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大內需成為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的基點；歷史的指針也指向科技基礎研發和核心技術自主創新；依賴土地資本化，推動城市化發展的模式將轉變為基于新要素聚集的區域聯動和抱團競爭的新格局
編輯 | 王延春
2021年1月18日，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2020年中國經濟成績單，全年GDP達到101.6萬億元，首次突破百萬大關，全年經濟同比增長2.3％，成為全球唯一實現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而2020年一季度中國經濟增速同比下滑6.8％。
2020年世事多艱，一場新冠肺炎疫情成為席卷全球的公共衛生危機。國際貿易受限，全球供應鏈斷裂，逆全球化加劇，世界經濟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蝴蝶效應之下，地球上每個人的生活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
在這樣復雜的國際背景下，中國處于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時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人口老齡化加劇、區域發展不平衡、貧富分化凸顯、要素流動不暢……國內經濟面臨下行壓力，困局待破。
危機也蘊藏轉機，甚至蘊生變革火光�！�福布斯》雜志研究發現，很多經濟體在經濟嚴重動蕩或者世界沖突持續的時候，反而會出現創新的蓬勃發展�；仡欉^去250年，大蕭條也成為發明專利申請數量增長最快的時期。
在疫情之下，中國“十四五”規劃圖景徐徐展開。堅持擴大內需成為中國經濟的戰略基點；歷史指針也指向自立自強的科技基礎研發和核心技術自主創新；過去依賴土地資本化推動城市化，轉變為基于新要素聚集的區域聯動和抱團競爭的區域新格局；而碳中和、碳達峰等綠色發展思路，則將重結構、重質量的經濟發展模式勾勒出來。
盤點過往，中國的“五年規劃”成為每個時期發展的“燈塔”，每隔一個五年的周期，決策層都要對未來五年的經濟發展走向進行預設，制定政策。從“一五”計劃開始至今，中國已經實施了十三個五年規劃。2020年10月，國家公布了2021年－2025年的“十四五”規劃建議，2萬多字的建議書中，出現的一些新名詞引發關注。安全發展，“兩輕”、“兩重”，國內大循環等等，這些規劃中出現的一些新詞意味著，未來五年內，諸多產業的新拐點即將到來，創新發展模式順勢而生，制度改革的窗口漸次打開。
不同于以往的中長期規劃，此次“十四五”規劃建議并沒有對未來五年設具體的經濟增長目標。接受《財經》記者采訪的多位專家表示，未來五年，外部環境存在諸多變數，中國發展面臨的變量和風險很多。因此，“十四五”時期中國經濟的立足點應當更多地放在優化經濟結構、提高增長質量和效益上，而非過度追求增長速度。
發展是目標，改革是動力，沒有改革，就沒有發展。“十四五”時期，如何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科技體制改革如何推進？推進區域發展和新型城鎮化需要推進哪些改革？系列宏大的發展問題待解。《財經》記者采訪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劉培林、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劉守英和中美綠色基金董事長徐林等曾參與過國家“十四五”規劃方案討論的多位專家。他們也分別在中信出版(300788,股吧)集團重磅推出的《讀懂“十四五”：新發展格局下的改革議程》一書中，從不同角度對這些問題進行了深度解讀，并對不同領域的改革提出建議。
《讀懂“十四五”：新發展格局下的改革議程》 劉世錦主編 中信出版社2020年12月
如何構建國內大市場
形成國內大市場、“雙循環”、擴內需、促消費，是“十四五”時期中國經濟的重要著力點。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中國外貿企業先后遭受了國內停產停工和國外進出口受阻兩輪沖擊，外貿企業供給和需求兩端承壓，舉步維艱。很多外貿企業將目光和精力轉向開拓國內市場，一時間“出口轉內銷”成為外貿領域的熱詞。而“十四五”規劃建議也明確指出，“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構建新發展格局”。
從201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到2019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促進形成強大國內市場”已被反復提及。不過，在當前國際形勢日趨復雜、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以及中國經濟發展進入轉型升級關鍵期，形成強大的國內市場顯得尤為緊迫。
