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瓦窯村黨史館門上，掛著寫有“北京市第一個農村黨支部”的牌匾。A06-A07版攝影（除署名外）/新京報記者 王穎
大瓦窯村黨支部第一任書記張永祥入黨情景再現。
抗美援朝烈士肖景芳的革命烈士證明書。
北京農專印制的面向農民的刊物《醒農》，傳播新文化(300336,股吧)的同時也貼近農民生活。趙竹村供圖
鄧中夏 早期無產階級革命家，在北京農專建立社會主義研究小組。 新京報插圖/師春雷
樂天宇 北京農專社會主義研究小組成員，也是張永祥的入黨介紹人。 新京報插圖/師春雷
張永祥（根據塑像繪制） 大瓦窯村黨支部第一任書記，1926年在“三一八”慘案中失蹤。 新京報插圖/師春雷
西四環外的一個村子，連日來迎來一批批參觀者、采訪者，因為這個村子誕生過北京市最早的農村黨支部。這個村子叫大瓦窯，名字很鄉土，村子卻很洋氣，有風景如畫的公園，有以村命名的地鐵站，有設施齊全的居民小區……
1924年以前，豐臺區盧溝橋鄉大瓦窯村的命運只與磚瓦相連，因為明代修北京城，在此地制磚瓦，村子也由此得名。1924年以后，北京市第一個農村黨支部在這個村子成立，從這一年起，這個有幾百年歷史的村莊開始書寫不一樣的歷史。
從1924年大瓦窯村黨支部成立至今的97年間，大瓦窯村先后產生了11任黨支部書記。現任村支書杜維說，我們這個村的年輕人普遍有種榮譽感，黨員普遍有自豪感，因為我們是全北京最早建黨支部的村子。而且這幾十年來，大瓦窯村在支部的帶領下一步一步發展壯大，現在已完全融入城市了。
開欄語
縱觀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歷史，從救亡圖存到社會主義建設，從改革開放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中國取得的一項項成就中，黨的農村工作，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構成。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指出，優先發展農業農村，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要充分發揮好鄉村黨組織的作用，把鄉村黨組織建設好，把領導班子建設強。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百年之際，新京報記者采訪了多個農村黨支部（總支），它們或擁有悠久的革命歷史，曾是紅色根據地、堡壘村，或者在新時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今天，在“兩個一百年”交替之際，在鄉村振興的征途上，農村黨組織，必將發揮更大的作用。
從開辦農民夜校到成立黨支部
上世紀二十年代，老北京地圖剛剛將京西的永定河繪于圖內，大瓦窯村是永定河邊的一個普通村莊。杜維向新京報記者介紹，明朝修建北京城，永定河沖積平原上有不少制造建材的基礎材料，燒制磚瓦的手藝人在此集中落戶，村里的制瓦規模不小，大瓦窯村因此得名。
杜維所說的這段“成名史”曾被寫入地方史志。成書于1953年的《宛署雜記》記載，大瓦窯村彼時還被稱作“瓦窯頭”，明朝北京城內建筑所用磚瓦，許多都出自這里。據傳，曾經在瓦窯落腳的工匠多來自山東。明嘉靖之后，村里的窯場關閉，擅長燒磚弄瓦的工匠們也漸漸隱沒在永定河畔的許多村落里。
磚瓦的往事幾百年彈指一揮，直到1921年上半年，一種新思潮開始影響永定河畔的村落。
長期致力于北京農村黨建研究的中國農業大學黨委宣傳部部長趙竹村介紹，1921年初，早期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鄧中夏在北京農業專門學校（今中國農業大學前身，下稱北京農專）建立了社會主義研究小組，成員包括楊開智、樂天宇和蔣文孝。北京農專的試驗場位于五里店，距離大瓦窯村只有幾公里，鄧中夏將大瓦窯村在內的毗鄰村莊定為北京農專社會主義研究小組的活動根據地，在大瓦窯村附近進行革命宣傳，研究小組將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小冊子散發到北京農專附近的各個村莊，借此教育和啟蒙村民。許多人因為閱讀小冊子而首次接觸馬克思主義，進而對其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其中，大瓦窯村的小學教員張永祥是他們的代表。他經常前往北京農專與社會主義小組討論問題，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張永祥在一位同鄉的引見下認識了樂天宇（1924年任國立北京農業大學第一任黨支部書記）。彼時，樂天宇正在黨組織的安排下于廣安門外至盧溝橋一帶開展農民運動。在他的帶領下，張永祥開始投身農民運動。
