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公眾號“蘇寧金融研究院”原創，作者為蘇寧金融研究院研究員黃大智，首圖來自壹圖網。
在每一份事關經濟發展的政策文件中，你都能看見“促消費”的影子。
從政府到企業，無一不千方百計地鼓勵居民消費。汽車消費、大宗消費、綠色消費、智能消費、文旅消費，政策一點也不吝于消費的促進和鼓勵；購物節、消費券、以舊換新、促銷季，企業促消費的方法也是層出不窮。
政策如此密集，企業如此賣力，我們的消費，到底怎么樣？
國內的消費處于什么水平？
衡量消費水平有很多指標，例如CPI，但CPI是用來反映價格水平的。在一般討論中對于“國內消費水平低、美國等西方國家消費水平高”的直觀印象指的是消費的總量或人均消費水平，而非價格因素，因此，我們以消費率（最終消費占GDP比重）和居民消費率（居民消費占GDP比重）來衡量消費的水平。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20年國民經濟運行情況，2020年我國最終消費率接近55%，而一般發達國家的最終消費率為80%左右（參見圖1）。
以圖1中所列國家為例，這些國家大概分為三類，美、日、韓等發達國家，俄羅斯、巴西、波蘭等與中國人均GDP相近的國家，印度、泰國、越南等與中國相鄰的新興市場國家。可以看到，不論是相比于高水平的發達國家，還是同等人均GDP發展水平的國家，或是文化地緣相近的鄰國，我國的最終消費率都非常低，且相比于同等人均GDP國家，要低25個百分點左右。
更有說服力的數據是居民消費率，我們將最終消費中的政府消費部分扣除，僅計算居民消費率，我國與其他國家的消費水平差距會減小到20個百分點左右，但也同樣在同水平國家、地域鄰國中是最低的。
因此，無論怎么比較，中國的居民消費率都偏低。
雖然由于社會文化、經濟發展階段的不同，不同國家的居民消費率會有差距，但以目前國內遠低于主要經濟體，低于同等發展水平國家和相似文化國家的消費水平看，我國居民合理的消費需求并沒有得到滿足。
消費是經濟的出發點和歸宿，一方面關系著一國民眾的民生幸福，畢竟如果連合理的消費都滿足不了，談何幸福呢？另一方面，消費也關系著經濟的發展質量。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第一動力，目前消費需求不足已經成為經濟發展的最大“堵點”，特別是近兩年，需求不足成為了經濟增長緩慢的主要原因之一。
當然，事物總是有兩面性，過低的居民消費率也代表著中國經濟增長的巨大潛力和廣闊空間，不論是和發達國家還是同等發展水平國家比，中國的居民消費率都有至少20個百分點的提升空間，這樣實實在在的增長空間，是未來經濟增長最有利的支撐。
從這個角度看，我們也就能夠明白，為何今年很多地方會首次將 “消費”列為增長目標，理解“擴大內需”對于經濟、就業、民生的重要意義。
我們的收入去哪了？
不管從絕對水平還是消費水平來看，我國消費水平低是不爭的事實。而消費又是拉動經濟增長的第一大動力，在當前定調“內循環為主，國內國際雙循環”的發展戰略下，消費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因此，如何讓居民愿意消費、多消費成為政策的著力點。而首要解決的便是找到原因，消費為什么這么低？
影響消費的因素非常多，幾乎難以窮盡，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各類學科也都對消費有所研究，比如社會文化、消費品的供給、心理因素、債務情況、年齡結構等。但影響消費最主要的因素是收入，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最先提出的絕對收入理論，即消費會隨著收入的提高而提高。其他相對收入理論、持久收入理論、生命周期理論等更多是對于“收入”這一概念的重新界定。
在確定“收入是影響消費最主要因素”這一前提下，人們可能會說，國內消費水平不高更多是因為收入不高。
然而，這其中存在普遍的疑問。一是從改革開放到現在，國內已經經過四十多年的快速發展，經濟發展成就全球矚目，我們的收入真的還低嗎？二是從前面各國消費水平的對比上看，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為什么消費也遠遠高于中國？
首先我們來解決第一個疑問。
2020年7月，國家統計局曾經公布一組數據，提到“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超過1萬美元，達到世界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引起了極大范圍的討論，一部分不明真相的網友將其等同于自己的收入，并感覺自己“拖了國家的后腿”。當然，事實并非如此，GNI（國民總收入）初次分配包含了政府收入、企業收入、居民收入三部分，初次分配后，經過稅收、社會保障等再分配方式的調節，個人所得才是一般意義上的“居民可支配收入”。
