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數字經濟增加值規模已由2005年的2.6萬億元，擴張到2019年的35.8萬億元。 ]
隨著數字貿易在經濟發展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相應的挑戰也在升級。今年的全國兩會上，不少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都把目光聚焦在了這個領域。
“我們要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必須開拓創新。”在3月8日全國政協十三屆四次會議舉行的視頻會議上，全國政協委員、海關總署原副署長孫毅彪以《加快數字貿易發展，助力高水平對外開放》為題作大會發言時提出，要搶抓機遇，加快外貿數字化轉型。
在全國人大代表、華東政法大學副校長陳晶瑩看來，未來中國能否實現數字貿易高質量發展，由全球數字貿易大國邁向數字貿易強國，將取決于能否抓住數字貿易發展的機會窗口期，在全球數字貿易規則框架中贏得主動權、掌握話語權。
對于我國數字貿易發展還存在的短板和挑戰，以及應對策略，代表委員們也紛紛支招。
數字貿易挑戰加劇
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的數據，到2030年，數字技術將促進全球貿易量每年增長1.8~2個百分點，全球服務貿易占比將由2016年的21%提高到25%。
《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2020）》顯示，中國數字經濟增加值規模已由2005年的2.6萬億元，擴張到2019年的35.8萬億元，數字經濟占GDP比重已提升到36.2%。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國對于數字貿易的重視逐漸增強。
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推進貿易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正式提出要加快數字貿易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草案）》也明確提出“加快數字化發展，建設數字中國”，“提升貿易數字化水平”等。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促進外貿外資穩中提質。實施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更好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其中第一項“推動進出口穩定發展”中，就包括發展跨境電商等新業態新模式，支持企業開拓多元化市場。
在全國人大代表，江蘇省政府外事辦公室主任、黨組書記費少云看來，數字貿易提高了經濟的運行效率，但也帶來了新的監管難題。就數字貿易的立法和政策規劃而言，國內仍然存在空白。
通過調研，費少云發現，當前我國的研究、監管重點主要集中在電子商務的發展上，處于起步階段的數字貿易，在國內知識產權保護、網絡安全等配套監管方面仍然存在薄弱環節，政府監管體系中也尚未形成數字貿易競爭的子監管體系。
通過梳理我國數字貿易市場的現狀，陳晶瑩總結了這一領域的三大挑戰：數字貿易的營商環境尚待優化，數字貿易市場尚缺乏規范不當競爭和平臺責任的規則體系，數字貿易新業態尚需合理正向的稅收制度。
對全國人大代表、上海社科院原副院長張兆安來說，數據跨境流動引發的種種風險尤其需要引起重視。數據如何安全高效地跨境流動，無疑是當前全球數字經濟發展中的重要議題。
他表示，隨著全球數字經濟的發展，數據跨境流動成為推動國際貿易中貨物、服務、人、資金流動不可或缺的部分，并且在促進經濟增長、提升創新能力、推動全球化等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但是，數據跨境流動的發展趨勢也觸發了各國對個人隱私、國家安全和經濟前途的風險擔憂，數據跨境流動成為全球數字政策發展和博弈的焦點。
如何應對挑戰
關于監管難題以及立法和規劃方面的空白，費少云提出，建議商務部等部門加強對數字貿易的專項研究，推動國家層面制定有關數字貿易的專項規劃或指導政策，厘清中國數字貿易的概念邊界，為我國數字貿易發展提供有效政策支持和文件支撐。
此外，他建議盡早謀劃數字貿易專項立法工作，一方面順應全球數字貿易發展趨勢，對現有法律法規予以修改和完善，尤其是加大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以及對盜版產品的懲罰力度，以免在國際上發生不必要的糾紛；另一方面，填補數字貿易領域市場準入、跨境數據流動、數據安全等法律空白，確保我國數字貿易能在全球范圍內統籌配置和科學發展。
陳晶瑩則建議，要立足全球視野，把握國內數字貿易發展的現狀與趨勢，構建適配的數字貿易規則體系。
具體來說，她建議成立專門的工作機構，比如在國家發改委和商務部項下建立適應數字貿易發展的工作機構，或稱“國家數字貿易辦公室”，跟蹤研究美歐等國治理數字貿易市場、制定數字貿易規則的動態，進一步推動體現我國數字貿易優勢與意志、適于國際競爭的數字貿易規則體系的建立，統一協調數字貿易的核算和政策制定，規范數字貿易的發展。
其次，跟蹤數字貿易規則發展方向，構建與數字產品投資相關的國內配套制度，降低外商投資市場準入水平，改變傳統外資績效評估辦法，創新吸引數字跨國公司方略。
除此之外，還要實施跨境數據流動貿易的分級分類管理制度；強化信用體系建設，構建寬松適配的監管機制；綜合權衡設計稅收政策目標。
“我們需要進一步同世界各國在數字貿易領域分享經驗和智慧，在合作中逐步形成國際數字貿易乃至數字經濟發展的共同準則，為未來各國數字貿易發展創造良好氛圍和環境。”陳晶瑩說。
張兆安專門針對重要數據跨境流動的保障做了研究。他認為，在對數據跨境流動進行保障之前，必須要對數據進行分類分級管理策略，由于缺乏對國內海量跨境流動數據的統一管理，同時這些海量的數據充斥著大量無用的信息，因此需要集中管理資源，對重要的跨境流動數據進行保障。
在完善法律法規和技術規范方面，張兆安表示，作為評估工作的依據文件，目前《個人信息和重要數據出境安全評估辦法（征求意見稿）》以及其更新政策《個人信息出境安全評估辦法（征求意見稿）》尚處于征求意見狀態，國家主管部門應根據前期征求意見狀況盡快修訂完善出臺。此外，對于安全評估的受理流程和評估流程在之前的法規中尚未具體明確，建議盡快在后續的法規中予以完善以加快落地實施。
張兆安還提出，建議組建數據跨境流動安全評估體系，該體系主要包括自評估機制、聯審聯評機制、安全檢查機制、違規舉報機制和信用管理機制。另外，還應形成國際合作互認“白名單”，并把《全球數據安全倡議》轉化為有關立法等。
孫毅彪也對數字貿易的發展提了5項建議。其中，在加快外貿數字化轉型中，一方面要繼續做大做強數字化驅動的貨物貿易，比如加大電商平臺的全球化合理布局，建設更多的海外倉、營銷服務中心等，拓展海外市場。另一方面要補齊數字服務貿易短板，尤其是針對疫情影響下全球生產生活，增強數字化轉型，大力發展遠程醫療、數字教育和娛樂等新型數字服務業態，優化數字貿易結構，打造國際競爭新優勢。
孫毅彪表示，還要借助數字貿易發展機遇，著力解決供需矛盾，區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及城鄉發展差距較大的問題。除此之外，他也建議主動參與制定數字貿易國際規則，完善數字貿易營商環境，優化監管以推動數字貿易安全與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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