這個時期，大瓦窯村成立過豐臺最早的社團組織，即以改革農村為宗旨的農業革新社；同時，在當時的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指導下，村里還開設了農民夜校，作為農民接受馬克思主義啟蒙教育的基地。
1924年，張永祥在樂天宇的介紹下加入中國共產黨，并在北京農專黨支部的幫助下，建立了北京市第一個農村黨支部，張永祥任支部書記。
為什么是大瓦窯村
北京郊區那么多村子，為什么是大瓦窯村第一個成立黨支部？趙竹村介紹，從1919年開始，李大釗先生倡導青年學生要深入基層，去農村地區進行社會實踐活動，開展進步思想的演講，這也是北京農村較早建立黨支部的最主要原因。“到了1919年春天，北京農專已經在包括豐臺、海淀等地的近郊區縣，展開了多項實踐活動，”趙竹村說，“北京農專社會主義研究小組開辦農民夜校，也是對李大釗倡議的重要推進，是農大馬克思主義革命組織的萌芽。”
因為臨近北京農專社會主義研究小組，大瓦窯村的夜校是當時成立較早的夜校。夜校之于農民會有吸引力嗎？趙竹村講述，根據文獻資料記載，當時夜校活動的內容貼近農民生活，甚至教授“豆子不發芽如何處理”之類技能，在傳播先進知識、進行農民教育的過程中，與農民面臨的實際種植養殖問題結合緊密，所以非常能夠激發群眾熱情。“附近的村民也會來參加活動，多的時候達三五百人，村民帶著老人孩子，拿著板凳來聽課。夜校活動對于農民非常有吸引力。”
杜維介紹，那個時候，大瓦窯村早就不做磚瓦了，種菜、種糧，離城里近，有學問的人到村里講種地的知識，很受農民歡迎。
張永祥當時是村里小學教員，在村民眼里是有文化的人，比較受尊重，也就有號召力。趙竹村說，張永祥思想活躍，最早受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農專支部的
影響，開始在村里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教導農民學習文化。在趙竹村看來，大瓦窯村成為北京農村第一個黨支部、村民張永祥早期入黨，都是歷史的偶然。“這里距離當時的北京農專很近，活動自然密集些，農民受教育的機會也更多。”
從聲討“五卅”慘案到抗美援朝
1925年，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消息傳到北京后，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北京各界群眾開展了聲勢浩大的聲討運動。6月10日，數萬民眾在天安門前召開“北京各界人民反對英、日帝國主義慘殺同胞雪恥大會”。天安門前搭起了5座臺子，同時進行演講。以大瓦窯、公主墳、羅道莊三個黨支部為中心，300多名京郊農民參加大會。大瓦窯村黨支部書記張永祥代表郊區農民，在大會上登臺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說。
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執政府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張永祥在慘案中失蹤，從此再無音訊。2019年重建的大瓦窯村黨史新館里，大瓦窯村的11位黨支部書記的圖像被放置在同一面墻上，第一位書記張永祥的照片，用的是一張手繪雕塑圖，出生年份也不為人知。在如今的大瓦窯村，關于他的故事一直在流傳。
大瓦窯村黨支部不僅沖在農運斗爭的最前方，作為斗爭后方的堡壘作用同樣不可低估。1927年，蔣介石和汪精衛先后發動“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背叛國民革命，開始大規模逮捕、屠殺革命人民，破壞革命組織，殘酷鎮壓人民革命運動，制造了白色恐怖。白色恐怖時期，城里很多黨員因身份暴露而無法立足，不得不選擇隱蔽到敵人勢力比較薄弱的附近農村支部里，農村支部因此一度成了眾多城市黨員的落腳點，為他們提供了庇護所，發揮了后方保障作用。
1937年7月7日，日軍炮轟宛平城，盧溝橋事變爆發，地處盧溝橋、豐臺一帶的大瓦窯村、大井村、黃土崗等村莊的黨支部迅速發動農民行動起來，配合二十九軍的抗戰。抬擔架、挖戰壕、救傷員、搬物資，農民群眾在“七七盧溝橋戰役”中盡力應戰，不少人為此以身殉國。
