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危機到底是什么危機？

文 |?清和??智本社社長

最近，生育及養老問題，再次引發廣泛關注。低生育及老齡化這兩大難題，在未來會越來越突出，將深刻地影響經濟增長和社會演變。

人口危機已是一個世界性問題，但很少人意識到，中國面臨的問題與歐美日等國存在根本性差異。

如何認識低生育和老齡化問題？中國的低生育成因，與歐美及日本有何不同？中國老齡化的真正挑戰是什么？如何解決當前養老金虧空問題？人口危機到底是什么危機？

本文從經濟學角度簡單探討中國的人口危機。

本文邏輯

一、低生育與生育成本

二、老齡化與養老保障

三、自由化與人口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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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低生育與人口危機

低生育與老齡化，幾乎是一組相伴而生的問題。

我說個現實的問題。我們在討論延遲退休的問題，這項政策如果近期漸進式推出，60后男性將“首當其沖”。這群人出生在艱苦的年代，后來經歷了生育政策，很多家庭只生了一個孩子，如今正接近退休年齡。他們一些人主動或被動地放棄了就業，缺乏固定的收入來源，一部分處于等領養老金的狀態。如果延遲退休，他們是最先受到影響的一部分人。

在討論延遲退休的同時，我們也在討論開放并鼓勵生育。這兩項政策結合起來就是，延遲當前60后男性領取養老金，并且鼓勵他們的孩子，普遍是80后、90后多生育。現實是，很多80后、90后生一個孩子，都是依靠父母來帶。如果父母延遲領養老金，又鼓勵他們多生一個孩子，壓力可想而知。壓力更大的是，有些60后沒有養老金，完全靠兒女養老；還有一些60后還要撫養80多歲的老父母。

從中可以看出，中國的人口危機是一個系統的社會性問題。

有人說，發達國家生育率也很低，中國開放生育，年輕人也不生。隨著經濟增長，生育率會逐漸走低，并逐漸維持著一個穩定的水平。這是符合經濟學理論的。但是，這與中國開放生育不矛盾。2020年出生人口銳減到1000萬左右，這與80后、90后“獨木難支”是分不開的。一切政策的前提是全面開放生育，讓生育權回歸家庭。

有人說，中國當前最重要的是提高人口質量，而不是鼓勵生育。這其實也不矛盾。多生一個孩子，還是對一孩多投入教育，這完全取決于每個家庭及個人的決策，不是由某個專家或機構能夠代勞的。這也是符合經濟學理論的。只有讓生育自由化，家庭才能在生和育的邊際上做出最佳選擇。

所以，應對低生育危機的第一步是全面開放生育，消除一切限制生育的政策。

過去幾年即便放開二胎，也沒能拯救生育率。我們看問題出在哪兒？歐美日國家生育率下降，主要是受生育邊際效用遞減的支配。簡單來說是不想生，不想多生，而不是生不起。在歐美日家庭中，多生的邊際效用在遞減，但在少生優生上得到效用補償，如此生育率下降，但人口質量在提高。

如果人口能夠從數量到質量平滑過渡，低生育的危機其實并不是危機。一個國家的人口數量會穩定在一個水平上，尤其是伴隨著生育技術的進步，人口數量和質量可以達到一個比較理想的動態平衡。不過，目前，歐美日國家都沒進入這種動態平衡，人口質量在提升，但生育率低迷。

中國的低生育問題主要在生育成本上，簡單來說是生不起，而不是不想生。生育成本高在哪兒？

一是高房價。

房價是最好的避孕藥。以深圳當前的房價，即便有房的家庭，生育二孩意味著兩房換三房，一個房間10方米來算，也接近100萬了。沒房的家庭，再生育二孩，購房的壓力又增加了。如今深圳推行二手房參考價政策，首付比例增加，中產購房或置換房的難度也增加。

二是教育費用高。

中國城市的房價與教育公共資源捆綁，二者糾纏進一步抬高了生育成本。如果算上學位房，中國的教育成本應該是世界最高的。如果不計算學位房，孩子的培訓及培養的成本也很高。要知道，過去十年，一線城市學位房價格和教育培訓價格是唯二跑贏貨幣增速的。一些人提出取消校外培訓緩解教育壓力，這其實是掩耳盜鈴、自欺欺人之舉。中國的教育問題不僅僅是教育的問題，更是整個社會的問題。教育焦慮是社會焦慮在孩子身上的一種投放。社會公共資源不足、分配不公，以及社會保障不足，導致社會焦慮情緒蔓延到下一代。如此問題不解決，教育焦慮及成本將維持高位。