強大的國內市場，繞不過擴大內需并加快培育完整的內需體系。2020年，擴大內需也是經濟熱詞，從年初到年末，各地出臺了各項擴大內需政策。2020年末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緊緊扭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注重需求側管理”，這是中央在2015年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后，首次在中央會議上提出“需求側管理”。早在2020年11月，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在其發表的《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一文中就曾指出，需求側管理的戰略基點是擴大內需。
蘇寧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付一夫表示，在新發展格局下，中國迫切需要擴大內需，這客觀上要求不能再將注意力都放在供給側，需求側的變革同樣應引起重視。
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卞永祖認為，自2015年以來，面對產能過剩、高端優質供給不足、供需錯配等現實問題，中國開展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經過不懈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但是，從另一個層面看，中國需求側也存在一定的結構性問題，最典型的是近些年房地產、基建等領域的投資需求持續強勢，但居民消費需求卻相對偏弱，特別是經歷了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之后，中國需求側的結構性問題被進一步放大，不僅需求端的整體回暖進程明顯慢于生產端，而且居民消費需求的復蘇進度也明顯滯后于房地產投資和基建投資需求。
因此，當前推進需求側管理，擴大消費是重要落點。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王一鳴表示，需求側管理要更加重視擴大消費需求。過去一個時期，中國需求側管理主要著眼于調節投資需求，但針對擴大消費需求的調控手段相對有限。隨著中國需求結構發生變化，依靠擴大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空間明顯收窄。
他認為，加強需求側管理，重在打通堵點。第一，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著力提高居民收入，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第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第三，進一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使其成為擴大消費的主力軍。第四，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第五，堅持“房住不炒”政策。第六，鼓勵發展新型消費，促進新型消費擴容提質。第七，鼓勵擴大有效投資。
數據顯示，2015年以來，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穩定在60％左右，2018年和2019年分別為65.9％和57.8％，比資本形成總額貢獻率分別高24.4個和26.6個百分點，經濟對投資的依賴度明顯下降，從投資驅動為主轉向消費驅動為主的特征更加明顯，消費已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
那么，如何落實需求側管理？阻礙消費的賭點是什么？如何讓居民敢于消費？
擴大消費并不只是消費的問題，而是一個系統性工程�？诖镉袥]有錢關乎能不能消費，口袋里錢多不多關乎消費能不能升級。劉培林告訴《財經》記者，居民消費上不去主要是由于收入上不去，這是核心問題所在，同時，供需循環不暢、內需不足很大程度也是由于收入差距大。諸多數據顯示，近年來，中國的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比較低。所以，“十四五”時期，擴大居民消費的核心還是改善收入分配狀況，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爸械仁杖肴后w壯大后，消費總量自然會擴大，消費在總需求當中的占比會提高，消費結構也會升級。”