從圖3來看，無論是初次分配還是再分配，居民部門在整個國民收入中的占比都是在下降的，雖然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有所回升，但總體趨勢是下降的，收入分配整體向政府傾斜。也可以看到，居民消費率與居民部門在收入中的占比保持一致的趨勢。
也就是說，相比于過去，同樣取得一萬元的國民收入，在分配中，居民的獲得變少了，從而影響了消費。
除了居民收入的高低會影響消費外，收入差距是另一個與收入有關的重要因素。當收入達到一定水平后，消費在收入中的占比會逐漸降低（邊際消費傾向遞減），其消費率會變低。因此，同等收入水平下，收入差距越大，消費率就會越低。
從上圖數據來看，中國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雖然近些年有所降低，但仍然要大幅高于其他國家。
提高收入不能僅靠減稅
既然影響消費最主要的因素是收入，那顯然擴內需、促消費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從收入著手，即增加收入與縮小收入分配差距。與這兩個詞相關且最能引起網絡爆點的是降稅，尤其是降低個人所得稅。
但是，有學者曾估算，根據人社部公布的相關信息及財政部數據，當前個稅的納稅人或許僅占14億人口的1.5%，約為2000萬人。站在14億消費人群的立場上，僅僅對于一部分人減稅，對擴內需、促消費的作用有限，應該是多措并舉，有的人群重點提高收入，有的人群通過增減稅調節收入差距，有的人群鼓勵發揮“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具體來看：
一是增加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其中重要的是提高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為此，在剛剛發布不久的“十四五”規劃中，提到了“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也就是說，廣大打工人的工資有望得到比經濟發展水平更快的提高速度。
二是通過稅收、社會保障等二次分配的方式，調整收入差距。二次分配在平抑一次分配收入差距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我國無論是稅收調節，還是社會保障，在平抑貧富差距方面都有待改善。
以社會保障為例，在北師大收入分配研究院2017年針對收入再分配制度的研究中，18個歐盟國家市場收入的基尼系數為0.443，在社會保障的作用下，這些國家的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數降為0.29。從下降幅度來看，歐盟國家政府的社會保障政策使得其基尼系數的平均值下降了40%，相比之下，中國僅下降了12.3%。
三是增加分配方式，發揮“第三次分配”的作用，也稱之為“慈善事業機制”。初次分配講效率，讓有能力、有知識、有技能的人取得更多收入；二次分配講公平，通過稅收、社保等方式減小貧富差距，讓老有所養、病有所醫；三次分配講社會責任，是對第二次分配的重要補充，富人自愿拿出部分財富，幫助窮人改善生活、教育和醫療的條件，體現社會成員更高的精神追求，實現社會價值。
當然，如前文所說，收入是影響消費最重要的因素，而非唯一因素。提升消費也不能僅僅靠提升收入一種措施，而是要系統籌劃，通過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會保障體系，以及調整未來消費預期、收入預期等方式，實現消費需求潛力的釋放。
參考書目：
1、萬海遠、李實、孟凡強，《中國稅收制度的收入分配效應》，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
2、陳巖、劉玉強，《消費信貸與中國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
3、李實，《中國收入分配格局的最新變化—中國居民收入分配研究V》，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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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陳霞 丁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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