三是社會保障不足。

如果父母沒有積蓄，沒有養老金，80后90后需要承擔較大的供養負擔。現實中，一些家庭將養老的積蓄變成了房款，然后背負房貸。光靠男人一個人賺錢無法支撐一個家庭，女人工作一起養家頗為普遍。而女性進入職場后，往往推遲生育，以避免失業或被競爭淘汰。社會沒有提供足夠的養老保險給老人、生育保險給女性、失業保險給失業家庭，以支持他們放心生育、多生育。

所以，應對低生育危機的第二步是降低生育成本，平衡教育資源，大規模地提供社會保障，尤其是保障性住房、生育保險和失業保險。

第三步才是鼓勵生育。

如果做到了以上兩步，政府不需要鼓勵生育。讓生育權回歸家庭，讓個人自由選擇，不限制也不鼓勵。但是，中國目前的情況，需要鼓勵生育。鼓勵生育其實是還限制生育的舊賬，也是降低生育成本的有效方法。

否則，對60后家庭來說太不公平。他們當年能生想生不能生，支持了限制生育政策。城里的職工進了國企，拿著低薪，等老了有退休金；農村的進城當了農民工，制造了“少生孩子多種樹”的人口紅利。如今他們接近退休年齡時，我們在討論如何延遲退休年齡。如今他們的獨生子，多數是80后90后，在城市中擔負著高房價，可能用兩代人的積蓄買了房子，欠著銀行的貸款，然后，我們在討論，他們的孩子應該多生孩子。

如果康德在世，他定然會說：“人是我們生活的全部目的，人就是目的。”鼓勵生育，并不是我想要表達的本意。提供生育補貼，提供生育保障，目的不是鼓勵生育，而是讓他們有更多自由的選擇，生，或不生，或者其它。

02

老齡化與養老保障

中國已確定“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這一政策主要應對的是社保基金虧空擴大化的問題。

延遲退休是國際上應對老齡化的通行政策。比如，深度老齡化的日本，在2001年推行延遲退休政策，男性從原來的60歲推遲到2013年的65歲，女性從原來的60歲推遲到2018年的65歲。

正在加速老齡化的中國將延退政策作為必選項。目前中國的男性法定退休年齡是60周歲，女工人是50周歲，女干部是55周歲。中國似乎還有延退的空間。不過，國際接軌的賬不能這么算。中國目前男女預期壽命分別是73.64歲和79.43歲，而日本達到80.98歲和87.14歲。假如中國的男性退休年齡推遲到與日本持平的65周歲，但是預期壽命相比日本男性少了7歲。這意味著與日本男性相比，中國男性將少拿7年的養老金，平均實際領取養老金的年限只有8年左右。

這個對比告訴我們，養老政策是一個非常具體的政策，需要關注中國的實際情況，不可盲目參照國際做法。中國的用工保障、養老保障與日本還有差距，推遲法定退休年齡的同時，其它保障也要跟得上。最重要的是，要搞清楚中國養老問題的根源是什么？中國的社保基金為什么不夠用？

下面，我使用秦朔朋友圈中發表的《漸近的漸進式退休》中統計的一些數據，并在此對作者賈銘表示感謝。

2019年，中國養老金結余3400多億，表面上看沒有虧損。但是，如果扣除政府的財政補貼1.94萬億，當年養老金虧損達1.6萬億。實際上，中國社保基金從2013年開始入不敷出，財政補貼則逐年擴大以填補窟窿。養老金占社保基金的70%，養老金壓力越來越大。

社科院在2013年發布的《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2013》做過預測：如果繼續執行現行養老保險體系，到2023年，全國范圍內職工養老金即出現資金缺口，到2029年，累積結余將消耗殆盡，到2050年，職工養老金累計缺口占當年GDP的比例將達到91%。

但是，以目前公布的很多宏觀數據，與社保基金不足是有沖突的。社科院近期公布的《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2020》顯示，2019年中國社會總資產達1655.6萬億，凈財富為675.5萬億元；其中，政府部門凈財富達162.8萬億元；居民部門凈財富512.6萬億元，居民人均財富約為36.6萬元。

社會、政府及居民都有錢，社保基金累積結余卻不夠，問題出在哪兒？

如果每個人在勞動年限內所賺取的凈財富能夠滿足自己的養老金，那么養老金應該不存在虧空問題。但是，還可能出現以下幾個問題：

一是預期壽命延長。平均預期壽命的延長，是各國延退的主要理由之一，中國也不例外。

二是通貨膨脹。養老金貶值，是每個人養老的“殺手”。2003年之前所繳納的養老金，難以覆蓋今天的老年生活成本。這是今天養老金不足的原因之一。

三是養老保障水平提高。比如，日本的養老是建立在高標準的水平之上的。2017年，日本一對繳費40年的夫妻，退休后每月可領取的國民年金和厚生金加起來一共超過22萬日元，大概相當于1.36萬人民幣。中國的養老保障水平與日本還有相當的差距，但整體上也有提升。比如近些年更多的醫療項目納入醫保，老年人的醫療保障有所提升。

