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財經全媒體集團全國兩會報道組 李果 北京報道
碳達峰、碳中和成為今年全國兩會“熱詞”。
全國政協委員、重慶市政協副秘書長王濟光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時，提出應該將碳稅納入環境保護稅中進行征收。同時，他也就修改《環境保護法》提出了相關建議。
征收碳稅的時機已經成熟
《21世紀》：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達峰行動方案。就目前的情況看，碳達峰在“十四五”時期還面臨什么問題？
王濟光：從目前我國的相關情況來看，“十四五”時期是實現碳排放達峰的關鍵期。主要原因就在于，我國主要行業產業政策和多數地區發展規劃中仍保留了許多高碳項目計劃，對現有大量高碳設施沒有明確淘汰和改造計劃，對低碳改造缺乏技術儲備和大規模投入規劃。
許多地方對碳達峰、碳中和及其要求的能源、交通、建筑和工業的大幅度轉型缺乏認識。一些地方仍在側重規劃煤電和依賴傳統高碳技術的建筑、交通、鋼鐵、水泥、化工、鋁業等項目。如果繼續按現有能源、交通、建筑、工業產業政策和地區發展規劃，我國碳排放將持續保持高位，碳達峰、碳中和目標難以落實。“十四五”時期必須有效處理好上述這些問題。
《21世紀》：有建議認為，在環境保護稅方面應該考慮將碳稅納入其中？對此你有什么建議？
王濟光：在環境保護壓力不斷加大的情況下，是否需要征收碳稅的問題已經提出兩年，從目前形勢來看，征收碳稅的時機已經成熟，而且在基本方向上也符合我國低碳發展的國家戰略。開征碳稅不僅僅是有利于減緩“十四五”時期國內能源消耗，促進節能減排，也有利于我國樹立良好的國際形象，有利于完善我國環境稅收的相關制度。
在確定開征碳稅的前提下，建議按照“誰使用、誰排放、誰繳稅”的原則進行相關政策設計。
第一，在稅種類型上，要把碳稅作為環境稅的一個稅目與二氧化硫稅、水污染稅和氮氧化物稅相并行，用以取代現行的排污費。
第二，在征收對象上，應主要針對化石燃料（煤炭、石油、天然氣等）消耗的企業征稅，通過影響消費者行為選擇來達到減少排放的目的。
第三，在計稅標準上，可先期選擇化石能源開采和生產環節征收，設置相應的過渡期，在具備征管能力和控管條件時，逐步將征稅環節調整為消費環節。
第四，在稅率水平上看，初期不宜過高，應當服從國家總體減排目標，注意與能源稅和相關減排政策相銜接，參考全球平均水平確定和試行。
第五，在稅收用途上，明確用于節能減排投資，比如新能源技術和碳減排技術的創新研發。
《環境保護稅法》仍有待完善
《21世紀》：作為我國首部促進生態文明建設的綠色稅法，《環境保護稅法》已于2018年1月1日開征。經過3年來的實踐，這部稅法還有哪些需要進一步完善的地方？
王濟光：我認為《環境保護稅法》目前仍存在待完善的地方。
第一是稅收優惠政策不合理。受惠主體控制不嚴，造成部分重污染企業也在享受免稅政策。《環境保護稅法》第十二條規定了暫予免征環境保護稅的有關情形，其中包括：“農業生產（不包括規模化養殖）排放應稅污染物的”，但這與實際有較大出入。許多農村小型養殖場由于缺少環保意識和治污技術設備，“小而散”問題較為突出，環境破壞程度遠遠高于大企業，成為農村地區最大污染源。
第二是環保支出缺少優惠政策。以增值稅為例，為降低企業發票使用成本，《環境保護稅法》允許購買增值稅開票設備及服務費抵減相應稅款。但由于企業監測污染排放數據所耗費成本較高，購買設備、服務的支出難以抵減稅收優惠，造成環境保護納稅成本居高不下，容易挫傷企業納稅意愿。
三是部分稅收優惠政策有失公平。《環境保護稅法》第十三條規定，納稅人排放應稅大氣污染物或者水污染物的濃度值低于國家和地方規定的污染物排放標準，可以減征環境保護稅。僅僅以濃度值作為減免唯一標準，對于濃度低、排放量大的企業來說，其實際污染量遠超高濃度、低排放量的企業，稅收優惠政策顯失公平。
《21世紀》：為此你在今年兩會中，帶來了什么樣的建議？
王濟光：我呼吁盡快完善環境保護稅優惠政策。
一是縮小農業養殖優惠范圍。將環保意識薄弱，缺少治污技術設備的小型養殖企業納入征稅范圍，以緩解和遏制農村地區“小而散”的污染源對環境的破壞。
二是通過稅收優惠政策減少企業環保成本。比照增值稅稅控設備抵減稅款優惠政策，允許企業購買安裝污染監測設備時委托第三方所發生的檢測費用等支出，用以抵減環境保護稅稅款，支持企業自行完善環保監測網絡。
三是通過相關稅收優惠政策支持環保。從增值稅、所得稅等方面，對從事環保監測服務、環保技術研發、環保設備生產的企業進行稅收減免。
四是優化現有優惠政策。綜合考慮污染物排放濃度值和污染物排放總量兩個指標，確定環境保護稅的優惠政策，避免部分企業“濃度低，排放總量大”卻享受優惠，形成變相的稅負不公。
（作者：李果 編輯：李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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