劉培林認為，擴大消費的另外一個核心問題是“讓人在城市落下來”。他舉例：“很多在城市工作但是沒有在城市落下來的人，總是想著在城市工作攢錢回老家蓋房子。如果這部分人能夠真正在城市落下來，他們的長遠導向就是在城市里，那他就會把這些錢轉化為看電影等服務性消費，其整個消費結構和重點都會轉變�！彼裕笆奈濉逼陂g，要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加快跨城市遷移的人口真正融入常住的城市，這涉及戶籍制度改革、公共住房保障、加強公共服務等方面的改革。
此外，做大國內市場只擴大需求并不夠，供給端也要給力。劉培林等多位專家告訴《財經》記者，供給側改革和需求側管理是相輔相成的，需求側管理可以為供給側改革創造更有利的條件，而供給側改革又可以為需求側管理提供動力，二者只有相互配合，才能做大國內市場。
同時，有專家表示，擴大內需，既要重“量”還要重“質”。從產品和服務質量提升，到市場秩序監管，再到消費者權益保護、打擊假冒偽劣等等，需要在方方面面營造良好的消費環境，并且打通市場運行中的各種堵點，形成全國統一的大市場。多位專家表示，與統一市場相反的狀態是市場分割，目前這種分割體現在經濟生活中的很多方面。
記者調查中了解到，一位小商販從山東壽光以兩毛錢一斤的價格進了一車白菜到北京新天地菜市場去賣。運輸過程中需要支付油費、過路費，到了菜市場，還需繳納“進場費”、“出場費”等費用，多個環節助推成本升高，最后白菜的“身價”很可能翻了幾番。結果小商販沒有掙到多少利潤，廣大消費者也沒有買到便宜的蔬菜。
據悉，流通環節最能反映一國市場分割對經濟損傷之深。記者了解到，2019年中國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為14％左右，而發達國家在6％－7％。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黃奇帆曾公開表示，中國是世界上物流成本最高的國家之一，中國制造業產品在制造環節耗時僅5％－10％，超過90％的時間耗費在流通環節，中國農產品(000061,股吧)物流環節損耗平均為30％，美日發達國家不超過3％。
然而，市場的分割不僅僅限于流通領域，還表現在地區間市場各自為政、相對封閉，跨地區的經濟往來等受到阻礙，地方保護主義導致資源流動不順暢，經濟效率較低等。目前這些是阻礙全國統一大市場形成的關鍵點。
據悉，2020年10月，國務院第七次大督查發現，部分地方和部門仍存在違規設置行政審批環節，擅自構筑市場準入壁壘等問題，并將有關典型問題進行通報。例如，河北省承德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局違規設置建筑市場保溫材料準入門檻，湖南省交通運輸廳違規制定限制公平競爭的農村客運線路準入政策，湖南省永州市違規設置建筑領域招投標門檻。
“國內大循環是建立在國內統一大市場基礎上的大循環，而非每個地方搞自我小循環。如果沒有統一的市場，市場處于分割狀態，是碎片化的、功能殘缺的，那么這種市場就很難成為內循環的支撐力量。”多位專家表示，“雙循環”體系下強大的國內市場，不僅規模大、質量高，更是高度一體、高水平開放、充分競爭、有序規范的市場。是充分貫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的市場，因此，生產要素市場化配置和商品服務流通的體制機制障礙亟待通過改革打破。
值得一提的是，開拓國內市場并不意味著放棄國外市場，中國堅持擴大內需并不意味著要把開放的大門關起來。徐林告訴《財經》記者，新發展格局強調更多依靠內循環的同時，強調了國際國內雙循環的相互支撐，重在維護國民經濟在開放環境下的循環，這需要更高水平、更高質量的對外開放。
2020年，面對逆全球化浪潮和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11月正式簽署；2020年12月30日，中歐領導人共同宣布如期完成中歐投資協定談判。這都體現了中國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決心。中歐投資協定達成后，中國將對目前一些不符合國際慣例的制度進行改革，提高符合國際慣例的標準。同時，中國還在推動加入跨太平洋(601099,股吧)伙伴關系協定（CPTPP）的進程。
徐林說，考慮到中國資源稟賦不足，中國企業會越來越多地用全球視野配置資源和要素，全方位開展全球化經營和布局，更多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和貿易投資往來，并構建中國的全球利益分布。這自然涉及到跨國間基于共同規則的公平競爭和對貿易投資主體法律保護的共同遵循。這需要中國政府為企業和投資者全球化配置資源提供更全面的服務和保障。
“作為一個全球性大國，由于我們的行為具有全球系統重要性影響，國際社會一定會要求中國在市場開放、公平競爭、制度接軌、規則遵守等方面做更好的模范，甚至會對中國更加挑剔，這可能是全球性大國難以回避的責任和難題�！毙炝终f。
都市圈建設提速
“以前我從北京到雄安需要一個半小時到兩個小時左右，現在京雄城際鐵路全線開通后，只需要50分鐘，更加方便，我可以早上來雄安，晚上回北京。”雄安新區科技創新企業聯合會秘書長董明德告訴《財經》記者。
