和公共投入就相對欠缺一些。”
疫情之下，韓國家庭和企業都面臨著較大的經濟困難。韓國銀行（央行）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至2020年第三季度末，韓國家庭和企業的債務規模已超過GDP的2.1倍，創1975年開始相關統計以來的最高水平。
而出生人口不斷減少、屢創新低則給這個“少子化”問題突出的國家帶來了更大的壓力，不僅青年人口的減少會導致勞動力短缺，直接影響該國經濟發展，人們對于醫療保健系統和養老金的需求也會增加，國家的公共支出隨之擴大。
疫情后“嬰兒潮”未必出現
專家表示，生育率和社會經濟發展密切相關，近年來，韓國政局不穩，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對生育率也產生了負面影響。
據報道，超過三成韓國人認為結婚后沒必要生孩子，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意愿越低，一個重要原因是該國女性難以在工作與生活之間取得平衡。
楊舸分析稱，韓國女性正面臨著與日本女性類似的社會處境，在社會主流觀念之下，韓國女性相對男性承擔了更多的家庭責任。“許多受過高等教育的職業女性在生育或結婚后會選擇變成家庭婦女，因此女性在做出婚育選擇時會有更多顧慮，如果對于自身的職業期望比較高，女性就會推遲婚育。”
此外，韓國快速上漲的房價也讓年輕夫婦望而卻步。“為了生孩子，你需要有自己的房子。但在韓國，這已變成了不可能實現的夢想。養孩子太貴了，政府多提供幾十萬并不能解決我們的問題。”金賢宇表示。
在2020年，韓國通過了《住宅租賃保護法》修正案，該法案限制了續簽時租金的上調幅度，卻導致很多房東在出租時提高了起始租金，這也使得部分租房需求轉為了購房需求。
新冠疫情的持續也使得韓國的結婚率與生育率更顯低迷。韓國銀行（央行）研究人員預計疫情結束后韓國不會出現大規模災難結束后的“嬰兒潮”現象，疫情導致的恐慌情緒或會促使人們取消婚育計劃。
對此，楊舸表示:“不能說生育率沒有反彈的可能性，但是目前沒有看到任何征兆。”她認為，新冠疫情對經濟發展造成了很多不利影響，一旦失業率升高，或者人們的收入水平顯著下降，那么許多原本有生育計劃的人都會選擇推遲。
“但這里面也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楊舸認為，這種不確定性主要看疫情的控制情況或疫苗的使用情況，比如，若疫情在五年內能徹底結束，那么也許在五年之后生育率會輕微反彈，但是反彈只是彌補原本就要出生的人口，并不意味著出生人口變多。“大家是在一個集中的時間點進行了生育選擇，當年的生育率可能會有所提升，但很快又會下去。”
單人家庭已成韓國主流
面對如此嚴峻的“少子化”社會問題，韓國政府為鼓勵生育推出多項刺激措施。2020年12月15日，韓國政府通過了《第四次低生育與老齡社會基本計劃(2021-2026年)》（下稱“計劃”），希望借此增加新生兒數量。
計劃稱，政府將從2022年起，向準父母發放200萬韓元（約合人民幣1.2萬元）的生育補貼。此外，還針對0-1歲嬰兒家庭每月提供30萬韓元（約合人民幣1800元）的育兒補助，到2025年逐步上調至50萬韓元（約合人民幣3000元）。
同時，計劃特別提到，為保護婚孕產期的職場女性，韓國政府要求企業公開男女員工在就業、晉升、薪水方面的待遇等信息，還將引進懲罰性賠償制度，以防職場性騷擾等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統計，去年韓國單人家庭同比增加6.77%，達到906.3萬戶，首次超過900萬關口。單人家庭在全體家庭中所占比重也最大，為39.2%，超過“夫婦+子女”的家庭數量，這也被認為會給社會發展帶來一定的潛在風險。
楊舸認為，相比其他多人多代的家庭結構，單人戶的家庭結構是最不穩定的，抗風險能力也是最差的，“不婚比例持續上升，單人戶會使人的安定感下降，特別是對于老年單人戶，這些老年人的生活質量、生存質量難以得到保證，總體而言對社會發展來說是一個不利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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