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俞敏洪：教育機構存在的意義，不僅僅是為了賺錢
1985年，俞敏洪在北大西語系畢業后留校任教，6年后他主動放棄了北大教師的身份，于1993年創辦新東方。現在的新東方已經是覆蓋全年齡段和全學科的綜合性教育集團，在全國擁有一百多所學校，超過5萬名老師，面授學員超過5500萬人次。
2006年新東方集團(600811,股吧)在紐交所上市，成為中國在美國上市的第一家教育機構。
2月23日，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董事長俞敏洪在北京新東方總部大樓接受了21世紀經濟報道《慧見》欄目的獨家專訪，透露了“留學教父”個人性格的改變和新東方27年來5條增長曲線求變過程間的復雜糾葛，以及他的痛苦、掙扎、反抗和堅持。
以俞敏洪為代表的出生于六七十年代的中國民營企業家群體，普遍帶著改變中國的理想走上創業之路，他們是在中國政治、社會和經濟變遷轉折點上勇敢求變的人，為改變國家和個人命運獻出了自己的思想、精力乃至一生的時間。
但一個商業培訓機構的創始人為何要把“求變中國教育”作為個人和機構的使命，俞敏洪是教育界的“唐·吉訶德”嗎？
“意義”是俞敏洪再三強調的關鍵詞，他直面外界質疑，就像加繆筆下的西西弗斯，費盡力氣推巨石上山之后，石頭會再滾下來，再推，再落，周而復始，看似尼采說的永恒輪回，毫無意義，但西西弗斯勇敢地為自己贏得了意義。這也是俞敏洪的人生哲學，“我一定要認可新東方的意義，我才能做下去。”
《慧見》：你在1993年創辦新東方之后，正好趕上中國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興起的出國留學潮的黃金十年，你對新東方27年的成績單打多少分？
俞敏洪：從財務角度來看新東方是成功的，從最初13個學生做到300多億市值，我打80分。但從對中國教育貢獻度這方面看，我覺得沒及格。新東方沒給中國教育帶來某種實質性改變，比如說讓學生綜合素質更高，未來發展方向更廣闊等，做得遠遠不夠。
如果說新東方還有一點意義，就是新東方在90年代推動了中國留學潮，避免中國教育內卷化，讓上百萬中國學生在90年代就接受世界教育。這批人歸國后對國內經濟、科技等發展都起到推動作用。今天更多深入中小學全科培訓也幫助家長和學生解決了部分問題。
《慧見》：一個商業培訓機構要把改變中國教育的使命扛到肩上是不是“唐·吉訶德”？
俞敏洪：必須扛，這是教育機構存在的意義，不僅僅是為了賺錢。當然商業上能跑通也很重要，否則生存空間都沒有，但我覺得今天的新東方在意義上跑通更重要。
《慧見》：如果說新東方未來能成為全球領先的中國教育培訓品牌，你覺得贏的關鍵會是什么？公司現在這么大體量還會死嗎，可能是死于什么原因？
俞敏洪：我覺得新東方贏的關鍵還是對教育的理解和熱愛。我做教育不是撈一票就走人，而是真真實實地想改變中國教育的面貌。當然會死，好多千億機構都陷入困境，海航都破產了。我關心的是怎么做出對的決策讓生存時間更長，以及死了后能留下什么。
《慧見》：你想留下什么？
俞敏洪：我每年出一兩本書，有用的話就會流傳下來，如果你死后還有人在讀你的書我覺得挺好。二是你做的事情影響了人類行為或生存質量，也很棒。新東方能否為人類留下某種遺產，我會朝這個方向努力，但人永遠超不出自己的認知范圍。也許我覺得我在做有意義的事情，但從整個世界發展的格局來看并不是，不過也許真的到最后就有意義。