2020年12月27日，連接北京和雄安的京雄城際鐵路全線開通運營，北京西站至雄安新區間最快旅行時間50分鐘，大興機場至雄安新區間最快19分鐘可達，北京、雄安開啟了“1小時朋友圈”。
2019年，國家發改委發布的《關于培育發展現代化都市圈的指導意見》中，明確給都市圈下了一個定義，即“都市圈是城市群內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輻射帶動功能強的大城市為中心、以一小時通勤圈為基本范圍的城鎮化空間形態”。
董明德說，雄安科企聯主要負責疏解非首都功能北京企業到雄安發展的溝通聯絡工作，會員單位經常抱怨的就是在雄安招不到合適的人才，這與雄安地區的交通不便有很大關系。“隨著京雄城際鐵路的開通，近段時間主動給科企聯秘書處打電話咨詢找工作的人明顯多了起來�！�京雄城際鐵路全線開通運營便利了北京、雄安及沿線地區的通勤人員，也有利于人才流向雄安。
在中國開啟內循環并持續建設現代化都市圈的大背景下，京雄城際鐵路的建成通車將進一步實現京津冀現代化都市圈內人、財、物等的加速流通，打破區域間的各種壁壘。
近年來，城市群、都市圈建設備受關注�！敦斀洝酚浾卟稍L的多位專家表示，城市群、都市圈將是“十四五”時期區域發展和城鎮化的一個重要新特征�！笆奈濉逼陂g，城市群、都市圈將有望在優化人口和經濟的空間結構、激活有效投資和潛在消費需求等領域發揮作用。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劉世錦對《財經》記者表示，城市化發展已經到了一個都市圈和城市群更快發展的階段，我們預計，都市圈和城市群加快發展將是未來中國經濟增長最大的結構性潛能，今后五年至十年，中國經濟百分之七八十的新增長動能將在都市圈和城市群。
都市圈的這種動能如何體現？研究顯示，都市圈經濟不同于行政區經濟，它是一種巨大的市場化力量，以都市圈為統計單元的GDP、人口、投資、創新要素等各主要指標顯示，都市圈已成為各類發展要素在空間上聚集的主要載體。
華夏幸福產業研究院數據顯示，2018年全國30個都市圈以4.5％的國土面積承載了32％的人口。過去20年間，城鎮化新增人口65％流向了30個核心都市圈。62％的上市企業都聚集在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區，北上廣深杭五個城市產生了全國88％的獨角獸企業。未來，都市圈將創造全國70％左右的GDP、80％左右的就業。
此外，“一小時都市圈”的加速建設，不僅密切了城市之間的經濟往來，帶動區域協調發展，同時也意味著人們一天內可以便捷地往返都市圈的兩個城市辦事、旅游或者工作。也意味著，區域間將在各方面打破分割，都市圈中的居民將共享便利的基礎設施、優質的教育醫療、文化和自然環境等。享受更幸福的生活圈。
據了解，目前全國多地正在加快都市圈建設。前不久深圳和上海的“十四五”規劃建議中將都市圈建設作為“十四五”時期的重點工作之一。安徽省也提出，將實施合肥都市圈一體化發展行動計劃。河南省發布了《洛陽都市圈發展規劃（2020-2035）》，標志著洛陽都市圈建設正式啟動。東北地區也寄希望借助都市圈建設實現新發展，目前吉林省正在推進長春現代化都市圈。
國家發展改革委秘書長叢亮表示，2019年，京津冀、長三角和粵港澳大灣區的地區生產總值分別達到8.5萬億元、23.7萬億元和11.4萬億元，占到全國的比重達到44％。
專家預計，“十四五”時期，除了上述中國最活躍的區域增長極進一步發揮頭部引領作用外，西部大開發、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東北全面振興、中部地區高質量發展等區域發展戰略也將不斷深入和升級，釋放政策紅利，有望成為“十四五”時期區域發展亮點。
記者注意到，城鎮化的運行邏輯也正在發生重大的改變。
劉守英告訴《財經》記者，“十四五”時期，中國的城市化將出現幾大趨勢變化。第一，中國整個城市化的速度會降下來，不可能再繼續靠快速的城市化來拉動經濟增長。第二，城市化的發展方式已經發生變化。“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城市化的方式主要靠土地的資本化來推動，在上一輪城市的擴張里，我們已經把整個城市的體系基本建立起來，過去靠土地資本化支撐整個城市化的發展方式將發生變化，目前的城市化已經開始轉向以土地內部的結構調整和土地更有效利用來提升城市的品質水準�！�第三，我們目前解決的重點已經不是城市化的速度問題，而是城市權利問題，例如城市之間的人口流動等問題。
劉守英表示，城鎮化進程中的城鄉關系問題也是“十四五”需要關注的重點�！吧弦惠喌某擎偦猿鞘邪l展為主，城鄉在用地分配上以城市為主，很多利益也是以城市為主，鄉村發展權利受限。這就導致城鄉發展不平衡，鄉村沒有得到很好的發展機會，農民利益得不到較好保障�！奈濉陂g，不可能繼續按這個模式發展，下一輪則是要城鄉共同發展。”
近年來，鄉村旅游大火，打造出多個網紅鄉村旅游景點。記者了解到，近年來，鄉村產業的功能逐步從糧食等單一的農產品生產功能，拓展到兼具生產、生態和休閑等多元功能。鄉村產業的諸多新特征，對土地功能的多元性、土地利用的復合性、供地方式的靈活性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是當前中國鄉村產業用地政策尚不能滿足鄉村產業發展的需求，制約了鄉村產業的高質量發展，現行的土地制度已經不適應當前農村經濟發展的需要。