大瓦窯村黨支部的創建與發展，如一顆革命火種，迅速點燃了周邊地區。從1924年大瓦窯村黨支部率先成立，到抗戰前，京西村莊乃至山區黨支部已經遍地開花，農民被充分動員起來，并在后來黨領導的敵后抗戰直至解放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新中國成立之初，大瓦窯村村民肖景芳踴躍參軍，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壯烈犧牲，延續了大瓦窯村的革命斗爭精神。在大瓦窯村黨史館里，放置在文物櫥窗內的肖景芳烈士證明書，向前來參觀的人們訴說著這段紅色歷史。
村里的老黨員門敏會是1942年生人，如今已經是耄耋老人，可對于七十多年前的事兒，有些還一直記得。她向記者提起一段兒時的細節，老鄉施德水的家中，常有號稱前來收花生的人進出，“當時我還是小孩兒，不太懂事兒。長大后我猜測，收花生的人應該就是早期的地下黨。”事實上，她所提到的施德水確實是新中國成立前大瓦窯村地下黨活動的負責人，在新中國成立前的豐臺地區，大瓦窯村黨支部一直非常活躍，是對敵斗爭的前哨也是掩護革命者的紅色堡壘。
從“菜籃子”到村辦廠
“新中國成立以后，豐臺區的定位是一個‘菜籃子’，很大一部分功能在于為北京提供蔬菜水果。”大瓦窯村黨支部副書記、村委會副主任王紅告訴新京報記者，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大瓦窯村結合功能定位，以種植蘋果、梨、葡萄等水果為主。
“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提出全面改革開放，發展鄉鎮企業，大瓦窯村開始有了不一樣的面貌。”王紅說，長時間以來大瓦窯村有三件寶——沙子、石子、秋白草。靠著地緣優勢，在保留果蔬種植的前提下，村里漸漸發展起了產業，砂石廠、彈簧廠、耐火材料廠拔地而起。
在兩年后的1994年，大瓦窯村的總產值達到了一億多元，是盧溝橋鄉全鄉8個“億元村”之一。門敏會自從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擔任大瓦窯村的組織委員，九十年代中期，還擔任村長工作，她說那幾年是村里經濟發展最快的時光，“產業多，日子過得紅火，鄉里還獎勵了我們一臺紅色桑塔納轎車，這是當時最好的車了。”
在門敏會的記憶中，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的春節，村里過得格外熱鬧喜慶，村民的生活好了，趕上家里人多，有的人家直接扛了半扇豬回家。過了夜里12點，村里的鞭炮聲不絕于耳，生活得到改善，五六百戶村民真正走進了紅紅火火的日子里。
豐臺“后花園”未來更美好
進入21世紀，通過舊村改造，2010年6月，大瓦窯村的村民都拿到了樓房新家的鑰匙。村內通過拆除工業廠房留白增綠，建起了公園。王紅說，大瓦窯村現在可以稱得上是豐臺的“后花園”。“村內現有綠地面積1100畝，建成了兩個公園，不只村里的百姓愿意去，周邊村落，甚至是城里人也愿意到我們這里來。”在王紅看來，新的綠色休閑觀光產業正在形成。
王紅出生在上世紀70年代，正逢大瓦窯村工業產業發展蓬勃向上的時期；1999年回村工作，新舊世紀交替，大瓦窯村也在尋找新的機遇。王紅說，大瓦窯村再次得到發展，是2010年后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實施和完善新農村建設。2020年7月，大瓦窯村土地以招拍掛的方式集中上市，最終兩個地塊以70多億元的價格成交。在王紅看來，現在的大瓦窯村雖然還叫“村”，但是已經完全脫離了傳統農村的發展模式，融入了城市。這也是北京城市化進程中，許多村莊高速發展的縮影。
當下的大瓦窯村，確實再難見傳統意義上農村風貌，已完全城市化。只有黨史館門口，一塊寫有“北京市第一個農村黨支部”的牌匾告訴人們，這是一個村子。
紅色的歷史和故事給大瓦窯村帶來了什么？王紅給新京報記者講了一個故事。10多年前，有城里人問村民的家鄉在哪里，村民提到大瓦窯村，對方還以為是遙遠的外地。“但現在不一樣了，我們通過挖掘歷史，彰顯紅色文化，今年甚至有人能一下就反應過來，‘哦！就是北京那個第一個農村黨支部吧！’”
在外人看來這是紅色歷史帶來的名氣，但在杜維和王紅眼中，這份榮譽感來得沉甸甸，這抹紅色已經一代又一代地在村民心中傳承。回望過去，歷史讓年輕人有榮譽感，讓在職職工和黨員心里有榜樣；“而老人們也能看到大瓦窯村在年輕一代黨員的帶領下會發展得更好。”王紅說。
大瓦窯村黨支部書記杜維介紹，2019年新建的黨史館除了彰顯村莊黨史之外，也是當下農村蓬勃發展現狀的展現，目的是讓大家繼續傳承老一代的作風和傳統，有榮譽感，更有使命感，接下接力棒，把村莊建設得更好，“我們有紅色的過去，正享受當下的幸福，更堅信未來更美好。”
新京報記者 田杰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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