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財長耶倫對于設立全球公司稅率下限的倡議，令拜登政府的稅改計劃更全面地浮現于全球視野中。
為解決拜登政府約2.25萬億美元基礎設施建設一攬子計劃的融資問題，拜登政府配套公布了其名為“美國制造稅收計劃”的項目清單，最重要的兩條包括：其一，計劃將企業所得稅率從21%上調至28%；其二，將美國公司海外利潤最低稅率，也就是“全球無形低稅收入”(GILTI)從目前的10.5%提高至21%。
簡而言之，對于GILTI的改革涉及的是對于目前美國現行跨境稅收規則的重大修改，而這方面的改革同二十國集團（G20）/經合組織（OECD）下的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BEPS）項目行動計劃有著重大關聯，需要國際合作方能成行，這也就是耶倫說出“正在同G20尋求合作，就全球最低企業稅率達成一致，以免逐底競爭”的原因。
多位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的專家指出，拜登政府在財政部就打造了一支由稅收政策專家組成的精英團隊，而尋求G20合作此舉在于希望更改其國內企業所得稅同時，將稅收留在國內，然而無論是其國內企業所得稅改革，還是國際合作方面的最低企業稅率改革，面臨的困難都不��；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即便能夠稅改，國際資本是逐利而行，跨國企業在是否回流美國本土方面，也會衡量美國內制造業成本以及價值鏈獲得難易程度等多角度問題。
要加稅全球一起加？
在提到耶倫近期發出的在“二十國集團（G20）內部推動設定全球公司稅稅率下限”呼吁時，一位在華府律所工作的資深匿名人士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著重提出兩點：第一，針對GILTI加稅和針對企業所得稅加稅不同，其希望治理的是一些跨國企業的海外避稅行為，在此方面可以看到包括美國諾貝爾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等人在內的精英在近期都對此有所背書；第二，美國本屆政府和美國財政部對于全球稅務改革未雨綢繆，早就從產學界“招賢納士”，在美國財政部打造了一支精英隊伍。
換而言之，在企業所得稅從21%上調到28%的同時，為了防止企業經營難度的加大或將導致部分公司把業務遷出美國本地從而導致失業率再度攀升，拜登政府因此做出了相配套的針對GILTI的改革，希望將利潤和就業都留在美國。
斯蒂格利茨等人在近期發給拜登政府的公開信中對此闡述得非常清楚。他寫道：“長期以來，國際機構未能應對全球化最有害的問題之一：跨國公司的避稅和逃稅。要建立我們所追求的社會類型，就需要對跨國公司進行公平征稅。結束企業避稅行為也是解決財富與收入不平等現象日益嚴重的最好方法之一。通過將利潤轉移到避稅天堂，大公司每年剝奪了全世界政府至少2400億美元的財政收入。美國跨國公司每年將約50％的海外利潤轉移到避稅天堂�！�
斯蒂格利茨指出，在OCED的相關談判進行得并不順利。主要成員國的政府（包括美國上屆政府）在錯誤的假設下進行了談判，即認為通過保護總部設在其邊界內的跨國公司，可以最好地維護其國家利益。因此，有關國際稅收改革的討論犧牲了共同的雄心，使之成為最低的共同點。同時，跨國公司繼續避免被征稅，而這些稅款本可以幫助支付公共開支，并支持疫情后的復蘇。
他寫道，盡管如此，談判過程已達成共識，即跨國公司應被視為單一業務。這意味著應根據其在每個國家的實際活動對其全球利潤征稅。
斯蒂格利茨強調，在疫情期間，全球電子商務增長了近三分之一，至關重要的是，不僅數字跨國公司，而且所有跨國公司的數字業務運營都應繳納合理的稅款。以此來制止國家之間有害的稅收競爭，并減少跨國公司將利潤轉移到避稅天堂的動機。
不過，斯蒂格利茨對于目前OECD等方正在討論的12.5％的最低稅率可能成為全球最高限額的情況并不滿意，他指出，拜登團隊在競選中承諾將對美國企業的GILTII率提高到21%，如此不僅能增加財政資源，而且還將為其他國家的政策制定者提供樣本。
他并說，沒有證據表明，公司稅率下降的趨勢刺激了生產性投資和增長： 2017年美國減稅改革后，主要是為股息支付和股票回購提供了資金，而公司稅收實際上是對純利潤征稅，因此降低稅率對經濟活動幾乎沒有影響。換句話說，公司稅本質上是對股息的預提稅，也就是對富人征收所得稅。
他并呼吁在采用這種方式改革之前，不要對已經開征數字稅的國家采取貿易制裁。
“肥水不流外人田”
此前，特朗普政府對于OECD項下的此項BEPS稅改項目的談判并不熱心，在拜登政府上臺后，情況發生了改變，目前在G20/OECD框架下，各方希望能在今年7月達成共識。
在G20/OECD框架下，為了尋求針對數字稅等挑戰，OECD等方面提出了有兩大支柱的BEPS 2.0倡議：第一支柱是關于對于跨國企業全球剩余利潤在各稅收管轄區之間重新劃分征稅權；第二支柱即是設定一個全球最低稅標準。
上述接受采訪的律所資深人士對記者表示，GILTI改革的細節過于技術，涉及轄區等問題，總體而言其改革方向目前看來與BEPS 2.0倡議是有所趨同的，如能達成共識，各國采用最低稅，則征收離岸利潤稅收等問題會有較大改善。
此次拜登政府計劃將GILTI翻倍至21%，同時尋求國際合作，體現了其多重訴求：即希望能夠吸引美國企業海外收入回到本土，又不希望美國跨國企業在面對競爭時面對不平等稅收壓力，同時需要注意的是，在拜登政府的計劃中，還提議取消對美國在海外投資時前 10%利潤免稅的規定，這也體現了拜登政府希望美企回歸本土投資的想法。
清華大學中美關系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周世儉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在企業稅加稅方面，加稅是民主黨的傳統觀念，不加也說不過去，但目前看，也沒有加到特朗普政府減稅之前的企業稅（35%）程度，而是選擇了一個較為溫和的稅率。
而耶倫所提到的全球最低稅，這一稅率專注于美國企業他海外業務回轉利潤稅率，實際上這都是在解決近兩屆美國政府一直所希望的美國企業回流問題。周世儉說，當下美國產業空心化問題嚴重，而其后所產生的最大問題就是就業不足。同時在過去幾年，針對美國本土的投資量也一直在下降。
不過，周世儉認為，在協調全球最低稅問題上，全球各國恐怕很難協調，一些發展中國家需要吸引外資，實現經濟發展，如果不降稅并采取一些優惠條件，如何吸引外資？
與此同時，即便可以做到全球最低稅率統一，還要考慮到美國的勞動力價格過高等整體因素。周世儉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有些經濟全球化的規律是不應該違背的，經濟全球化仍然是歷史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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