劉守英對《財經》記者說：“‘十四五’規劃建議明確指出‘優先發展農業農村，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我們強調鄉村振興，強調城鄉融合發展，最為重要的就是要給農村利用土地的權利，這是實現鄉村振興的核心所在。未來，土地的分配和使用必須要考慮到鄉村的發展機會。因此，‘十四五’時期，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將是一項重要且艱巨的任務。”
劉守英還指出，土地制度是中國政治經濟制度的基礎性安排，土地制度改革是中國全局改革的關鍵領域。“十四五”時期以土地制度改革為核心的要素市場化改革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手段。
同時，進一步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是“十四五”期間改革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十四五”規劃建議指出，改革開放邁出新步伐，產權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取得重大進展，公平競爭制度更加健全，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基本形成。
劉培林等專家表示，中國經濟結構性矛盾的根源是要素配置扭曲，根本途徑是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笆奈濉睍r期開啟中國改革新征程，要素市場化配置是關鍵性基礎性的重大改革任務，也是市場化改革成敗的關鍵。其實質是真正突破阻礙要素自由流動的體制機制障礙，實現資源配置方式的優化和創新。
其中，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數據是要素市場化改革需要聚焦的五個核心領域。這將需要推進土地制度改革、戶籍制度改革、資本要素改革、技術要素改革等等多項改革。
有專家認為，目前中國存在的區域發展不平衡，中心城市、城市群的“增長極”效應偏低等問題，很大程度是由于要素自由流動藩籬重重，導致集聚不足。比如，行政主導資源配置，要素跨區流動規則不銜接，“爭區域龍頭”等，城市群中各城市像孤島一樣，協同不夠、中心城市輻射和帶動不夠。
《財經》記者采訪的多位專家表示， “十四五”時期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和新型城鎮化，打破壁壘，實現人、資金、商品與服務、信息等要素的自由流動是大趨勢。
劉培林也告訴《財經》記者，“十四五”時期，促進區域發展的重點之一仍然是促進區域之間要素的流動。
他認為，“中國的城市化率是按照常住人口統計的，但是由于戶籍制度的影響，與城市常住人口相比較而言，我們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城市人口是沒有當地城鎮戶籍的，這個現象長期以來我們稱之為半城市化或者偽城市化。”促進區域高質量發展和新型城鎮化在“十四五”時期涉及很多改革。
“卡脖子”技術問題亟待解決
“由于美國的第二輪制裁，華為的手機沒有芯片了，從2020年9月15日之后，麒麟處理器將成絕唱。現在國內的半導體工藝還沒有趕上�！痹�2020年8月舉辦的中國信息化峰會上，華為公司常務董事余承東無奈地說。
“缺芯”問題既是華為的心酸也是整個中國的心酸。不僅是芯片，記者了解到，目前中國半導體加工設備、半導體材料、超高精度機床、工業機器人、頂尖精密儀器、新材料等諸多關鍵技術領域都受制于人。中國仍然處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中低端，高端裝備、核心零部件還是短板，供應鏈上游核心技術受制于人、“卡脖子”問題比較突出，部分產業鏈供應鏈的可替代性較強，自主可控力較弱。
近年來，美國對中國企業不斷加碼技術“斷供”和圍堵，對企業造成重大影響。聯合國260多項子產業的1200多項次級產業中，中國有600多項是受制于人。中國遭遇到的“卡脖子”難題為我們敲響警鐘，必須提高科技創新能力，獨立自主掌握關鍵核心技術。
此外，貿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也在推動中國制造業加快轉型升級。業內專家認為，制造業是技術創新的主戰場，要推動制造業轉型升級，就必須把創新擺在制造業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以科技創新為產業發展賦能。
當前，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演進，中國既面臨趕超跨越的難得的歷史機遇，也面臨差距拉大的嚴峻挑戰，因此必須打造更多依靠創新驅動的先發優勢，為建設現代化強國提供支撐。
