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訊（記者 陳琳 張璐 馬瑾倩）全國兩會召開前夕，《反家庭暴力法》實施滿5周年，反家暴也成為多位代表委員關注的熱點。記者了解到，全國婦聯今年將提交《關于公安機關設置反家暴工作專項統計的提案》，建議公安部門在110報警系統中將“家庭暴力”單獨列項，做好涉家暴案件的信息登記，督促基層執法人員規范執法。
北京市東城區源眾家庭與社區發展服務中心對反家暴法實施5年來的北京市各級法院公開的320份涉家暴案的判決書、175份人身安全保護令裁定進行了大數據分析，并出具研究報告。
研究報告顯示，家暴受害人女性占比 88%，依然是家庭暴力最主要的受害群體。家暴受害人精神損害賠償率和賠償額呈現雙低情況；涉家暴案件的家暴認定率極低。
反家暴難點在哪里？為什么會出現家暴認定比例偏低，賠償請求支持率也偏低的現象？全國人大代表方燕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隱秘性高、難以取證、缺乏明確界定是“反家暴”面臨的三個難點。她建議，從預防家庭暴力的角度，在未來的反家暴工作中做到“切斷家暴的代際傳承”。
建議：報警系統中將“家暴”單獨列項
3月2日，記者從全國婦聯了解到，今年將提交《關于公安機關設置反家暴工作專項統計的提案》，提案建議公安部門貫徹落實反家暴法的相關規定，在110報警系統中將“家庭暴力”單獨列項，作為專項統計指標，做好涉家暴案件的信息登記，從而督促基層執法人員規范性執法。
反家庭暴力法2016年頒布實施，其中第七條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有關部門、司法機關、婦女聯合會應當將預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納入業務培訓和統計工作。
提案稱，公安機關是實施反家庭暴力法的重要職能部門，但由于尚未按反家暴法規定對家暴警情處置及告誡情況進行專項統計，影響了對公安機關家庭暴力處置情況的有效評估。
同時，由于缺少必要統計指標的規范約束，部分基層公安干警仍存在“家庭暴力是家務事”的錯誤認識，對家暴案件重視不夠、處置不力的現象仍然存在。此前引發關注的“拉姆案”就因接案民警認為是家務事，多次報警無果。
提案建議,公安部門將家暴案件處置情況納入公安機關統計體系；加強警務綜合信息系統建設，將家庭暴力告誡情況與110警情、行政、刑事案件進行關聯統計，更準確反映家暴案件的真實發生情況。
追訪：湖北已將“家庭暴力”單獨列項
湖北監利市公安局退休民警、監利市藍天下婦女兒童維權協會萬家無暴項目發起人萬飛告訴記者，目前各省110報警系統平臺各不相同，他了解到，諸如湖北省已經將“家庭暴力”單獨列項，作為專項統計指標，但由于并非全國統一如此，因此目前全國家暴報警數量仍不準確。
萬飛稱，個別省份報警系統雖然已經將“家庭暴力”單獨列項，但存在110報警有存底手工錄入，受害人線下到派出所報警情況沒被錄入的情況，因此也不能反映出準確的家暴數量。
還有大量案件和家暴相關，但由于操作人員認知問題，沒有被加上家暴類別。“比如有的媽媽因不堪家暴抱著孩子跳河，這種在警情通報中大多歸類為非正常死亡。”他建議，對于因家暴產生的刑事案件等，應該歸入家暴警情類別，以此了解家暴發生的真實情況。
對話全國人大代表方燕：預防家庭暴力，切斷代際傳承
全國人大代表、北京金誠同達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兼西安分所主任，陜西省律師協會副會長方燕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長期以來受多種因素影響，反家暴在實際處置中仍存在諸多難點。
