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需要從重視規模和速度轉向重視質量和效益，通過科技創新提高生產效率。
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馬駿日前表示，從今年開始應該永久性取消GDP增長目標，而把穩定就業和控制通貨膨脹作為宏觀政策最主要的目標，這個建議引起市場關注。
他認為GDP的數字可以作為一個預測工具，財政部門可以將其作為一個基礎來進行財政收支的預測，投資部門可以將其作為基礎來預測投資行為，但不應該將其作為考核地方政府官員業績的指標。
這不是首次有人提出該觀點，但這次不一樣。去年因為疫情沖擊帶來的不確定性，政府工作報告就沒有提出全年經濟增速的具體目標。今年情況更為特殊，因為去年基數太低，今年無法確定一個合理目標：因為基數問題，增速會被技術性干擾，可能出現同比虛高的現象。與此同時，今年又是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后第一個五年規劃的第一年，更加注重經濟發展的質量、效益與結構等問題，因此，作為總量指標的GDP目標會逐步淡化。
目前，所有發達國家和絕大部分中等收入國家早已經放棄了將GDP增速作為年度宏觀調控目標，而是通過貨幣政策控制物價指數以及穩定就業的方式管理經濟。中國作為發展中經濟體，而且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則保留了發展規劃和GDP目標制，這在過去幾十年創造中國經濟奇跡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隨著中國經濟規模越來越大，資本要素與勞動要素貢獻逐步下降，規模經濟性也隨之降低，經濟發展也開始面臨不平衡、不協調、不充分、不可持續的問題，中國經濟需要從重視規模和速度轉向重視質量和效益，通過科技創新提高生產效率。GDP指標主要衡量經濟總量，不能很好地反映經濟發展的質量與經濟結構的平衡性。
繼續設立GDP增速目標可能會與高質量發展要求產生一些沖突。首先，中央政府設立一個全國GDP增速目標，省一級政府也會設定一個不低于全國目標的目標，產生層層加碼的現象。目前的問題是，大部分地方政府已經承受較大債務壓力，而為了完成GDP增速目標，地方政府不得不繼續借款投資。隨著投資拉動效應越來越低，為了完成GDP目標，就需要借入更多資金。這會導致GDP增長的成本越來越高，風險越來越大。
與此同時，拉動GDP完成增長目標就必須搞硬件投資，因為將資金投向研發、教育、社會保障等領域，規模小、見效慢，無法立竿見影地拉升GDP增速。而資金投向基礎設施則會強化對傳統產業的扶持，大量資金流向政府工程也會對中小微企業融資產生擠出效應。總之，為了完成GDP目標而采取的刺激性政策，會導致資源配置不合理的問題不僅得不到解決，還會增加問題的嚴重性。
中央政府已經開始限制地方政府融資規模，而為了完成GDP目標，地方政府會強化對土地財政的依賴，這會讓地產問題越來越嚴重，不僅可能產生金融風險，影響實體經濟發展，也會擴大社會分配不公。去年，地方政府杠桿率大幅上升的同時，各地土地收入也創下新紀錄。如果中央政府再進一步控制地方土地財政規模和投向，地方政府為完成GDP目標，就會想其他辦法融資，地方平臺、PPP等已經是前車之鑒。對于地方政府而言，GDP是因，債務是果。要完成GDP目標，就不得不增加債務。
可以看出，地方債務、土地財政以及資產價格上漲一定程度上被GDP目標制所強化，不僅不可持續，日積月累也會加劇結構失衡，積累金融風險，尤其是傳統上還將貨幣供給與GDP增長目標掛鉤。因此，中國不應該繼續將GDP作為考核地方政府官員業績的指標。不過，市場也擔心如果沒有GDP增長目標，就會缺少一個簡潔的替代指標引領發展。事實上，在宏觀經濟管理中，經濟運行的穩定是必須要考慮的，經濟轉型也需要適當增速作為基礎，因此GDP目標應該淡化，而不是要放棄，不將其作為政績考核指標應該是一個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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