“關鍵核心技術實現重大突破，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堅持創新在中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戰略支撐，加快建設科技強國”，新的表述意味著科技自立自強被定格為“十四五”重點戰略方向，將科技自立自強提高到戰略支撐地位，這是新提法、新定位。
目前，中國在科技創新方面依舊存在很多問題。徐林告訴《財經》記者，目前中國在加快建設科技強國過程中面臨諸多挑戰，其中第一大挑戰就是基礎研發能力弱，研發投入不足。“中國原創型技術研究能力不足是大家公認的，這與基礎研究能力不足和水平較低密切相關�！�
業界流行的一句話，中國的科技創新“從1到100”很在行，但“從0到1”的原始創新就比較難。記者了解到，中國目前科技發展的最短板就在于基礎研究，長期以來，中國因基礎研究能力不足，導致核心技術缺失，是限制中國產業升級的關鍵因素。尤其是企業，如果沒有基礎研究做支撐，不能形成完整的產業鏈，發展就會遇到很大的困難，導致隨時被外國企業“卡脖子”。
不可否認，中國在基礎研究方面的投入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很大。數據顯示，中國用于基礎研究經費占研發總投入的比例在2019年剛剛超過6％，而創新型國家普遍在15％以上，有的國家甚至高達30％左右。此外，中國企業基礎研究投入也極少，占比不到1％。企業研發投入90％以上投在新產品開發和技術改造上，很少投在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
由于中國科研投入比例不合理，即使科研投入總額很大，但投入到原始性創新的資源仍然不足。徐林表示，所以“十四五”時期，改善中國科研投入結構，持續加大對基礎研究的投入和重視，是提升中國原始創新能力，掌握核心技術的重要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在2020年末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首次提出了“要抓緊制定實施基礎研究十年行動方案”。
徐林說，缺乏具有足夠激勵的科技創新體制是阻礙中國科技創新的“絆腳石”。“中國目前的科研體制存在諸多問題，科技資源配置效率較低、配置結構也不盡合理，政府和企業的作用分工不夠合理，總體上還處在不斷完善過程中，需要進一步深化改革，以進一步提高科技研發資源的配置效率，更好地激發研發人員的創造性�！�
前不久，科技部部長王志剛公開表示，下一步，科技體制改革的任務將圍繞“人”來展開�！案母锏慕涷灨嬖V我們，科研人員的創造性和創新力在科研活動中是最關鍵的，今后的科技體制改革將由過去支持機構和任務向更多支持優秀人才轉變。要加快推動學風作風轉變，堅決破除‘四唯’不良導向，以‘零容忍’態度對學術不端行為‘露頭就打’，強化懲戒和公開曝光�！�王志剛說。
記者了解到，近年來，面對核心技術領域的“卡脖子”難題，“新型舉國體制”成為科技創新領域討論的熱點話題。徐林告訴《財經》記者，盡快明確新型舉國體制的內涵并加以實施，是“十四五”時期科技強國建設的重要內容。
“十四五”規劃建議在“堅持創新驅動發展，全面塑造發展新優勢”這一章節中明確提到了“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型舉國體制，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在2020年末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也提出充分發揮國家作為重大科技創新組織者的作用，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著力解決制約國家發展和安全的重大難題。
那么，新型舉國體制到底新在哪？
徐林告訴《財經》記者：“我們有老的科研舉國體制的經驗和教訓，其中有成功的也有低效的。老舉國體制在封閉的計劃體制下，更多強調的是政府組織調動資源和科研人員的無私奉獻精神。新的舉國體制是在開放和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構建，必須結合市場經濟體制的現實，既發揮政府明確重點領域并有效組織調動資源的作用，又要強化激勵機制和市場配置創新要素的作用，讓各類科技創新要素特別是科技人員能夠更多地參與科技成果收益的分配，真正建立產業利用、學術研究、技術研發和融資支持相互融合、相互促進的科技研發和商業利用體制�！�
科技部部長王志剛也表示，要充分發揮國家作為重大科技創新組織者的作用，確定科技創新方向和重點，“當然，我們講新型舉國體制，并不是說所有科技任務都采取這種模式，更多聚焦在體現國家意志、事關國家戰略利益的關鍵領域”。
那么，“十四五”時期，哪些核心技術領域是攻關的重點呢？