《慧見》：你說過新東方改變了400萬孩子和家庭的命運，可外界覺得新東方就是個營利的培訓機構。你在意外界的評價是否來源于內心深處對這個使命的不自信？
俞敏洪：很多意義是自己認定的，比如說一個人覺得自己活著有意義，其實在別人眼里根本就不知道你的意義在什么地方，但你要是不認定這個意義，你就活不下去了。所以我一定要認可新東方的意義，我才能做下去。
我們真改變了不少家庭的命運，而且大都是往好的方向。我們送出去了400多萬留學生，大部分都學業有成，或者回國效力，或者在任何一個國家安身立命，我覺得都很好。但你沒法強行讓社會跟你一樣認定這個意義，而且人對自身意義的認可，一定比社會和其他人的認可要高出一倍以上。
《慧見》：你覺得中國教育的根本問題是什么？
俞敏洪：高考獨木橋。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出路就是高考改革。
《慧見》：出生于60年代的這一代企業家或多或少都有改變中國的理想，你創辦新東方27年來實現了這個理想了嗎？
俞敏洪：不光沒改變，我覺得反而是產生了負面作用。因為教育變革是觀念的變革，是模型的變革，在中國現有的教育條件下，觀念和模型的變革都很難做，這也是世界性難題。全世界都意識到現有大學教育體系相對落后，但新型大學教育模式依然沒有出現。觀念的變革通常是100年的事情，沒有任何單個的人和單個機構能做到。
從一介書生到建立新東方，俞敏洪不僅是數代中國大學生全球視野的啟蒙者和助推者，也是中國青年的精神導師，這其中離不開特殊的歷史機遇，但俞敏洪本人務實進取、積極求變、有擔當不避諱責任的性格特點也功不可沒。
《慧見》：新東方在線布局失敗了嗎？
俞敏洪：新東方在線遠遠沒達到我期望的“雙平臺戰略”。但在線教育還是值得做，在線教育打破時空邊界，優質教育資源可輻射到任何地方。形式上可以通過人工智能、真人、直播、錄播、短視頻、語音等多元方式。在線教育客戶也不再以年齡而是以興趣劃分，同一門課可能小學生、大學生、中老年人都在聽。
在線和科技結合是未來教育發展的重要趨勢，在線教育還能更好推動貧困地區中小學教育公平。把地面教育和在線教育更緊密結合，是更有生命力的第三條路。
《慧見》：你不認同最近教育創業圈里流傳的“在線教育注定失敗”觀點？
俞敏洪：在線教育不會失敗，但現在中國在線教育走偏了，比如針對中小學的學科教育，拼命制造家長的焦慮，或用資本的力量在用互聯網燒錢模式來推動，這是我不屑去做的。所以新東方在線教育一直做不大，才十幾個億收入，跟地面教育差了至少15倍。
燒錢模式注定要失敗，在線培訓機構燒錢做廣告，獲得一個低價客戶600塊，轉成正價客戶成本就變成4000塊。一年后復購率50%又是2000塊損失。一個客戶客單價平均只有三四千，這個模式就完全不可持續。現在之所以能夠存續下去，是資本拼命在后面補貼，我也是投資人之一，但資本補貼一定是很有限度的。
《慧見》：新東方原本是最早做在線教育的一批機構，有沒有反思為什么錯過在線教育等新風口？
俞敏洪：首先是我個人的性格弱點，個性隨和，有時不能堅持自己的原則，做事會瞻前顧后，明明認為決策是對的，但考慮到其他人，不敢全力以赴去做新業務。當新東方核心人士說不能這么做，我一般就順著他們的意思，因此錯過一些機會。企業和民主國家管理不一樣，民主管理要少數服從大多數，但在企業發展中企業家的堅持很重要。
其次我管理比較人性化，很多商業機會我看到了，但用人不對，比如說涉及各種關系，或者說有的人跟了我十幾年，我覺得把他拿下實在于心不忍，就眼睜睜看著他把一個城市做沒了，把一個商業機會做沒了。
