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丨維舟
中國各省的經濟表現,不僅是經濟學家們關心的議題,一直以來也牽動所有普通百姓的心,因為這勢必影響到所有人的福祉,乃至是他們的人生規劃——當有機會遷移時,哪里可能是更好的希望之地?
從過去二十年間中國各省市人均GDP的變遷,或許就能讓我們從中看出一些端倪:有些省份在爬升,而有些則明顯掉隊了。雖然歷史記錄并不總能預示未來,但像這樣的長時段變動不是偶然的,它勢必伴隨著一些結構性變動的趨勢。
01
幾家歡喜幾家愁
雖然像這樣的測算都需要復雜多維度的評估,人均GDP本身也不是一個完美的指標,但如果只能選取一項指標來衡量當地人均的經濟產出狀況,這還是最可取的。
根據國家統計局歷年發布的各省GDP、年中人口數,我制作了一張表格。之所以截止到2019年,是因考慮到去年疫情之下經濟表現的異常,而2019年也是全國經濟普查之后,對各省GDP數字都重新進行權威校準的一年。
表上的數字,是基于全國平均值的相對值(如北京2019年時232%,也即北京這一年的人均GDP是全國平均的2.32倍),人口增幅是2019年相比2000年的增長比例(全國平均是108%),而末尾的加權數字,即在考慮到該省市區的人口增幅之后,其人均GDP增速比全國平均快了/慢了多少。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標黃色代表人均GDP增速慢于全國平均
這樣,我們就能很清楚地得出幾個結論:
國內不同省份之間的人均GDP差距很大:即便不考慮京滬直轄市的特殊性,最富裕的江蘇(相當于全國平均的174%)是墊底的甘肅(全國平均的47%)的3.7倍。
相比起來,2017年美國各州人均GDP最高(紐約州,77943美元)和最低(密西西比,37434美元)差距是2.08倍;日本各都道府縣更均衡,2016年東京都也只是最低的沖繩縣的2.35倍,撇開首都,則最高的愛知縣僅是沖繩縣的1.60倍。這還不考慮到日美的一級行政單位較小,如果中國以地級市為單位,那人均GDP拉開的差距將以兩位數計。
這種差距正在縮小:京滬2000年的人均GDP都達到全國平均的三四倍,上海一度是貴州的10倍以上(事實上,改開之前,上海的優勢更遙遙領先),直轄市之外最高的浙江也是最低的貴州的4.9倍;但現在,這種落差已經在收窄了。
差距減小,除了產業轉移、結對扶貧等一系列舉措之外,還有一大因素是人口遷移。很多人誤以為區域發展不平衡是經濟向沿海發達地區集聚所致,但其實是因為長久以來,人口未能隨經濟要素同步集聚。
除了京津滬三個直轄市外(重慶其實是一個省),這些年里廣東、浙江、福建、海南等東南沿海省份人口增長明顯,只有江蘇比較特殊。內陸各省份的人口增長,多不及全國平均值(108%),意味著人口外流,長久以來的人口過密化得到了疏解。
隨著人口外流、交通瓶頸打通,加上其原本基數較低,增長空間大,內陸很多省份的人均GDP都有強勁的提升,而上海等發達地區要在本已較高的基數上提升則更難,這使原先沿海/內陸的失衡局面得以緩解。
在沿海/內地差距縮小的同時,南北差距卻在拉開。這充分表現在:除了上海、天津這兩個直轄市的特例之外,這二十年里8個人均GDP增速慢于全國平均的省份,竟然無一例外都位于北方。
02
南方與北方
在這二十年里,南北方的大部分內陸省份,人均GDP都有大幅提升,但如果深入來分析,其實內在的機制是頗有不同的。
北方各省并不是沒有增長,只是這增長幅度趕不上全國平均,于是在這向前奔跑的陣型中逐漸脫線了。
2000年高于全國平均值的10個省份,北方占了一半(北京、天津、遼寧、山東、黑龍江),到2019年就只剩京津兩大直轄市,東北兩省被湖北、重慶替換,而山東也已低于全國平均值0.34%。
東北三省明顯是最大輸家。在1952年后的許多年里曾是全國各省GDP總量第一的遼寧,這二十年間人均GDP增速比全國平均慢45%,吉林-39%,黑龍江則是全國最嚴重的:-54%,一下子從高于全國平均值,掉到了僅及一半,排列各省倒數第二。
河北也同樣嚴重,到2010年還能相當于全國平均的93%,但在那之后的十年里加速下墜——山西、內蒙也是類似,只是2000-2010年間它們一度還能依靠煤炭開采拉升,內蒙過山車一般的數字尤為戲劇化,也可見其經濟受到大宗礦產品的影響很劇烈。