“十四五”規劃建議指出，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型舉國體制，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十四五”時期，將瞄準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電路、生命健康、腦科學、生物育種、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領域，實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戰略性的國家重大科技項目。
此外，“十四五”時期中國也將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快壯大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新能源汽車、綠色環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裝備等產業。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同各產業深度融合，推動先進制造業集群發展，構建一批各具特色、優勢互補、結構合理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增長引擎。
綠色經濟站上風口
前不久，美國總統拜登宣誓就職幾個小時就連簽17項行政命令，其中就包括重新加入前總統特朗普主導退出的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
2015年12月，經過多年努力，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在巴黎最終達成《巴黎協定》，協定設定了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長期目標，提出了在本世紀下半葉實現全球溫室氣體的凈零排放。為實現這一目標，公約秘書處要求，締約方各國在2020年底之前，都要向聯合國更新提高力度的2030年減排目標報告，提交面向本世紀中葉的國家低排放戰略。
2020年9月22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發表重要講話時指出，中國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中國的這一碳排放承諾在國內外引起巨大反響，《紐約時報》、路透社等媒體評價中方作出了“驚人”承諾，氣候變化問題專家評價“這是過去十年里最大的氣候新聞”。
事實上，全球應對氣候變化不僅是保護我們的地球家園，實質上更是一場國家間發展轉型的競賽。不論是碳排放、碳達峰還是碳中和愿景，對中國經濟的發展轉型意味著新的機會。
資本市場的嗅覺最為靈敏。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列為2021年八大重點任務之一，此后與新能源有關的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光伏、風力等概念股就集體大漲。近來，“碳中和”概念儼然已經成為市場最強風口。業內解讀指出，碳中和不僅僅只是能源的事，它與產業鏈等方方面面都有關系，碳中和目標將深刻影響下一步產業鏈的重構、重組和新的國際標準。
綠色低碳發展成為“十四五”的重點工作之一�！笆奈濉币巹澖ㄗh有15個部分，“推動綠色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就是其中一項�！督ㄗh》進一步勾勒出“十四五”綠色發展的路線圖：“加快推動綠色低碳發展，持續改善環境質量，提升生態系統質量和穩定性，全面提高資源利用效率。”
專家預計，“十四五”時期綠色發展將獲更大力度支持，綠色經濟將加速發展，特別是隨著未來十年碳排放達峰行動的持續推進，低碳產業將站上新風口，全球企業將競逐新賽道。
據悉，綠色經濟主要包括新能源、節能環保、新能源汽車等行業。據預估，到2025年中國綠色經濟總產值有望超過12萬億元，約占GDP的8％。據悉，中國首批國家生態文明試驗區貴州預期2021年綠色經濟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將達45％左右。
2030年前碳達峰，力爭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這并不是一件易事。
這里的“碳達峰”目標指的是中國在2030年前，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再增長，達到峰值之后再慢慢減下去。碳中和目標指的是，到2060年，針對排放的二氧化碳，要節能減排等各種方式全部抵消掉。
業內專家指出，目前不少發達國家已實現碳排放和經濟脫鉤，但中國仍處于碳排放增加階段，尚未達到峰值。這意味著與很多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碳達峰到碳中和的時間大大縮短。