但是，以上三點不是主要問題，中國的養老金缺口主要在歷史欠賬上。換言之，并不是每個人的勞動所得都能夠覆蓋自己的養老金，有一部分人的養老金是由現在年輕人所繳納的養老金來提供的，存在“卯吃寅糧”的現象。

中國早期實施計劃經濟，沒有建立社會保障基金制度，國企負責承擔職工養老。但是，國企虧損嚴重，無力支付養老金，一些國企破產或私有化，很多職工下崗，養老的重任甩給了后來建立的國家社會保障基金。這就形成了一大筆歷史欠賬。

當然，把責任歸咎于這批國企職工其實也是不合理的。當時他們接受低薪工作，以換取養老保障。真正的責任在國企身上，國企應當劃撥一大筆資金給國家社會基金，以填補這筆歷史欠賬。

問題找到了，辦法也就有了。當年國企困難重重，拋棄職工養老金重擔，由年輕的勞動者頂著，如今國企盈利爆棚，理應重新補上這筆舊賬。辦法有三：納稅、上繳利潤和劃撥國資。國企納稅多，但納稅是應盡義務，不在討論之列。剩下看上繳利潤和劃撥國資。

2019年國企稅收利潤高達2.6萬億，但是利潤上繳卻不足。這一年全國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不到4000億。

1994年分稅制改革時，國企停止了利潤上繳，直到2007年才恢復。當年頒布的政策規定，國有企業上繳利潤的比例從5%到10%不等。后來有所微調，但是上繳比例普遍偏低。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研究，目前中國國企的實際分紅率只有16%左右，低于十八屆三中全會設定的2020年30%的目標，低于國際上市公司30-40%左右的分紅率，低于印度、俄羅斯50%左右的分紅率，低于歐美國家企業80-90%的分紅率。更重要的是，國企上繳的利潤，大部分以各種形式返還回去了。

從2017年開始，國務院開始將劃撥一些國資充實社保基金。國資劃撥給國家社會基金，國家社會基金不會賣出股份套現，而是享受利潤分紅。目前，劃撥的資本總額超過8000億。但是，與全國233.9萬億（2019年）的國有資產總額相比，已劃撥的占比不到千分之四。可見，國資劃撥的空間還有很大，按照2017年國有股權（企業）10%的劃撥比例，未來國資股份劃撥空間還有七八萬億。

所以，全國國企每年兩萬多億利潤，以及200多萬億國有資產總額，完全可以覆蓋目前的社保虧空。有人提出，不能將社保的重任壓在國企身上，國企擔負著國家使命。

需要搞清楚的是，國企承擔社保基金，一是還歷史舊賬，把困難時期的欠數還上；二是國企承擔社會民生是承擔真正的國家使命，責無旁貸，實至名歸。

另外，與歷史舊賬一脈相承的是社保雙軌制。目前中國在制度上基本消除了養老金雙軌制，但是現實的差異還是非常明顯的。機關單位、國有企業的職工，尤其是原來編制內的職工，領取的養老金遠多于企業退休工人。如果社保雙軌制不消除，社保虧空問題會一直存在。

延長退休年齡反而會加重這種趨勢。假如延長兩年退休，國企職工接近退休年齡基本處于賦閑狀態，白白多領兩年工資。兩年工資多于兩年社保，這相當于國家給國企職工多送了福利。但是，私人企業工人到這個年齡不少已失業，只能再苦等兩年領社保，晚年生活可能更加艱難不說，還少領了兩年社保。

中國的養老問題很復雜，但抓住關鍵，有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國企擔責，包括大幅上繳利潤還歷史舊賬，劃撥國資填充社保基金，建立國資、國企承擔國家社保基金的制度。

二是徹底消除雙軌制，建立公平的社保制度。

解決以上兩點，再探索推進延遲退休、建立企業年金等制度。我并不反對延遲退休，只是需要解決更為突出的問題。

03

自由化與人口危機

低生育與老齡化，構成當前的人口危機。本質上，人口危機，表面上是人類繁衍危機，實質上是人類自由危機。

人類的結婚、生育、就業、退休，都是經濟行為。在一個自由選擇的環境中（假設制度有效），這些行為不會出問題，會出現最優的結果，不會爆發人口危機。反過來，如果選擇不自由，人口危機定然出現。

避孕技術普及之前，人類的生育行為是不自由的，無法自主可控的，生育成為了魚水之歡不可避免的副產品。那時候，一旦天下太平、風和日麗，出生率暴漲，出現人口過剩性危機。后來，即便避孕技術普及了，人們對人口過剩性危機的恐懼依然存在，于是就有了限制生育政策，將“人”消滅在小蝌蚪狀態。限制政策干預了生育自由，降低了社會福利，有能力供養的家庭無法多生育，降低了社會整體的人口素質。

