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單方面對美國有利的目標和結果，那當然對話無用，因為那不是平等對話，完全只是施壓；如果是雙方都能接受的結果，如果是對兩國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有利的結果，中方就可以努力去推進并實現
當地時間3月18日凌晨，應美方邀請，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率領的中國代表團及其隨行人員抵達美國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Anchorage），參加為期兩天的中美高層戰略對話。美方參加對話的為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
安克雷奇在英語中的意思是“錨地”，在此地的會晤會為中美關系錨定一個相對穩定向好的新起點嗎？
這是自拜登接任美國總統以來，中美兩國高層官員的首次面談。拜登上任之際，正值中美關系達到冰點。迄今為止，華盛頓方面并未大幅度修改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政策，包含貿易關稅、科技禁令等限制措施依然生效。外界普遍關注此次高層對話會否為兩國關系帶來轉變契機。
此次會晤被認為是中美兩國確立基本規則和劃定紅線的重要機會，兩國對此次會晤表述不盡相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介紹稱這是一次“高層戰略對話”，而美國官員將會晤描述為確定華盛頓同北京合作領域的“一次性會議”，而并非往年舉辦過的“戰略對話”。
對于美方這種措辭，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刁大明對《財經》記者指出，美方在國內進行的一番表達是小動作不斷，比較扭捏，凸顯出美國調整對華政策的國內壓力。這種壓力不僅來自于特朗普留下的政治遺產，還有拜登政府所面臨的國內政治壓力，從疫情再到黨派政治。而這種壓力將使美方心態比較急，在某些領域對中國有需求。
雖然在措辭上有所不同，美方仍然派出國務卿加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這樣的人員頂配出席與中方的會晤，足見對中美關系的重視。
中美高層官員舉行會晤前，美國防長奧斯汀和國務卿布林肯將訪問日本和韓國，拜登也已經與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亞領導人舉行四方安全對話機制。
美方對此做了降溫處理。雖然“四國機制”一向被認為旨在加強美國在亞洲的外交影響，制衡中國在印太地區日益增加的經濟和軍事影響力，但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內德·普賴斯（Ned Price）表示，四方安全對話并不是在對抗中國。
據美國媒體報道，對于中美高層會晤將涉及的內容包括新冠疫情、氣候變化，還有一些雙方存在分歧的問題。布林肯也透露，在此次會晤中，美國除了與中國探討哪些領域可以合作，也將討論兩國關系的競爭面。而中方稱具體的議題“仍然有待雙方商定”，中國“希望雙方能就共同關心的問題坦誠對話。”
拜登自上任總統以來強調將在貿易、技術、安全和其他問題上對華保持強硬態度，同時尋求合作領域。合作領域之一就是氣候變化，據悉，中美兩國政府將共同主持一個G20研究小組，重點研究與氣候變化有關的金融風險。這是在中美雙邊關系緊張之際，兩國建立互信的一次積極嘗試。
刁大明也認為，氣候變化是此次會晤可能形成共識的領域之一。除此之外，在應對疫情、復蘇經濟以及打擊芬太尼等其他全球治理議題上，也可能形成共識或表達共同關切。只要是對兩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有利的事情，中方都可以全力推進。
