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財經全媒體集團全國兩會報道組 王帆 北京報道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扎實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各項工作。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達峰行動方案。
碳達峰、碳中和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熱詞，而其中仍有不少問題值得厘清和探討。這對中國經濟意味著什么？未來我們將建立起怎樣的低碳政策體系？短短40年間實現碳中和目標，中國需要面臨多大的挑戰？挑戰背后，經濟賬如何算？實現碳中和愿景，將會帶來多大的資金需求？
帶著這些問題，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了生態環境部國家氣候戰略中心戰略規劃部主任柴麒敏。
碳排放強度和總量雙控
《21世紀》：政府工作報告和“十四五”規劃綱要草案都提出，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達峰行動方案。碳達峰對中國經濟意味著什么？接下來，相關低碳政策將會聚焦于哪些方面？
柴麒敏：在“十四五”目標方面，政府工作報告和綱要草案中已經明確“十四五”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8%，與“十三五”下降目標持平。更有突破性的是，綱要草案中首次提出了“實施以碳強度控制為主、碳排放總量控制為輔的制度”，標志著我國開始逐步進入到碳排放強度和總量雙控的新發展階段。
其中，單位GDP二氧化碳強度下降18%是“十四五”時期綠色生態領域的一項約束性指標，一般也稱為碳排放強度，即能源活動二氧化碳排放量與GDP的比值，表征的是經濟效率。我國的碳排放強度峰值大致出現在1978年，這次拐點稱得上是中國經濟的第一次轉折，是改革開放帶來的市場驅動下的峰值。
而我們2030年前要部署的是碳排放總量的拐點，這雖然是生態環境領域的一項指標，但跟能源生產和消費、產業和經濟發展模式高度相關。碳排放總量達峰，可以看作是中國經濟的第二次轉折，是綠色低碳發展的政策驅動下的峰值，對我國高質量發展意義重大。
我國力爭在2030年前實現二氧化碳排放與經濟發展脫鉤意味著，一是在發展模式上，我們很大程度擺脫了依靠高資源投入、高環境代價來換取經濟增長的傳統發展路徑；二是技術進步和制度改革取得了積極成效，創新驅動成為現代經濟體系的主要特征，這是一種新增長范式。放在中國歷史發展的長河當中，這個拐點將可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式的時間點。
“十四五”期間的低碳政策將錨定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將會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包括推動能源清潔低碳安全高效利用，深入推進工業、建筑、交通等領域低碳轉型。除了規制型政策外，我們還將實施金融支持綠色低碳發展專項政策，設立碳減排支持工具，并加快建設碳排放權交易市場。
《21世紀》：接下來是否將制定一個全經濟體的碳排放總量約束目標？
柴麒敏：中國可以說是低碳政策干預下的達峰，沒有針對性的經驗可以參考。而且中國這么大的經濟體量，其發展和減排不僅跟自身有關，也跟全球有關，確定碳達峰總量需要謹慎，研究者可以去預測得出一個數值，但跟現實肯定有差距。為什么現在不明確提出總量，實際上是希望留有一定的靈活性。但必須要有強烈的政策信號，傳遞出要低碳轉型的堅強決心，并且在2030年前一定要干成。
既面臨艱難挑戰也有殺手锏
《21世紀》：中國既不同于大多數發達經濟體的自然達峰，同時從碳達峰到碳中和僅只有30年的時間，比歐盟、美國等時間都短得多，這是否意味著中國面臨著更為艱巨的挑戰？
柴麒敏：的確，像歐盟從碳達峰到碳中和有大約70年的時間，可以從容地部署基礎設施的淘汰、煤炭產業的退出等。如果設施到了自然壽命期而淘汰，轉型的經濟代價就比較小。
