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中國，吵吵嚷嚷的一大原因是，國人把不是一類的問題，混在一起，爭吵不已。因為，中國沒有分類的傳統，就像作菜，偏好大鍋燴。“天人合一”，天、人都能混為一談的話，就沒有什么是不能攪和在一起的。
要是把問題的類別分清了，你會發現，多數爭吵，毫無意義。雞同鴨講，就是再吵五百年，能有什么結果呢！
孟子被認為是論辯的高手，我們就從孟老夫子的“五十步笑百步”，開始吧。
第一，定量和定性
2016年暑假，在斯里蘭卡旅行時，聽人給我講了一個段子，說：斯里蘭卡的服務生，也有小偷小摸的行為。你的錢包留在房間里，服務生打掃衛生時，就可能臨時起意。不過，他們一般只拿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比如，錢包里有一千美元，他們大概只拿兩三百美元。
聽了這個段子，我以為，斯里蘭卡的“賊”，還是很仁義的——沒有一掃而光，使得客人身無分文，陷于困境。要在中國，情況或有不同吧。
我把這個段子，寫出來，放在微信圈子里。我也有點私心，意思是勸那些做賊的，要奉行“盜亦有道”的古風，不要把壞事做絕，要給別人留個飯錢，那樣，才是仁義之賊。
有一個評論是這么寫的：都是賊，有什么不同。偷兩百美元，是賊；偷一千美元，也是賊。賊，還有什么仁義可言。
我驚詫莫名！
我回了一個帖子：不要把定量和定性問題，搞混了。從性質上看，都是偷；可是，量是不一樣的。要是不區分量，一個貪污一萬塊的，豈不是要和貪污上億的官員同罪嗎？我認為偷兩百美元的賊仁義，是他比偷竊一千美元的賊仁義，僅此而已。
其實，把定量和定性混為一談的鼻祖，乃孟老夫子。“五十步笑百步”，無人不知。
孟老夫子看來，五十步和一百步，是等同的，都是逃兵，烏鴉不要嘲笑老鴰，一樣黑。你說臺灣政治清廉，他們說，陳水扁沒有貪污嗎？臺灣也有貪污，大陸也有貪污；發達國家有腐敗，我們也有腐敗，大家彼此彼此，“五十步一百步”嘍。
對此，我曾經和一個辯論者說，既然你認為五十步和一百步是等同的，那我用五十塊錢，換你的一百元，可以嗎？
對方說：那是兩回事兒。中國人的邏輯，你永遠不懂。
孟老夫子之錯，就在于混淆了定性和定量——從性質來看，都是逃兵；但是，逃跑的距離是不一樣的。量不同，有時也意味著質不同。當逃跑一百步的逃兵，跑出五十步之前，五十步的逃兵，還在戰斗中呢！
第二，立場和觀點
以立場代替觀點，古已有之，且官民高度一致。
近期來看，凡是貼上西方標簽的，就是壞的，就要抵制它、遠離它。比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資產階級自由化、西方民主、普世價值等，這種思潮走向極端，就是：凡是敵人贊成的，我們就要反對；反之，亦然。
這話，再白癡不過了。但，在中國盛行。設想一下，如果敵人比較狡猾，故意反彈琵琶，以此為原則的國人，不是要被騙的找不見北嘛。倘若敵人說狗屎真臭，不是人吃的；某些國人是不是要反其道而行，去吃狗屎呢！再者，你直接將敵人的原則求反，而放棄了獨立的思考和判斷，不是腦力殘疾嘛!
