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財經全媒體集團全國兩會報道組 夏旭田 北京報道
作為“十四五”開局之年，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將經濟增速目標定在6%以上，而《“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草案》（下稱規劃綱要草案）并未制定未來5年的GDP增速目標，而是要求“全員勞動生產率增長高于GDP增長”。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劉世錦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采訪時指出，今年中國經濟有望保持8%以上的增長，一季度經濟增速有望超過15%。到2035年，中國人均GDP將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從靜態看，完成這一目標需要未來15年保持4.7%的增速；而從動態看，則需要中國持續提高勞動生產率，保持匯率的堅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三大因素決定中等發達國家進程
《21世紀》：政府工作報告將今年經濟增速目標定在6%以上，你如何看這一目標？
劉世錦：根據我們的研究，今年的經濟增速如果正常的話，應該在8%以上。特別是一季度，GDP增速可能達到兩位數，或者在15%以上。
如果出現這樣的增速，希望不要給大家帶來錯覺，就是中國經濟是不是又重返高增長軌道了？不是，它只是一個統計現象。一方面，去年基數較低，另一方面，今年的經濟增長相當一部分是填補去年經濟負增長而形成的，因而，今年經濟增長速度相比正常狀態下要偏高一些。
其實我們現在要爭取的是，中國經濟能夠回到一個正常的潛在增長水平。2021年和2020年兩年平均下來能增長5%，應該說，這是一個相當不錯的成績。
《21世紀》：規劃綱要草案提出，到2035年，人均GDP將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目前中國人均GDP剛突破1萬美元，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大概需要怎樣的標準？這意味著經濟需要保持怎樣的增速？
劉世錦：目前，發達國家的門檻是人均收入1.8萬美元，中等發達國家人均收入水平大概是3萬到4萬美元，從靜態來看，15年以后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均收入要翻一番，超過2萬美元，這需要在15年中維持4.7%的增速。
坦率講，4.7%的增速有很大挑戰性，因為根據我們測算，預計“十四五”期間中國經濟增速在5.5%左右，以后的十年會逐步出現一定幅度的回落。
但中國仍然有可能實現這一目標。因為上面的測算是按照現價美元計算的人均收入，從動態看，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取決于三個因素：第一，實際經濟增速；第二，每年的通脹水平；第三，匯率水平的變化。
從國際上看，2019年我國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GDP約為14682國際元，相當于日本的1975年、德國1971年的水平。日本、德國在此后的16年間，在按美元計價的人均GDP增長中，實際經濟增速的貢獻率明顯低于同期匯率的變化。
比如，從1975年到1991年的16年間，日本實際GDP年平均增長4.4%，累計增長99.6%；日元對美元匯率年平均升值幅度為5.1%，累計升值幅度為120.3%。從1971年到1987年的16年間，德國實際GDP年平均增長2.3%，累計增長43.2%；德國馬克對美元匯率年平均升值幅度為4.3%，累計升值幅度為95.1%。
今后15年，我們既要考慮實際增速，也要考慮通脹和匯率的變化，其中通脹可能每年大致維持在2%左右，所以匯率水平的變化將成為關鍵。影響匯率的因素很多，從長期來看，最根本的還是全要素生產率。
《21世紀》：綱要草案對于未來五年的GDP增長沒有提出具體目標，而是要求“全員勞動生產率增長高于GDP增長”，如何看待這一變化？
劉世錦：這正是我上面提到的，全員勞動生產率對于中國進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至關重要。
中國已轉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綱要草案更加強調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說明中國將把更多重心放在經濟增長的質量上。未來中國一方面將爭取更高的實際增長率，但更重要的是，中國將更注重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推動匯率實現一個合理的升值，進而達到中等發達國家人均收入水平。