第三是我不太敢冒險，比如投10個億可以搏一把，但我會想如果做不成10億就打水漂了，我就不敢投了，因此失去了一些好的商業機會。
《慧見》：這些年你做了什么改變自己這三大性格弱點？
俞敏洪：沒法改變。人不可能拽著自己的頭發離開地球。你要我變得很獨斷，不行的人立刻拿下，10個億甚至幾十個億投入去搶占有風險的新市場，我還是做不到。辯證來看，也是因為我這些性格弱點，新東方今天還存在，還能相對較健康地發展。
所以我不強求徹底改變，現在逐漸改變了不少，比如更果斷，發現某個人在崗位上不行，我不一定要自己出面，可以讓新東方CEO出面。投入上，我也變得更強勢了，但還在大家都能接受的范圍之內。
《慧見》：舉個最近的改變的例子？
俞敏洪：比如說2020年布局0~8歲幼兒啟蒙，給所有老師普漲15%工資，對新東方來說也是幾十個億的投入，都是逆勢而為的重大戰略。2020年因為疫情和中美關系，新東方部分業務陷入困境，比如地面教育和國際教育全部被暫停。這時就有反對意見出現，認為收入下降，利潤快沒了，還給老師漲工資，這不是要虧損？我就堅持必須要漲，越是艱難時刻越要把優秀的老師留下來，現在結果證明這是個正確的決定。
《慧見》：2020年才入局幼兒啟蒙為時不晚？
俞敏洪：不晚，啟蒙是永遠存在的市場。中國盡管人口出生率下降了，但即使按每年1000多萬出生人口來看，0~8歲也是一億多人的巨大市場，沒有任何機構能全面覆蓋。2020年只有1000萬出生人口，但那是特殊年份，因為疫情都不愿意生孩子，今年應該能恢復到1400多萬的水平。
《慧見》：從大學生留學考試到K12再延伸到現在的0~8歲，幼兒啟蒙成為新東方未來第三增長曲線的可能性有多大？
俞敏洪：按時間順序，我們第一條增長曲線是出國留學培訓，第二條則是延伸的國際教育，包括中小學國際教育、出國考試、出國咨詢，第三條是大學教育，第四條是在線教育，第五條才是幼兒啟蒙，后面幾條未來如果能做好，都是百億以上的規模。
《慧見》：擺在新東方面前的是嚴峻的外部環境和增長壓力，你現在最擔心的是什么，準備如何應對？
俞敏洪：最擔心的還是跟不上時代。我個人對科技的不理解和不敏感，在前面10年給新東方帶來了比較大的殺傷力。我們在迎頭趕上，新東方也用了大量的科技人才。
《慧見》：回顧近30年創業史，你犯過最大的錯是什么？
俞敏洪：新東方沒有最大的錯誤，很少有人會一次性犯把整個人生都毀掉的大錯，當然也有這樣的，但大部分錯誤都是一點一滴小錯誤慢慢積累起來的。
我覺得我最大的錯誤還是對科技的不敏感。其實新東方信息部在2000年就有了，但我就沒舍得在科技方面投入大量的錢，也不舍得去招聘全球、全中國最好的科技人員，慢慢就導致新東方在教育科技化變革方面落后了。
《慧見》：什么契機讓你發現這個最大的錯誤？
俞敏洪：就覺得應該投了，再不投的話就要拉倒了。現在已經迎頭趕上，新東方現在有2000多名程序員，科技上每年花幾十億，但已經后知后覺了。
《慧見》：任何人和企業都對抗不了趨勢，你看到教育行業五年后趨勢性機會是什么？
俞敏洪：我覺得是真正好的教育內容、科技、傳播平臺三者的結合。就未來教育領域的創業來說，要不創建平臺，要不創建優質內容，或者垂直類技術支持公司，這都是未來的趨勢性機會。傳播平臺已經有很多，比如喜馬拉雅、得到等知識型傳播平臺，抖音、快手等短視頻傳播平臺，騰訊、愛奇藝等長視頻傳播平臺，還有大量慕課模式平臺。
《慧見》：你怎么看“得到”的商業模式？