此次會晤若能在某些領域形成共識，將為中美關系重回正常軌道開辟良好開端，特別是回應特朗普政府所鼓吹的“對話無用論”。在刁大明看來，這種觀點完全不懂中美關系歷史，中美兩國互動中很多成果和機制都是通過對話解決的，即便不是每次都能談出共識，也為兩國進行積極互動的可能性留下空間，因此對話對于中美兩個誰也離不開誰的大國來說彌足珍貴，對話恰恰是實現雙方都能接受的目標和結果的唯一方式。
雖然此次對話是兩國關系回歸正軌的積極信號，但未來中美兩國互動仍存在很多挑戰，需要保持審慎。刁大明認為，雖然拜登政府調整對華政策對中美關系帶來的影響不會像特朗普時代那么快速且瞬時壓力極大，而是長期性的累積壓力，但這種緩和也危機四伏，比較難對付。
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3月17日在安克雷奇接受媒體采訪時也表示，中方“并不指望一次對話就能解決中美之間所有問題，所以對這次對話也沒有過高的期待或者幻想”。同時，中方不會為了營造某種所謂的“氛圍”在涉及到中國的主權、領土完整、國家統一這些核心利益的問題上作出妥協和讓步，崔天凱說。
以下為《財經》記者與刁大明的對話全文：
《財經》：此次“2+2會晤”是拜登上任美國總統后，?中美兩國高層官員首次面談，你如何看待此次會晤選址和規格？
刁大明：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會晤是拜登成為美國總統后中美兩國的首次會晤。中方代表團也是拜登政府在美國國內接待的第一個外國代表團，這顯現對中美關系的重視。在處理雙邊問題上，美方派出國務卿加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這是歷史上罕有的人員配置，這凸顯中國在美國整個亞太戰略中的關鍵意義。我方也派出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和國務委員的組合，這在涉外事務中也是高配，也凸顯中方對中美關系重視。雖然是在美國境內舉行，但會晤地點距離彼此首都距離差不多，甚至中方還近一點，所以此次會晤地點考慮到對等性。另外，安克雷奇的意思是“錨地”，希望在此地的會晤可以為中美關系錨定一個相對穩定向好的新起點。
《財經》：但美方對此次會晤的措辭是“一次性會議”而非過去幾年舉辦過的“戰略對話”以及與盟友會晤后的順路，美方為何會有這種措辭？
刁大明：此次會議是美方主動邀請我方，中方是應邀，因此這個高層戰略對話肯定不是憑空而來。雖然國外媒體渲染中美“2+2會晤”是在美國與盟友會晤后進行，給外界感覺美國要聯合盟友應對中國，但對于美國這樣的國家來說，與盟友溝通重大外交事宜是慣常操作。至于美方在國內進行的一番表達，這是小動作不斷，比較扭捏，讓人感到美方國內壓力很大。
美方所面臨的國內壓力不僅是特朗普執政四年留下的負面氛圍，還包括拜登上臺后所面臨的政治壓力，1.9萬億紓困法案達成的過程艱難，還沒宣布一個政治任命大使。在疫情方面，雖然數據顯示整體上有所緩解，但病例增長25%的地區還是非常密集的，例如，密蘇里州有114個county（縣），其中103個在過去一周增長25%，防疫出現短板，勢必拖累全局。在疫苗接種方面，美國疾控中心數據顯示，超過11%美國人已經接種疫苗。這個數據雖然看似不錯，但在各州民主黨支持者都接種之后就很可能出現瓶頸，因為很多共和黨支持者仍拒絕接種。
拜登最近民調支持度一般，只在52%-56%之間，如果按照同期水平對比，還不如小布什。甚至有戲言稱，如今華府的權力中心已不是President Joe （總統拜登）而是Senator Joe（西弗吉尼亞州參議員喬·曼欽，保守派民主黨人，參議院投票關鍵人物），這是夸張說法，但也間接折射出拜登所面臨的國內壓力較大。
《財經》：這種巨大的國內壓力是否會為美方參與此次會晤帶來影響？
刁大明：面臨巨大的國內壓力可能會讓美方比較著急，對中國有所需求，這也是為何拜登政府早早出臺《臨時戰略方針》(Interim Strategic Guidance)，在氣候變化、伊核以及朝核等地區熱點問題上，美國都需要中國的態度。
《財經》：中方應該如何應對美方面臨巨大國內壓力的這種心態？