近代觀之，底層民眾、士大夫和慈禧老佛爺，身份地位何止云泥之別，但在排外抑洋上，卻驚人地一致。但，慈禧還是要比義和團聰明，她知道八旗軍人不是洋人的對手，于是，就借義和團這把野火去對抗帝國主義。贏了，自不必言；輸了，義和團當替罪羊，與我大清政府、慈禧太后沒有干系。而義和團之愚蠢，只因無知，他們對所有來自西方的物質文明，充滿敵意，必欲滅之而后快。
有理由嗎？沒有。
唯一的原因是，那些東西是外來的。外來的、他人的，不是我們一部分的，就是不可信的，更可能是充滿惡意的。19世紀末期，英國人在天津租界修通了自來水，想擴大規模，就在英租界周邊張貼廣告，希望有更多的中國人使用自來水，以降低成本，增加盈利。
這是純粹的生意，可是，“愛國人士”也張貼告示，告誡中國人，千萬不要喝自來水。喝了自來水，女的不生育。——好像自來水專門是來滅絕中國人的。英國人估計很慚愧，因為，他們沒有辦法生產出一種能讓中國女人不育，卻不損害英國女人生育能力的自來水。同樣，美國人主導的轉基因技術，也沒有智能到只消滅中國人，而不危害美國人。所以，轉基因之爭，只要看看美國人吃不吃轉基因產品，就ok了。
百年前，英國人的自來水是來滅中國人的；今天，美國的轉基因，又是來亡華人的。資中筠先生說：一百年過去了，上面還是慈禧，下面還是義和團。鄙人以為，上面不如慈禧，下面不如義和團。因為，一切是相對的，一百年你不進步，那就是退步了。你還是慈禧、還是義和團，周圍的世界，可是21世紀了。
但，中國人之所以為中國人，就是以立場代觀點，易中天將此概括為：中國人有親疏而無是非。
2015年，我在從天津回北京的高鐵上，遇見一個捧著豎版繁體古詩集的女孩。一問才知，她在香港上的大學。香港大學體系，肯定是英國系的。該女孩的大學，也應是英式的，而不是中式的。
可是，她的一番話，讓我知道，中國文化之根深蒂固。
她說：無論我的表哥，說什么做什么，我都認為他是對的。我是無條件站在他一邊的。
柏拉圖說：我愛我師，我更愛真理。在真理面前，柏拉圖選擇真理。于是，西方人發現了真理。
孔子的門徒，沒這種覺悟，他們要為尊者諱——如果，老師錯了，要為他掩蓋，千萬不要揭穿。揭穿的話，老師多沒面子啊。于是，中國人搞出了一套倫理。
所謂倫理，就是以立場代替觀點——自己人，錯的也是對的；因為，他和我關系好。外人，對的也是錯的，因為，他們和不是我們一部分的。如果你和外人站在一邊捍衛真理，往大了說，你就是不愛國；小的說，就是胳膊肘往外拐，是會被同族所拋棄的。
如此看，以立場代替觀點，是反科學的。因為，科學求真，是不論親疏的，是不問立場的。
中國人一向不承認中國古代沒有科學，但從立場代替觀點來看，中國缺乏孕育科學的思想基礎。如果，我說地球是圓的，孔子說地是方的。中國人是絕不會支持我的，他們都會追隨孔子，因為，孔子是圣人。圣人還能錯嗎？圣人的話，錯了也是對的；錯了也要為他打圓場。
這樣的思維方式，能產生科學嗎？我看懸。
第三，自然和社會
事實上，自然和社會問題，是中國人容易混淆的第一大類問題，我也將其列在第一，可，一下筆，先說到定量和定性上了，自然和社會之分別，就掉到了第三位。
但，我還是要申明，混淆自然和社會問題，是當下中國最普遍的。好多爭吵，且爭吵不清的原因，就是因為將兩類問題混為一談了。
從我自己的遭遇，說起。
比較中國和日本文化時，我將中國定義為開放、無限市場，日本定義為封閉、有限市場（不是現在，是江戶時期）——開放、無限市場中，多是一次性交易，而對一次性交易而言，理性的策略選擇是欺騙；但是，封閉和有限市場，則多是重復性交易，重復性交易的最優策略是誠信。
這個分析框架，雖則簡單，但是，很好地解釋了大陸文化和島國文化的不同，也說明環境因素對人類策略行為的影響。
對此，我還有幾分得意。
可是，我把文稿給某著名出版社的編輯，一看。他對此假定甚為不屑，直接說：“中國開放嗎？島國封閉嗎？這些言辭簡陋得讓人無語，真不知道這些詞的實際意思是什么？” 我想他極為克制了，礙著面子沒說出讓我更難堪的來。
