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上海，地下中介游說未婚女性賣卵、代孕，做飯阿姨兼護士打保胎針，為了成功率還會多植入胚胎
編輯 | 王小
2021年3月17日， 28歲未婚女子唐風通過視頻“代孕女子口述實錄”，引發全網關注。
在視頻中，唐風自述了被代孕黑中介游說后，“圈養”代孕的經歷。作為一名“滬漂”，唐風既沒結過婚，也沒生過孩子。在中國，目前只允許為已婚夫婦實施試管嬰兒輔助生殖，國家衛健委多次重申禁止代孕。
1 月 27 日，唐風剖腹產生下一名男嬰。產后4天，孩子被帶走。唐風試圖再見到孩子，未如愿，一度還報了警，又開始尋求媒體介入。3月17日，唐風的自述視頻在 “021視頻”公開。
《財經》記者3月19日獲悉，上海市松江區衛生健康委員會、松江區公安局等部門正聯合開展查處工作。
“圈養”起來代孕，做飯阿姨兼護士
2020年，唐風被一名自稱來自“上海港灣助孕”的男子忽悠，走上了代孕之路。
在決定替人代孕后，按唐風的描述，她算是迅速被“圈養”起來。懷孕前，唐風被接到一處公寓，在這里，她開始接受黃體酮注射，每天還吃五六種藥，為胚胎移植做準備。給她打針的“醫生”，是一位姓賴的阿姨，也負責給她做飯。
做了胚胎移植后，唐風進入保胎階段，她被接到另一處公寓，一位和“賴阿姨”角色相同的女子，在新公寓里負責照顧她的生活，并繼續給她打保胎針。唐風不知道這些人是不是真的有醫生和護士的資格。其實，就算這些人有資質，這樣的注射行為也違法。
“必須要有資質的人才能給她打針，不能在醫院外去打。”北京朝陽婦產醫院產科副主任醫師宋偉在聽說唐風遭遇后告訴《財經》記者。
在中國，經合法授權允許施行試管嬰兒技術的醫療機構十分有限。“據我所知，上海不超過20家”，一位上海的婦產科醫生介紹。
唐風沒有代孕的資格。按《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診療醫療機構禁止給不符合國家人口與計劃生育法規、條例規定的夫婦及單身婦女，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即便是已婚女性，也必須持有結婚證、身份證、準生證才可有資格。
在允許“合法”代孕的國家，也有行業協會規定，只能找有過足月健康生育史的婦女，以降低生育風險。而國內像唐風這樣從來沒有經驗的年輕女性，做代孕的還不少。
有9名地下中介安排的代孕、賣卵者，和唐風一起擠在這個三室一廳的公寓里，負責燒飯和打針的阿姨自己單獨住一間。唐風在視頻中描述，每個人睡一張1.2米的小床，就連客廳都被塞得滿滿的。
做飯阿姨每頓飯給她們做兩個菜，要想吃到合口味的東西，需要自己做或是叫外賣。雖然叮囑她們要多喝牛奶，但中介不給提供，也是自己買。
唐風在接受《新聞晨報》采訪時稱，代孕中介對她和9個同伴防范很嚴，不允許她們彼此加微信，也會檢查這些人的社交平臺以防泄密。私下跟雇主接觸，更是不可能，在中介要求她簽的協議里就有這條規定。
在允許合法代孕的國家，代孕者和雇主必須經過雙向選擇，由于求助者多而代孕者少，基本每個代孕者都是在十幾個生物學父母里挑人，雇主則要花上3個月到半年時間等待。
國外的代孕者們有自己的標準。有的人會選擇真正有生殖障礙的夫婦，有人更傾向幫助同性戀伴侶，也有人只愿意為本國人或外國人代孕。單純不想生孩子或為了挑選性別、想生雙胞胎等理由，最不容易找到“代媽”。
忽悠唐風代孕的中介，似乎沒給她挑選的機會。就連何時接受胚胎移植，在不斷接受黃體酮注射的日子里，唐風一問再問，也沒有得到明確答案。
直到某一天，姑娘們突然被拉上一輛面包車。如同黑幫電影，中介人員將車開到位于上海松江的一處停車場，停下來，讓她們換乘另一輛車，并讓姑娘們戴上眼罩。
當她們拿下眼罩時，已經身處一個廢棄廠房前。在這個廠房里，能看到B超室、冷凍柜，還有一些唐風叫不上名字的醫療器械。代孕者們接受了胚胎移植，“很疼”，她們被植入了幾個胚胎。
在休息半個小時后，她們又上車，戴上了眼罩，離開。
懷孕5個月讓減胎，同行懷疑是為“包生兒子”