俞敏洪：它切了成年人繼續學習的細分市場，商業模式能存續，但有半公益色彩，高增長率不可持續，坦率說一個國家和社群的好學人群真不多。“得到”賣得最火的“薛兆豐的經濟學課”現在也只有50多萬人學習，終身學習很重要，受眾卻非常有限。學習要動腦，人類最大的特點是懶惰，大部分人不愿意動腦，只愿意循著日常生活的軌跡往前走，只要不發生有生存危險的事情，他就不愿意改變。
俞敏洪摯愛閱讀，一年要讀6、70本書，著述也宏富，涵蓋了創業、教育、勵志、哲學等領域。
《慧見》：今年春節我陪母親去靈隱寺，靈隱寺的云林圖書館門口牌匾上寫著“續佛慧命”，意思是書籍能延續佛祖的智慧生命，你怎么看閱讀和教育之間的關系？
俞敏洪：閱讀是教育最重要的一個部分，如果一個人不會閱讀，就等于沒有接受教育。大學和中小學教各類學科知識，很快就會落后，某種意義上就是讓你學會走路，但這些基本知識不等于讓你有常識，也不等于有見識。閱讀才能讓你進行深度思考，讓你學會跑，學會飛。學會閱讀才有終身教育的概念，聽課都不是終身教育，閱讀才是。中國是5000年文明古國，但中國人均每年讀書連兩本都不到。根據出版書籍數量統計每人每年讀5本書，還包含了中小學教輔在內。
《慧見》：你的閱讀量大嗎？
俞敏洪：我自己一年閱讀6、70本書。
《慧見》：你當年是憑借高考成功改寫命運的寒門學子，如何看現在教育越發精英化的趨勢？
俞敏洪：從國家層面看，政策和教育結構需要改變，從個人層面看，我現在每年要花大量時間進行農村教育，在嘗試借助現代科技和網絡做出新的教育模型，至少讓更多農村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縮小教育鴻溝。現在一個優秀老師能覆蓋農村地區1000個班的需求。
《慧見》：我是兩個孩子的母親，想請教你是如何教育一雙兒女的？
俞敏洪：家庭教育中父母的言傳身教特別重要。比如說我每次不管是在家里還是出去旅游，孩子們總看到爸爸抱著一本書看，他們就養成了閱讀的習慣。高質量的陪伴也很重要。每年我至少有一個月是專門陪孩子的，比如說我兩個孩子比較喜歡歷史，因為從小我就帶著他們去考察世界各地的名勝古跡，給他們講歷史故事。如果孩子在北京，我一個禮拜至少兩三天都要回家吃晚飯，到現在為止，我兩個孩子還有晚上和我一起散步的習慣，我們邊散步邊聊生活、工作和學習的事情。
《慧見》：能否談一下家庭生活？
俞敏洪：現在兩個孩子都長大了，最小的都上大學了，對我來說家庭生活就很寧靜了。晚上沒有應酬都回家吃晚飯，鍛煉身體、遛狗、聽音樂，有時還會唱卡拉ok。
《慧見》：在留學教父、青年導師、新東方創始人、投資人之間，更鐘意哪個身份？如果在未來的墓碑上只能刻一個標簽，會選哪一個？
俞敏洪：都不選，只刻一句話，俞敏洪是一個人。做成人就很不容易了，人有人的標準，我的一生自己感覺沒白過，活得充實快樂，為自己為家庭為社會或多或少做了點貢獻，有價值有意義，我覺得就是個真正的人。
《慧見》：你最不喜歡被定義成什么，你覺得外界對你個人和新東方最大的誤解是什么？
俞敏洪：我其實無所謂外界的定義，你就活的是你自己，社會上給定義成什么，不影響你想要做什么。
《慧見》：現在主要精力花在什么地方？
俞敏洪：新東方如何變革，戰略方向往哪走，業務怎么做更有意義等戰略性的思考。
《慧見》：你的書名中充斥著“痛苦”、“崩潰”、“絕望”、“孤獨、失敗與屈辱”等負面傾向嚴重的詞語，最為平和是《行走的一生》，你的痛苦都來源于什么？
俞敏洪：人人都生而痛苦，痛苦是人生的底色，你難道不痛苦？
《慧見》：我當然有痛苦，所以今天專門帶了名字有痛苦的書來。但我們普通人大部分都是被痛苦壓垮的，很少人能像你，你如何把痛苦轉化成能量？