徐林告訴《財經》記者，中國提出在2060年實現碳中和目標，給中國未來經濟社會的綠色低碳轉型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這意味著中國在2030年實現碳排放達峰后，只有30年的時間就要實現碳中和。這一進程比現有發達國家的碳中和進程有明顯的縮短，對我們是一個很大的壓力和挑戰。
研究表明，中國要實現2060年前碳中和，2040年左右就要實現電力系統的近零排放，2050年左右要實現能源系統的近零排放。
然而，目前中國單位GDP能源強度、碳排放強度水平較高。數據顯示，中國的單位GDP能源強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多，是歐盟的4倍多，中國單位GDP碳強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多，歐盟的6倍多。
清華大學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發布的一份報告建議，碳強度在2030年相比2015年的下降幅度要超過65％，2025年末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費占比至少要到20％、2030年末至少25％。
“低碳發展不是站在經濟增長的對立面，低碳發展可以讓傳統產業提質增效，同時促進新經濟形態的發展。”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戰略規劃部主任柴麒敏指出，實現“碳中和”愿景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長與碳排放要深度脫鉤，這將帶來中國經濟的巨大結構性變革，將以此催生新技術、新產品、新模式和新經濟形態，像可再生能源發電、智能電網、先進儲能、綠氫冶金和化工、零碳建筑、新能源汽車、充電樁、電氣化高速鐵路等新型低排放基礎設施建設，將成為未來重要的投資方向，創新和綠色發展也與中國所倡導的產業轉型向中高端發展、高質量發展是高度一致的。
以能源領域為例，實現碳達峰和碳中和目標，加快能源結構轉型，提高清潔、零碳或低碳能源的占比是重中之重。數據顯示，2050年左右中國非化石能源比重在一次能源消費中的比重將可能達到80％左右，這將帶來重大的產業調整、資產重估和經濟空間轉移，既是艱巨的挑戰，也將創造大量新的發展機會。新能源產業將是一個巨大的藍海，水電、風電、太陽能(000591,股吧)、核能、潮汐能等將迎來巨大發展契機。
中國能源研究會常務理事、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研究員李俊峰表示，碳中和不僅關乎能源，與產業鏈也密切相關。每一個產業鏈都要碳中和，產業鏈上的每一個環節都要碳中和，碳中和目標將深刻影響下一步產業鏈的重構、重組和新的國際標準。
數據顯示，預計到2030年，低碳領域的直接和間接就業人數可達到6300萬人，全國低碳產業總產值有望達到23萬億元，對GDP的貢獻將超過16％。
面對碳中和、碳達峰的巨大藍海，資本已經嗅到商機并紛紛加入。但很多人可能沒有意識到，碳中和目標也將深刻影響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有專家表示，綠色低碳的理念將越來越深入人心，我們的生活方式也將發生改變。
時間緊迫，中國要在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重中之重便是布局“十四五”，只有在“十四五”就提高政策力度，才能保障中國在2030年前達峰，并把峰值穩定在合理水平，使從碳達峰到碳中和這一曲線更為平滑，實現軟著陸。
徐林告訴《財經》記者，“十四五”落實碳達峰、碳中和工作，接下來必須推進幾大改變。第一，需要加快調整產業結構，進一步降低高碳排放產業和高含碳產業的比重。
要加快能源領域的革命和能源結構調整步伐，大幅度降低化石能源生產和消費的比重，提高光伏風力發電、生物質能源和核電的比例，并在相關材料技術、氫燃料技術、儲能技術、微電網技術等領域加快技術研發和突破。
第三，在城市化和城鄉融合發展進程中，無論是新城新村建設還是老城老村改造，都要用碳中和理念來規劃設計城鄉建設和運營，包括整個城鄉社區高效清潔能源體系的構建。
最后，還要盡快實施碳排放額度分配和交易制度，從電力、鋼鐵、建材等高排放行業起步，逐步向全行業推開，在此基礎上完善碳交易制度和碳金融制度，形成正向的碳排放激勵機制。
“十四五”規劃關乎中國未來五年乃至更長遠的發展，并將影響每一個中國人的命運。諸多宏大主題之下其實涉及每一個人的衣食住行。無論是國內大市場的構建、都市圈建設、新型城鎮化發展、鄉村振興，還是科技創新、碳中和目標，每一項都將深刻影響人們的工作和生活。此外，每一項任務都涉及包括收入分配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土地制度改革、戶籍制度改革、要素市場化改革、科技創新體制改革以及能源體制改革等各項改革，牽涉多方利益的博弈與糾葛，這意味著改革之路必然充滿曲折。
最新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