直到唐風的預產期越來越近，她才見到了正規的醫療機構——這是一家民營醫院，孕婦產檢卡使用的是雇主的信息。醫生也曾產生疑問，緊緊“陪伴”的中介人員馬上出面協調。
中介如此緊張，是因為他們已經聽到了嚴厲打擊非法代孕的“風聲”。2020 年9月，居委會和派出所的人上門，把唐風和同伴們住的這個公寓查抄了。
已經有所準備的中介人員，將唐風轉移到另一個住處。上海市虹口區衛健委一位工作人員對《財經》記者表示，這個被查處的公寓是位于虹口的一處租賃地，主要案件發生地在上海市松江區。
一位知情人士向《財經》記者透露，在2020年10月29日，松江區衛健委等部門，也聯合對唐風接受胚胎移植的那處廢棄廠房進行了調查，一些大型設備被松江區衛生監督所扣押。
此時，唐風已懷孕約5個月。她自述健康狀況堪憂，身高僅145厘米，懷的是雙胞胎，嚴重貧血、缺鈣。
唐風被告知要接受減胎術。所謂減胎術，常見的方法是，用細針穿進去，對成活的胚胎注入高濃度的鉀離子，把胚胎殺滅掉。
一般的情況是在懷孕1個多月時做減胎手術，因為胎兒月份越大，孕婦減胎的風險越高。
唐風出示給一家媒體的微信聊天記錄顯示，她曾經態度激烈地反對：“怎么可能我再沒常識，也知道五個月孩子都多大了，醫院都不讓做人流了，你在逗我玩嗎？你知道五個月孩子有多大嗎？別說對身體沒傷害這種話小孩子都不信吧，我還年輕我以后還要生活我不想留下后遺癥。”
對此，自稱“汪醫生”的男子回復：“我比你專業，別給我鬧這些沒用的。”
唐風再次被帶到接受胚胎移植手術的那間廢棄車庫里，在沒有麻藥的情況下接受了減胎術。
一名長三角知名婦產科醫院副主任醫師透露，正是因為減胎術有一定風險，他和同事們接到了最新通知，一次只允許植入一個受精卵。
日美等國的醫療機構在做胚胎植入時，只能植入一個。幾年前，中國最高允許一次植入兩個胚胎。黑診所沒有這些約束，為了提高成功率，它們往往會給植入二三個胚胎。“AA69助孕網”負責人呂進峰稱，代孕行業里魚龍混雜，一些不講誠信、不守規矩的人進入這個行業，因此機構與客戶或者代媽與客戶的糾紛逐年增多。
為什么非要把孩子懷到這么大才減胎？呂進峰懷疑，“也有可能是客戶做了胎兒性別鑒定。”而這是法律嚴令禁止的。
做完減胎手術后，唐風被送回居住地。在這里，“阿姨”要求她躺在床上靜養，否則會影響留下的那個胎兒。同時，這位阿姨還每天給她打保胎針。
2021年1月27日，唐風剖腹產生下一名男嬰。產后4天，孩子被帶走。《財經》記者試圖聯系唐風求證相關細節，未果。曾與其有所接觸的一位媒體人士稱，此事公開后，唐風“壓力非常大”，已經拉黑了所有記者的微信，拒絕接受進一步采訪。
上海衛生系統一位工作人員向《財經》記者證實，此案目前正由上海松江區衛健委、松江區公安局等部門聯合查處。《財經》記者分別發函、致電上海市衛健委、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區衛健委等部門詢問案件進展，截至發稿暫未收到回復。
賣卵，導致過度促排，危及生命
非法代孕，用前述那位婦產醫院醫生的話說，“和正常孕婦一樣，就是一只腳踩在鬼門關里了”，或者說更危險。
唐風自述，是一名抑郁癥患者。其實，接受試管嬰兒技術的母親，必須先接受術前的健康檢查，有基礎病，比如嚴重心臟病、精神疾病、系統性紅斑狼瘡等，以及45歲以上的高齡婦女，都不能做試管嬰兒。
在允許合法代孕的美國一些州，對代孕者的健康有嚴格保護。美國生殖醫學會的相關指引，要求至少有過一次足月健康生育史、無并發癥，有穩定的家庭環境、足夠的經濟和精神支持，本人和伴侶均不吸毒、酗酒等；此外，“代媽”還需通過相關心理評估。
此外，在美國的商業代孕合法州，準父母和代孕者還會各自聘請律師，對代孕者的身心健康、可能發生的意外情況作出細致約定。合同公證后，診所或醫院才會開始醫學操作。
捐卵者也會受到類似保護。上述婦產科副主任醫師告訴《財經》記者，捐卵同樣是一項有風險的醫療行為。他在行醫過程中，常常碰到過度卵巢刺激綜合癥患者緊急入院，這就是接受藥物促排卵產生的后遺癥，嚴重者可能出現胸水、腹水，甚至危及生命。
取卵時，用的是穿刺術，促排藥物刺激后的組織很嬌嫩，如果穿刺不夠精準，沒有穿到卵泡而是穿到血管，就可能導致大出血。
“這在全世界哪怕專業的婦產科醫院都可能會出現。概率不低，有5%—10%左右。”這位婦科醫生粗略估計。