我們大量基礎設施和工業生產設備的服役期普遍還比較短，比如煤電廠平均服役期才僅有15年左右，而一般設計壽命普遍在30年到40年左右，未來在全經濟深度脫碳中就可能面臨提前淘汰。為什么最近宏觀政策領域密切關注碳中和，因為會有較大規模的高碳資產陷入擱淺風險，甚至成為導致經濟和金融體系結構性變化的重大因素，影響到經濟的總供給和總需求。
所以，碳達峰、碳中和不是輕輕松松就能實現的，需要科學合理的政策設計，包括一系列長期的、不斷加強的政策和配套措施，比如碳交易市場等，合理、有序地安排產業退出，盡量把整個轉型的代價降到最低。
《21世紀》：既然是如此艱巨的挑戰，如何理解中國當前提出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決心和必要性？
柴麒敏：剛剛提的更多是成本、代價的一面，但如果中國不作出碳達峰、碳中和的部署，是不是就沒有成本和代價？答案是否定的。氣候變化是人類發展面臨的長期的、深層次的挑戰。當前中國每年因為氣候變化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占GDP的1%左右，2020年我們的GDP破百萬億元，也就是說損失大約是1萬億元，如果累計過去和未來，損失將不可估量。
經濟發展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已經到了臨界點，要實現可持續增長，必須走上一條生態文明的新路。
我們還應看到在這個過程中，綠色低碳的新經濟發展起來了，比如新能源、電動汽車、儲能、綠色建筑等。當前，全球主要經濟體都在向綠色低碳轉型，這是新一輪的產業和科技革命的重大機遇，只有抓住了，中國才能真正進入到全面現代化的發展階段。
此外，盡管挑戰艱巨，但相比于歐盟碳達峰的1979年，現在的科技水平、工程建設水平等有了長足的進步，我們有一定的比較優勢或后發優勢。盡管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過程中有代價，但我們也有一些殺手锏、先手棋。
資金缺口的背后是政策缺口
《21世紀》：你曾透露過一個測算，實現2060年前碳中和愿景總資金需求規模將達到約139萬億元，年均約3.5萬億元，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6%左右，長期資金缺口年均在1.6萬億元以上。資金缺口是否也將是巨大的挑戰？
柴麒敏：我們每年氣候變化領域的公共資金投入大約是4700億元左右，與3.5萬億元有非常大的差距，需要社會資本來補充。
最近生態環境部、國家發改委和央行、銀保監會、證監會聯合發布了《關于促進應對氣候變化投融資的指導意見》，就是希望未來能夠形成一套跟碳達峰、碳中和相適應的投融資體系。國家之前推綠色金融，這幾年有很好的發展，未來可能還需要做更多的政策配置、市場化改革，包括定價機制、資產評估、信息披露、風險管控、金融監管、貨幣政策、標準體系以及金融科技應用等。
資金缺口的背后，實際上是政策缺口。氣候變化領域的投資一般有個特征，周期相對比較長，受政策風險的影響較大。所以，政策的穩定性，對未來的預期，市場的信號，這些都非常重要，需要一套組合拳，才能更好地撬動社會資本投入到這個領域。
《21世紀》：最近已經有了一系列綠色低碳政策出臺，你對更進一步的政策組合拳預期是什么？
柴麒敏：近期有關碳達峰、碳中和的國家政策文件頻出，包括《關于統籌和加強應對氣候變化與生態環境保護相關工作的指導意見》《碳排放權交易管理辦法（試行）》《國務院關于加快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的指導意見》等。
從預期來看，各個政策口可能還會密集地出臺相關政策，比如從能源、產業、交通、建筑等領域，最終可能是一個多維的結構，形成越來越成熟的政策體系，支撐綠色低碳發展。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歐盟或者美國實現碳達峰，有一個因素在于它們通過全球產業分工，把高排放產業轉移到了發展中國家。但中國強調產業鏈、供應鏈的安全，強調制造業的重要性，經濟發展不能空心化，這就要求，不能單純依靠產業轉移來實現碳達峰和碳中和，更多需要從科技創新、制度創新這兩個方面去挖掘潛力。
中國如果真的能走出這樣的一條新發展路徑，對很多發展中國家來說將是非常好的借鑒，這也將成為中國對全人類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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