未來要防止一種傾向：有些人想15年內必須再翻一番，然后一定要爭取一個實際上達不到的增速，進而扭曲了宏觀政策。如果一味只追求經濟增速，而勞動生產率并未隨之提高甚至不升反降的話，匯率也會隨之貶值，這并不利于2035年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這一目標的實現。
宏觀政策要轉的“彎”并不大
《21世紀》：綱要草案要求，堅持擴大內需這一戰略基點，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中國擴大內需有哪些抓手？
劉世錦：從短期看，去年消費是負增長的，疫情對餐飲、住宿、旅游、航空等行業的沖擊尚未完全恢復，這些領域仍有較大的恢復性增長空間。
前些年，中國在家電下鄉等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刺激性政策，比如給予優惠補貼，但拉長時間軸看，效果不一定好，這些政策大都透支了未來幾年的需求。
從中長期看，擴大內需的最終立足點在增加就業機會、增加居民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上。
需求和供給是一個硬幣的兩面，供給可以創造需求，需求也可以拉動供給。在新發展格局中，擴大內需將是一個長期戰略基點。
《21世紀》：政府工作報告指出，今年要保持宏觀政策連續性穩定性可持續性，不急轉彎。你對此怎么理解？
劉世錦：報告提出不急轉彎，但是還是要轉彎，而且要轉好這個彎。
講到“不急轉彎”，現在很多人理解的側重點不同，有人側重于“不急于轉彎”，有人側重于“不轉‘急’彎，但還是要轉彎”。
首先，必須強調的是，這個“彎”其實并不大。在去年的特殊情況下，中國不得不寬松一些，但是我們并沒有像很多發達經濟體那樣大水漫灌，所以，今年我們要轉彎的時候，其實這個“彎”的幅度并不需要很大，“轉”的力度也不用很大。
其次，最終這個“彎”還是要“轉”的，在經濟回歸常態之后，非常規的宏觀政策是不可持續的。比如，在過去的一年，中國宏觀杠桿率提升了二十多個百分點，最近一些地方也出現了債券違約等爆雷事件。
《21世紀》：疫情期間，中國在減免稅費、信貸等方面采取了很多臨時性支持政策，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延長了一些政策的到期期限，這反映了什么？
劉世錦：假定中國能將疫情基本控制住，經濟基本上回到常態，大多數疫情下的支持性政策會逐步退出。
不過，我覺得有一個問題是可以討論的：就是這些支持性政策如果效果不錯,對宏觀經濟長期的平衡發展不會帶來明顯的副作用，部分政策工具是否可以長期保留。
需要強調的是，上述各種宏觀經濟政策，主要起一個短期平衡經濟波動的“穩定器”作用。從長期看，不要高估宏觀政策的作用，中國經濟增速已經接近潛在增長水平，我們要把注意力更多地轉向如何發掘和中國經濟中速增長相適應的結構性潛能上。
以農民工為重點，擴大中等收入群體
《21世紀》：你多次強調挖掘結構性潛能，關于“十四五”以及2035，中國有望挖掘哪些結構性潛能？
劉世錦：中國經濟此前的高速增長以及近年來的中速增長，其主要動力就是來自結構性潛能。
如果發達經濟體是一個蘋果的話，它們已經紅透了，而中國現在只是半青半熟，我們還有一部分結構性潛能可以用。
應當看到，過去幾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結構性潛能主要是基建、房地產投資和出口，但是，目前這些潛能已經明顯減退，下一步保持5%-6%的中速增長，我認為，需要構建“1+3+2”結構性潛能框架。
其中，“1”指以都市圈、城市群發展為龍頭，通過更高的集聚效應帶來更高的全要素生產率，今后五到十年，中國經濟百分之七八十的新增長都在都市圈和城市群范圍之內。
“3”指實體經濟方面，補上我國經濟循環過程中三大短板：一是基礎產業效率不高，主要是能源、物流、通信、金融等基礎產業領域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行政性壟斷，競爭不足，這不利于降低全社會成本；二是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不大，我建議實施中等收入群體倍增計劃，補齊這塊短板有利于擴大需求；三是基礎研發能力不強，主要體現在內部循環中的“卡脖子”環節，補上這個短板才能有效應對外部挑戰。
“2”指數字經濟和綠色發展，這是全球性的、中國具備一定優勢的新增長潛能。
《21世紀》：規劃綱要草案提出，到2035年，中等收入群體顯著擴大，要研究制定“十四五”時期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實施方案，在您看來，應如何擴大中等收入群體？