游離在法律之外，和唐風一起被“圈養”的賣卵者和代孕者，顯然沒能得到足夠的保護，甚至也缺乏保護自身健康的意識。
領養，不是中國人心理上的一站
因代孕還是灰色地帶，這直接導致代孕者和賣卵者的權益難以得到保障。
呂進峰告訴《財經》記者，他的主要客戶是不孕不育和失獨群體，其中失獨人群約占其客戶的四分之一，這些人群對代孕的需求不容忽視。
高齡婦女也是需求方。一位婦產科醫生建議，可以考慮給高齡不孕者“網開一面”。“其實我們也蠻同情的，很多人一輩子遵紀守法，沒生孩子或是高齡失獨，老了以后女方還能排卵受精，但是子宮因為一些原因切掉了。對這些特殊人員，能不能通過其他途徑給人家一個機會？”
2004年入行的呂進峰觀察到，代孕需求有兩個大的增長期，一是2008年左右，一個是二胎開放之后。這名從業者認為，對代孕不應該一刀切，應該相對放開。
目前，中國人前往海外允許合法代孕的國家代孕生子的情況，已經較為常見。一家美國代孕機構承認，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前，中國人占其客戶總量的80%。
同性戀者周宏就是在北美找人捐卵、代孕的。在那里，這樣的網絡平臺就像中國的相親網站一樣成熟：支持包括中文在內的多國語言，代孕的每一個環節、注意事項，以及各環節可能產生的費用，都被一一列明。
這首先有一個選擇過程，雙方需要做的就是物色“代媽”/準父母，部分還需物色捐精、捐卵者，雙方都按自己的想法“精挑細選”。
然后，體檢、委托合意的醫療機構做試管移植、處理各項法律手續，以及等待和迎接嬰兒降生。
周宏不是完全沒有想過領養，來自父母的壓力是他和男友赴美代孕的原因之一，“我爸一直暗示我必須要有后代，男友家不知道為什么也一直催他要孩子”。
一位在美從事代孕中介工作者自稱，每年接觸上百名來自中國的客戶，無論是不育、高齡失獨還是其他情況，尋求代孕的人總是對“自己的孩子”抱著很大的期待。她的感覺是，“領養不是中國人心理上的一站”。
立法機關也曾考慮代孕立法問題。2015年12月公布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正案)》草案，增加了一條，明確“禁止買賣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實施代孕”。但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時，因爭議太多被刪除。
此后，原國家衛生計生委曾于2016年3月召開一次有關代孕的法律研討會，參會者十余人，有來自婚姻法、行政法、衛生法等方面的法律界專家，也有醫療機構的專家。中國人民大學民商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主任楊立新對《財經》記者回憶，多數專家認為應采取原則上禁止代孕，但適度靈活的法律政策，對確有需要的可適當放開做特例處理。
少數醫學專家和婚姻法專家，持反對態度，堅決不同意放開代孕。
事實是，由于地下代孕產生的法律糾紛正在不斷涌現。僅在中國裁判文書網，與此相關的訴訟文件已逾428份。
盡管對代孕合法化有所保留，社會學家李銀河仍在社交平臺上公開表示，“有法可依后也許能更好保護代孕母親的權益”。
（文中唐風、周宏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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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 | 周瑾 jinzhou@caijing.com.cn 本文為《財經》雜志原創文章，未經授權不得轉載或建立鏡像。如需轉載，請在文末留言申請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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