刁大明：我個人認為，既然美方比較著急，中方就不用著急。此次應邀與美方會面，不僅展示中方對中美關系重視，也展示中方希望通過對話協商來促進中美關系的長期一貫積極態度。中方應該有一個不急不躁的心態，中方對未來如何推進中美關系已經表達得很清晰，即撥亂反正、重回正軌。中方不太可能期待通過一次會晤將所有問題全部解決，但如果能談起來當然是很好的開始。
中方強調中美關系要撥亂反正，即中方不接受拜登政府以接受特朗普政府留下的遺產作為中美關系的新開局，拜登政府不能默認特朗普政府留下的這些貽害。
過去一段時間，拜登政府只是在對華政策某些小的具體領域進行微調和稍許放松，例如，Tiktok、微信、孔子學院，算是一定程度的撥亂反正；對另外一些問題進行審查，也許未來的情況是繼續，或者改變，是否改變以及改變多大值得關注；當然，拜登政府在有些方面沒有再進一步，不繼續做負面的事情也算調整。
這個狀態可以從兩方面解讀，一是國內壓力大，對華一有動作就受到批評，所以拜登要進行戰略“忍耐”。另一方面，從雙軌博弈來看，是國內壓力大造成他不敢大幅調整對華政策，還是借助國內壓力與中國討價還價，這需要搞清楚。在這個意義上，希望雙方在具體行動方面能夠更積極落實兩國元首通話的共識，緩和兩國關系，實現比較穩定局面，雙方步子要邁得大一些，如果能夠如此，那么此次會晤還是非常積極的。
《財經》：此次會晤可能在哪些方面達成一些共識，會向外界傳遞怎樣的信號？
刁大明：此次會晤可能會在兩個層面上產生一些積極影響，一個是為兩國領導人未來對話創造條件，另一個是，對具體議題對話、機制和非機制溝通創造條件。如果能達成共識將保證中美關系健康穩定向前發展。疫情在全世界范圍內仍是挑戰，世界經濟復蘇依然任重道遠，如果中美能在這個時機，快速進行高層戰略會晤并達成積極共識，這對全世界是積極信號。
兩國可能在一些比較聚焦的領域有合作意向，例如，氣候變化是比較重要的推進面，據外媒報道，兩國氣候變化團隊已經會晤多次，如果在這次高層戰略對話上能夠推進，是非常積極的，這個事情美方有期待，也體現中國作為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的國際擔當。在伊核問題上，如果美國有積極態度，不僅對地區和平穩定有利，也符合中方的看法。在其他全球治理問題上，可能涉及合作抗疫，例如在世衛組織框架下，對疫苗等資源分配和互相認可可能有意向。還有在應對芬太尼問題上，美方也有需求。這些領域不僅是國家間合作，也涉及公眾福祉，如果有所共識，那么會是積極意向。對于上述問題，也可能未必在此次會議上就達成共識，但雙方如果可以表達出充分的關切，就有可能進一步共同推進這些事務。
《財經》：會在備受關注的關稅和中美人文交流領域達成積極意向嗎？
刁大明：如果此次會晤能在戰略意義上達成共識，未來可能在具體議題落實上有所推進。人文交流也如此，也許這次會晤會在大方向有說法，在民間和教育領域增加溝通，減少人為干擾，雙方溝通時可能會提及留學生話題，會推進這個事情好轉。
《財經》：雖然此次會晤釋放中美兩國尋求接觸對話的積極信號，但特朗普政府時代鼓吹的“會晤無用論”仍然影響華府政治圈，你認為通過對話處理中美關系真的過時了嗎？
刁大明：共識重要，對話本身也很重要。縱觀中美關系歷史，對話扮演重要角色，有助于增進兩國溝通協調，并非美國國內一些政客所鼓吹的“對話無用論”，只看重結果導向、目標導向。這種觀點完全不懂中美關系歷史，中美兩國互動中很多成果和機制都是通過對話解決的，1955年-1970年期間中美進行了136次大使級對話，從日內瓦到華沙，話題涉及很廣，包括美國在華戰俘和在美華僑互相回國問題、臺灣問題以及亞太地區熱點問題等，這期間經歷兩次臺海危機和中美蘇關系變化，兩國在這種關鍵時期保持不算低頻率的有效溝通對話，當面鑼對面鼓，即便不是每次都能談出共識，也為兩國進行積極互動的可能性留下空間，因此對話對于中美兩個誰也離不開誰的大國來說彌足珍貴。