其中之一是“家暴的認定標準缺乏明確界定，難以引起訴訟程序”,方燕稱，由于在實踐中依舊會出現公安機關將家暴案件當作“家務事”而不予處理，很多被害人在報警后被“勸退”而得不到證據固定和救濟，“因此我認為，應參照我國地方條例的做法，明確公安機關應當出具告誡書的具體條件，切實的保護深受家暴行為侵害的弱者。”
此外，方燕還希望，從預防家庭暴力的角度，希望在未來的反家暴工作中做到“切斷家暴的代際傳承”，不讓孩子成為下一代家暴實施者。
全國人大代表方燕。受訪者供圖
家暴隱秘性高、取證難、缺乏明確界定
新京報：近年來多起家暴事件在網絡上引起關注，近二十年間，我國先后出臺和制定了多部相關法律法規和規范性文件，但“家暴”從未離我們遠去，反家暴的難點在哪里？
方燕：主要有三點，一是家暴行為隱秘性高，難被發現。受“家丑不可外揚”等觀念影響，被害人或其近親屬、鄰居、同事不敢或不想報案，導致司法機關和其他具有反家暴職責的國家機關難以及時發現家暴犯罪事實。
二是家暴的發生猝不及防，難以取證。家庭本來是私密而溫暖的港灣，家人之間互相依賴，互相扶持。受害人常常缺乏防范，上一秒還是溫柔鄉，下一秒被施暴，等暴行結束了，才反應過來被家暴。由于情感原因，有些被害人不愿取證，有些被害人想取證但發現事后難以取證，還有一些人是取證了但由于能力不足而導致證據瑕疵或者無效。
三是家暴的認定標準缺乏明確界定，難以引起訴訟程序。首先在實際處置中，一些家暴犯罪被當作民事糾紛或違反治安管理行為處理；其次一些司法人員將家暴看作“家務事”，不愿介入，不予立案；再次，由于難以取證，導致啟動民事賠償程序比較難，離婚案件中因家暴而獲得離婚損害賠償也很少；另外，虐待被害人沒有造成重傷、死亡的，屬于自訴案件，但被害人及其親人往往不知道或沒有能力提起自訴，導致刑事訴訟程序難以啟動。
家暴被害人取證難導致認定比例偏低
新京報：3月1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實施5周年。有調查報告顯示，從判決數量看，家暴受害人求助司法救濟的意愿不高，家暴認定比例偏低，賠償請求的支持率也偏低。你認為，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
方燕：主要原因是被施暴人缺乏自己被家暴的證據。我們都知道，打官司就是打證據，那么想要得到賠償或者讓施暴者得到處罰，前提就是舉證證明家暴的事實。但實踐中，被害人往往來不及取證，或者不會取證導致證據有瑕疵，這就會導致認定家暴事實的證據不足，繼而導致家暴認定比例偏低，也因此，由于缺乏事實依據，無法讓受害人得到相應的救濟，也無法真正的懲治施暴者。
新京報：有機構統計近幾年北京市各級人民法院裁判文書數量發現，涉家暴案件總量極低、占總案件數比例極低，這一現狀反映了什么問題？
方燕：一方面，主要是反映了被害人舉報家暴的意愿不高、維權能力弱；另一方面，反映了對反家暴負有職責的國家機關對法律法規的執行力度不夠，難以從實際上保障反家暴工作的落實。
建議明確反家暴庇護救助中心責任主體
新京報：去年新京報對反家暴庇護救助中心進行調查，發現很多地方設置的救助中心基本閑置，一方面家暴事件頻發，另一方面救助中心遇冷，說明哪些問題？如何搭建合理且實用的救濟途徑？
方燕：主要還是因為立法上沒有關于庇護救助中心的主管責任機關、沒有設置使用庇護所的具體申請條件、具體申請程序以及不履行職責的法律后果，所以才會出現高需求低使用率的現象。
我們認為，一方面可以考慮設置反家暴庇護救助中心的主管機關，明確責任主體，制定不履職的法律后果，加強對該項工作的常態化管理，確保符合條件的申請者能夠得到庇護；另一方面，明確設置使用庇護所的申請條件、程序，使執行單位有據可依，避免出現因條件、程序依據不明確而導致執行機關互相推諉，最終釀成庇護需求無法落實的局面。
新京報記者 陳琳 張璐 馬瑾倩
編輯 陳思 校對 李世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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