俞敏洪：感受痛苦是人很重要的能力，是人創造力的源泉，我從來不試圖去擺脫痛苦。但痛苦也好，絕望也好，不能被這些占據你所有精力和時間，把你的精神給打敗了。最重要的是在痛苦土壤中播下生命的種子，讓它以痛苦為養料生根發芽、茁壯成長。
俞敏洪與馮侖等企業家的探討中頻繁出現“死亡”“衰老”“使命”和“理想”等關鍵詞，這也是他近30年創業歷程中最經常思考的問題。
《慧見》：為什么要做企業家訪談錄《酌見》，從一個善于思考的寫作者到暴露于聚光燈下的對談者還適應嗎？
俞敏洪：這些企業家都是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成就，再不記錄很多人都老了。我剛好是善于訪談的人，我考慮的是讓更多人理解中國企業家，他們從零開始辛苦奮斗到現在，他們的人生態度有什么值得學習的地方，可以消除老百姓(603883,股吧)對企業家的對抗情緒，讓雙方達到諒解。我和每個人都聊8個小時以上，從人生到事業談的很深，很多都是終極問題，我覺得有價值有意義。
《慧見》：如今短視頻更為流行，長視頻還有意義嗎？
俞敏洪：我覺得引起人深入思考的東西一定是長視頻，短視頻更多是傳播信息和情緒。我馬上要開短視頻中的長視頻，叫“老俞一周回顧”，講我一周得到的新知識、新想法和好玩的事情。
《慧見》：有人說，這三十年來，啟蒙失敗了，你作為一個關注很多公共話題的知識分子出身的企業家，怎么看這個問題？
俞敏洪：我覺得中國啟蒙整體上來說是成功的，比如對現代社會的認知，對科技的認知，對社會發展，全球化的觀念，中國人其實做的特別好。但是有兩個信息化帶來的問題我覺得是迫切要解決的，一是信息繭房，一個人應該學會在豐富多彩的綜合信息里去篩選，通過篩選提高自己的認知能力。“人以類聚”也是，微信上你不喜歡的人一秒鐘就拉黑了，只跟自己喜歡的人打交道，但人應該跟所有的人打交道。這是信息化帶來的世界性問題，不光是中國的。第二個問題是人文情懷和人文知識極度匱乏，現在很多人沒什么耐心去閱讀，除了看短視頻以外就不想干別的了。
《慧見》：那你還說啟蒙是成功的？
俞敏洪：啟蒙依然是成功的，你把今天的任何一個人拎出來，跟嚴復和梁啟超比，他們的知識結構都更豐富，當然情懷不一定，我覺得未來中國的教育重點應該是解決這兩個問題，一是打破信息繭房，二是提升人文情懷。
《慧見》：財富對你而言意味著什么？
俞敏洪：解決溫飽后財富就不太重要了。原來我在北大教書住著一個10平米房間就高興的不得了，現在我書房都有40多平，是我30年奮斗換來的，但是再多我也沒這個需求了。
企業家自己花錢其實有限，這些錢都會用來投入到再生產中去，所有人都面對一個現實，就是死后錢到底是誰的的問題，那還不如活著時把錢花在有意義的事情上，所以我每年在貧困地區投入大量的時間精力和金錢。
《慧見》：對現在創業的“后浪”們有什么建議？
俞敏洪：繼續浪。只有在浪的過程中，你才能學會經驗，學會教訓，才能對未來有所感悟。不要給自己預先設定一個路徑，我們這些人也是浪出來的。
《慧見》：春節去看電影了嗎？
俞敏洪：好電影我從來不落下的，新東方也有部分涉足影視。《你好，李煥英》之所以流行，因為賈玲把東北人的幽默帶到電影中間，能體現人間真情，又剛好春節時期大家比較空閑，如果《送你一朵小紅花》在春節檔，一定會比《你好，李煥英》票房更好。所以人生抓住好時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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