內蒙這些年拉動經濟主要靠煤炭開采、新能源等,打造“風電之都”,大型能源項目往往與草原農牧景象一起,堪稱中國式的賽博朋克風
當然,某種程度上天津也是類似,但由于天津(其實也不僅天津一地)那些年里的GDP數字水分很大,如果將2019年之前的數字擠水分之后,可能它的降幅沒那么嚴重。
乍看起來,西北各省區反倒是較為樂觀的:除了新疆特殊情況之外,陜西、寧夏、青海都還好,甚至甘肅波動也不大。這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西北各省人口不多,因而國家投入的一些大項目(如寧東能源化工基地)能很有效地拉升當地GDP。
這其中最驚人的例子,就是陜北榆林的崛起。1999年榆林GDP僅79.86億,排在全省第七,但第二年撤地設市,到2019年經濟總量已達1999年的51.8倍,躍居全省第二,所占比重也從5%提升至16%。并且,這一狂飆突進仍在繼續:2000年上半年,榆林的經濟增速排全國第一。
但這背后的隱憂在于:這樣的GDP增長,往往是依賴采礦、重化工等大項目上馬,見效快、拉動明顯,然而卻未必能形成本地社會經濟的有機增長。實際上,這正是東北、山西、內蒙曾走過的老路。
陜北榆林這些年經濟大爆發,主要依靠煤炭開采等重工業,建立煤炭交易中心,涌現出一大批煤老板
這與南方的景象大異其趣。東南沿海與內地之間已逐漸形成一套市場化的分工,在產業遷移的同時,也吸引著內地的勞動力遷移。這樣,一部分勞動力外流,緩解人口壓力,而留下來的人則相對提升了經濟產出。
在這一結構性變動中,率先得益的是長江中上游地區:安徽+35%,江西+28%,湖北+25%,重慶+41%,四川+17%,但最驚人的是貴州,+79%。
不可否認,貴州的增長有其特殊性:直到2010年,貴州的人均GDP都是全國墊底的,大量人口外流到珠三角打工(2014年底貴廣鐵路的開通加速了這一進程);同時,貴州的開發也是政府主導的模式,特別是在大力打通交通瓶頸上。早在2012年,貴州的政府債務負債率就已高達70%,高于國際警戒線(60%),很多經濟學家都曾指出其中的隱患,但眼下來看,這的確打破了貴州原先的困境。
當然,不是所有南方省份的表現都好,例如廣西就很波折,作為沿海省份,如今已被貴州反超,排名全國倒數第三。雖然緊鄰廣東,但彼此人均GDP相差竟達2倍以上(廣東省內各地也極不均衡)。在華東,江西雖然乍看表現還不錯,且地理上處于長三角和珠三角之間,卻不能像安徽那樣主動對接融入,如今也已被安徽反超。
回溯歷史來看(參見視頻:1952-2019年間各省的人均GDP),直至改開之前,國內最窮的各省都有一個基本特征:人多但工業落后。像東北這樣原本人口稀少、資源豐富,又有大型重工業基礎的省份,在當時就占盡風頭,而四川這樣的內陸省份則是無數農業人口掙扎在貧困線上。
市場化機制和大力發展的交通打破了這個舊格局,人走出去了,產業引進來了,而東北老工業基地反而因為遲遲難以適應快速變動的市場,陷入困境。直到2010年,西南各省按人均GDP來計算,仍是全國各大區墊底的,但十年后則輪到了東北。
鄭州的新城區:鄭東新區
在這一意義上,確實就像有些人說的,河南可說是“北方的南方省份”,因為它雖然地處淮河以北,但經濟發展模式卻更解近南方各省的路徑:密集的人口和龐大的剩余勞動力;缺乏工礦資源、原本工業落后;通過社會經濟的內驅轉型升級,實現有機增長。不夸張地說,這些年里河南的經濟表現可說是“北方之光”。
對比山東可以很明顯地看出這一點:山東的人均GDP在高峰的2005年幾乎是河南的兩倍,但如今增長乏力,河南已接近山東的8成。其實本來,山東、乃至河北,也都有龐大的人力資源,但受制于自身的種種制度化因素,這些年里后勁不足,2015年河北還高于河南,不出數年已被河南反超。
當然,眼下的格局也還會變動,未來二十年還會有諸多變數,但在此不妨大膽預測下:人口和經濟要素將在流動和集聚中走向均衡,但前提是不能過度干預這種流動性;沿海和內地的差異會進一步縮小,但南北差異有可能會拉大;東北、河北、山東等各省必須做出強有力的變革,才有望扭轉不利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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