所以，人口危機的關鍵是看生育行為的自由度。生育行為的自由度取決于兩點：一是否存在限制性的生育政策；二是否存在市場扭曲，進而提高了生育成本，間接地干擾了生育決策。

我們先看歐美日等國，這些國家目前不存在限制性的生育政策，在制度上保障了生育自由。這些國家是否存在市場扭曲，間接地影響了生育率？肯定存在一些，比如1990年日本泡沫危機，這是一場人為制造的危機。泡沫危機擊穿了眾多日本家庭資產負債表，家庭收入下降，負債增加，拖累了生育率。日本的生育率也是泡沫危機后開始大幅下跌。

但是，整體上來說，歐美日還是世界經濟自由度最高的國家，市場扭曲相對較少，對生育自由的干擾相對較少。這些國家提供了大量的社會保障，以降低生育成本，增加生育自由度。社會保障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市場扭曲帶來的影響，比如住房保障可以降低高房價的壓力。

當然，這里是有爭議的。歐美日等國大量的社會保障資金來自超額印鈔，大量印鈔一方面為社會保障提供資金，另一方面也在扭曲市場。

綜合以上來看，歐美日的人口危機，存在問題，但不是真正的危機，或根本性的危機。

日本生育率低迷的另一面是，日本是世界上最長壽的國家之一，養老保障水平高，生命質量高，人口素質高，貧富差距小。即便在泡沫危機后，日本經濟低迷，但其基礎技術積累依然相當雄厚。當前日本人口負增長的情況，未來可能會被生育技術進步所改變。

再看中國的人口危機。中國的低生育和老齡化問題，從數據上看似乎沒有歐美日嚴重。但是從趨勢來看，值得我們警惕。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的人口危機更為根本。

我們知道，生育行為的自由度取決于生育政策和市場扭曲。中國家庭的生育行為，八九十年代主要受生育政策限制，如今主要受市場扭曲（高房價）干擾。放開二胎后，生育率依然沒有持續回升，有些家庭放棄了二胎，主要原因就是第二個因素，高房價抑制了生育。

另外，我們國家的社會保障不足，尤其是對抗高房價的保障性住房，以及與生育直接相關的生育保險嚴重不足。這相當于放大了高房價對生育行為的扭曲。如果社會保障和公共資源更加充足，父母對下一代的教育焦慮可能會降低一些，生育低成本會下降。

生育非自由化引發的人口危機，是真正的人口危機。

通常，生育率下降的同時，政府、社會及家庭將更多的資源投入到更少的孩子上，人口素質會提升，推動技術進步和經濟轉型升級。但是，如今中國面臨的問題是，人口數量在下降，老齡化加劇，勞動人口減少，人口素質的提升受制于高房價、高成本。

人口的繁衍促進社會的有效延續。家庭，是人口繁衍的關鍵部門，也是經濟與社會最優演進的支配組織之一。我曾在《家，會消失嗎？》介紹過戴蒙德模型。美國經濟學家彼得·戴蒙德提出家庭資源配置的最優模型，即只有在代際交疊模型中才能達到帕累托最優。人的壽命是有限的，但是人的預期可以超過生命的長度，家庭代際配置資源才是最優效率的。但是，家庭代際配置資源需要代代延續，這就需要借助于生育。生育多少個孩子，如何教育孩子，投入多少教育資本，都影響著家庭代價資源配置的效率。

反過來說，生育行為受到限制與扭曲，人口的延續不是遵循經濟行為，不是一個平滑的曲線，可能形成人口脈沖，也可能形成人口斷崖，還可能出現性別比例失調。如此，家庭代價配置效率下降，經濟效率下降。生育政策的社會成本落到了獨生子女一代，而高房價的壓力也落到了這一代人身上。社會延續過程中形成漏斗型的成本擠壓，經濟進程受阻，社會矛盾涌現。

所以，直接干預生育行為，以及高房價扭曲生育行為，與過度擴張貨幣一樣，會扭曲勞動力的供給以及價格，不利于市場資源配置，不利于技術進步和制造業轉型升級，更不利于社會最優演進。中國真正的人口危機，不是低生育和老齡化，而是生育行為的扭曲。與之對應的結果是“未富先老”，經濟升級與社會延續的最優路徑受阻。

人口危機，讓我們重新認識人類自由行為的重要性，以及社會保障的重要性。一些市場扭曲，如土地及貨幣政策導致的高房價，不僅影響經濟增長，還影響人口繁衍。而人口危機是根本性的危機。在人口危機面前，政府的改革或許是緩慢的，但是不得不為之的。畢竟，如果沒有人口，再神奇的游戲，最終也只能自娛自樂。

只要人類行為保持充分的自由，加上有效的制度，主要是保障性制度，人類社會的延續不會出現真正的人口危機。

愿人類，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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