美國強調結果導向、目標導向，不看說什么要看做什么，這聽起來確實務實。從新中國外交開始，中國也強調信義，強調一定要兌現承諾的。問題在于美國要的結果是對誰有利的結果、是誰的目標，如果是單方面對美國有利的目標和結果，那當然對話無用，因為那不是平等對話，完全只是施壓；如果是雙方都能接受的結果，如果是對兩國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有利的結果，中方就可以努力去推進并實現。不能單方面要結果要目標，然后就鼓吹“對話無用論”，對話恰恰是實現雙方都能接受的結果和目標的唯一方式。
《財經》：和“對話無用論”一樣，很多特朗普政府外交理念仍在影響拜登政府，你如何評價到目前為止拜登政府對華政策，此次會晤后可能會作出哪些調整？
刁大明：一方面，拜登政府嘗試溝通的意圖透露出，他們希望邁出更大步伐。另一方面，我們也要關注拜登在此前講話中所表達出的意向，即特朗普政府對華方向沒錯，但政策是錯的，這個錯指的是對美國自身利益傷害大。拜登要改動的是對美國傷害大的政策，要看何時能調整，要看能否有時機讓他調整。
另外，拜登政府到目前為止尚未有對中國更新版本的定位表述，只是說對華事務是“21世紀最大地緣政治考驗”。雖然不再提及特朗普政府將中國定義為“修正型國家”，但我個人感覺拜登政府變化不大，拜登政府也強調競爭，有過多種表述，例如，extreme competion （極限競爭）和stiff competition（激烈競爭）。以前提競爭的時候是競爭加合作，但現在提競爭是競爭不意味對抗，仿佛要以競爭定位中美關系。如果說特朗普強調的是沒有限度的競爭對抗，那么拜登就是給競爭加個天花板（ceiling）。但如果將中美關系定義為競爭，對合作輕描淡寫，那么對抗就非常有可能，因為競爭很容易滑向對抗。
在外交領域，拜登要梳理特朗普政府相關政策，從布林肯的“美國人民外交”和沙利文的“中產階級外交”來看，拜登政府和特朗普一樣是內顧理念，要符合國內利益，而不是“殺敵一千自損八百”，要將自身利益最大化。所以在政策調整時強化盟友關系，通過排他性和選擇性多邊合作強化美國能力，與主要競爭者競爭，而非單打獨斗。但如今美國能力有限，不能給盟友提供更多公共產品，只有通過強調價值觀黏合盟友，盟友要在國家利益和價值觀之間權衡，在利益不受損情況下可以堅持價值觀，在利益受損情況下，若要繼續推進，美國只能將其強化為利益受損也要維持價值觀，這種情況下，就會升級為意識形態意義上對抗。如何在與中國不沖突的同時，又要將中國渲染為讓美國不多花資源又能團結盟友的所謂“價值觀威脅”，這平衡起來很難。
總的來看，拜登政府調整對華政策對中美關系帶來的影響不會像特朗普時代那么快速且瞬時壓力極大，而是長期性的累積壓力，一些觀點認為這是緩和，但這種也危機四伏，比較難對付。拜登政府這種轉變并非是對中美關系有積極看法，而是對美國作為國家的自身能力有務實看法，不能硬碰硬，只能通過其他方式，如果特朗普是制勝于中國以解決國內問題，拜登則是制勝于國內以解決中國“問題”。
《財經》：此次美方團隊由布林肯和沙利文領銜，布林肯是美國外交系統中老牌職業外交官，沙利文提出“為中產階級服務的外交政策”理念，你認為他們誰將在拜登政府今后的對華政策中發揮更主要作用？
刁大明：沙利文外交理念從競選階段到上任至今對拜登政府影響很大，拜登在國務院發表美國在世界地位（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演講時反復提及美國外交為中產階級服務。沙利文在公開場合強調外交政策為中產階級、為勞動階層和勞動階層家庭，布林肯則未在公開場合強調這一觀點，他強調為美國人民服務的外交。這凸顯二人在理念上有一定區別，雖然都明確外交政策是為了國內，但究竟為了誰還不是很清楚，中產和勞動階層是有區別的。
如果論個人關系，布林肯和拜登關系更近，拜登確實重感情，衣不如舊，人不如故，對布林肯有一定重視。同時拜登也善于平衡，他總是讓房間里的所有人都各抒己見之后自己再表達意見。沙利文代表民主黨新力量，沙利文被稱為新民主黨人和進步派民主黨人之間的橋梁。這兩個人對其各有意義，很難在一個尺度上進行比較，會在不同維度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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