劉世錦：所謂中等收入群體，是指三口之家年收入處在10萬到50萬人民幣的人群。目前我國這一群體的規模大約為4億人左右。中國應爭取用十年左右時間實現中等收入群體倍增，中等收入群體將增長到8億-9億人，占總人口60%以上。
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我認為重點要放到2.8億進城農民工身上，這部分人是現階段最有可能由較低收入水平進入中等收入水平的人群。
其一，可考慮對農民工及其家屬在城市落戶實行負面清單制度，即由規定符合何種條件能夠落戶，改為不符合何種條件不能落戶。從長期看，戶籍制度應逐步轉為人口居住地登記制度。
其二，可以建設面向農民工為主的安居房工程，以40-60平方米的小戶型為主，降低建造成本，把安居房價格控制在與農民工購買力相適應的水平。降低購買資格門檻，不歧視無戶籍、無學位人口。
其三，加快推進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打通農村社保、醫保和城鎮居民社保、醫保的銜接。實行以居住證為主要依據的農民工隨遷子女入學政策。
其四，全面加強農民工職業教育培訓，推行農民工新型工匠培訓計劃。
其五，加快推進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入市和宅基地流轉，增加農民工的財產性收入，積極穩妥務實地解決好小產權房問題。
其六，促進機會公平。進一步打破不當行政性管制，疏通社會流動渠道，防止社會階層固化。改變有些地方對低收入農民工的歧視性做法，在大體相當條件下，在就業、升學、晉升等方面，給低收入階層提供更多可及機會。
建議實施都市圈一攬子改革計劃
《21世紀》：長期以來，我國一直采取發展中小城市、控制大城市規模的城鎮化發展模式，近年來中國開始提出都市圈與城市群的概念，這釋放了什么信號？
劉世錦：目前，中國的城市化率達到60%，還有大約20個百分點的上升空間。大都市圈和城市群加快發展是我國經濟今后五到十年最重要的結構性潛能。
集聚效應的加強有利于提升生產率。近幾年城市化進程的突出特點是人口向一線城市、幾大經濟圈和內地若干中心城市集聚，這既包括農村進城，更多地則是由其他城市轉向中心城市。因而，數萬個村莊正在消失，上百個城市人口減少，處在收縮狀態。
所謂都市圈，就是在一小時通勤圈，或已有核心城市周邊50-70公里左右范圍內，發展起一批小鎮或若干小城，相互連接后形成新的城市網絡體系。初步估算，都市圈建設每年能夠為全國經濟增長提供至少0.5到1個百分點的增長動能。
《21世紀》：關于建設都市圈，你有哪些建議？
劉世錦：可以考慮推出建設都市圈的一攬子改革發展計劃。有關城市，重點是人口持續流入、發展潛能大的大城市或城市群，應加快制定或修訂都市圈建設規劃。
具體內容包括：開工建設一批前期準備充分的都市圈軌道交通、通信工程等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引導、鼓勵核心城市內相關制造業、服務業企業疏解至都市圈低成本區域，通過產業集聚、轉型升級，逐步形成核心競爭力突出的專業化小鎮；加快都市圈小鎮小城商場、餐飲旅館、教育、醫療衛生、體育健身、文化娛樂等基本公共服務和配套商業服務設施的建設；調整戶籍政策和其他人口流動管理政策；可選擇粵港澳大灣區和若干發展潛力大的省會城市作為都市圈改革發展綜合試驗區，率先突破。
《21世紀》：在脫貧攻堅取得歷史性成果之后，中國應如何實施鄉村振興戰略？
劉世錦：我覺得鄉村振興需要解決一些理念問題，鄉村振興不是每一個農村都要振興。
近些年來，中國的城鄉結構正在經歷著未曾有過的歷史性變遷。大量農村還在，路網、電網、自來水網等基礎設施都通了，但村中只剩下了老人與留守兒童。未來很多農村可能就看不見了，也有些會變為城市。
解決農民問題，從根本上來講，是讓絕大多數農民不再是傳統的農民，未來搞農業的人只是現代產業體系中的從業者，是一種職業。鄉村也不再是傳統的農村，而是生產生活體系中人口密度較低的區域，是城市的延伸。
鄉村振興最重要的是促進人員、資金、技術、土地等要素在城鄉之間雙向自由流動。要加快推進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入市和宅基地流轉，既要讓農民進城，也要允許城里人下鄉，推動資金下鄉、技術下鄉、數據下鄉，特別是人才下鄉。
此外，未來還要建立反貧困的長效機制，穩定并逐步減少相對貧困人口比重。立足于提高貧困人口的自我發展、創造財富能力，提升年輕一代人力資本是農村減貧、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的關鍵所在，減貧資源要更多轉向教育，把農村減貧與都市圈和城市群發展、鄉村振興、綠色發展等緊密結合，融為一體。（本報記者卜羽勤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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