我也就撤了。因為，我斷定，他把自然和社會問題混淆了，在此，就是把經濟學中的開放、無限、封閉、有限和數學意義上的概念，混為一談了。
所以，不需要辯論，也沒法辯論。辯論，也是雞同鴨雞。
數學上的有限、無限和經濟學上的有限、無限是完全不同的。經濟學上的無限，是和人的理性相比的。例如，對出租司機來說，北京就是一個無限市場，為什么？因為，在北京，一個出租司機再一次遇到同一個顧客的概率，為零。于是，該出租司機的策略，一定是按照將北京假定為無限市場來設計的。與此不同，要是一個人口三、五萬的小鎮，就是一個有限市場，除去流動人口，出租司機拉到同一個顧客的概率是很高的。
我們知道，北京的人口，再多，也不到3千萬，但在經濟學上，是可以將其當作開放無限市場的。這個無限，是“假無限”，和數學意義上的真無限，不可等同。
我和那個編輯的分歧，在此。封閉和開放的含義，也類似。數學上和經濟學上的含義，是不同的。數學是最嚴密的科學，經濟學雖然是較為嚴格的學術，但是，和數學的嚴密性相比，還不可等量齊觀。
這是一個例子。下面，我們再談自然問題和社會問題的一般區別。
要將自然和社會問題，論述全面，也是一個大工程，可參見本人的另一篇文章《自然科學和社會問題的分野和方法論》。在此，只談一個主要分別：自然科學的解，是唯一的；社會領域不存在唯一的解，只有一個可行解域。因為，是一個解域，所以，可行解幾乎是無數的。
若是打個比方，則自然科學是在判斷性別，不是男，就是女；社會領域，則是在選美。
如果，明白了這個關鍵，那么，關于社會問題的相當多的爭吵，根本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比如，民主和專制。我們說民主好，專制差，絕不是說民主是完美的，也不是說專制是萬惡的，而是，民主和專制都是社會治理的一種手段，各自處于社會治理的兩個極端。而且，既不存在絕對的民主，也不存在絕對的專制。即便在朝鮮，權力也不是只在金三手里；即便在美國，民主也沒有落實到每一個人身上。換言之，如果，可以給全世界所有國家的專制和民主程度打分的話，沒有兩個國家的分數是一樣的。即便是英國和美國，也是不同的。
但，每一種治理，都存在著，也就證明，每一種治理都是一種可行解。朝鮮也是，古巴也是，美國也是。
不過，也不要以此拒絕改變。雖然，每一種制度都不完美，但，并不意味著制度之間沒有優劣。就像有些人說的，民主國家也有貪污，我們也有貪污，彼此彼此；特朗普也在用他女兒，對紅二代也不要大驚小怪；美國也不是絕對平等，也有歧視，我們也有，彼此彼此；美國的選舉，也有被操縱的可能性，我們何必選舉呢！
諸如此類，都是同一性質的問題，也是令中國社會爭吵不休的永遠的熱點。
對此，一言以蔽之，中國和美國，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綜合考察的話，一個可能是75分，一個可能是90分。誰是75，誰是90分，我也不說了。眼下有那么一種傾向是，當你說某國的缺陷時，有些人頗為無知地說：你是100分嗎？你也有10分的錯。你說我有人權問題，你沒有嗎？你說我不干凈，你自己臉上難道就沒灰塵嗎？
誰都有缺陷，但，別人的缺陷，并不是你停滯不前的理由；任何一個社會，都不完美，但，他人的不完美，也不是自己固步自封的理由。
社會領域，就是如此。沒有對錯，但有優劣，一個好的社會，就是逐步尋優、持續改進的社會。至于終點，卻是永遠也到達不了彼岸。它是存在的，但是，我們到不了。
第四，手段和目的
抽象地說手段和目的，多數人分得清，可是一旦落到具體問題上，好多人就糊涂了，不是將兩者混為一談，就是將兩者顛倒了。
人和人，相同點是什么？不同點是什么？
今人和古人，相同點是什么？不同點是什么？
中國人和外國人，相同點是什么？不同點是什么？
三個問題，一個答案：相同的是目的，不同的是手段。
先說人和人——目的是什么？目的是過上好生活，王健林去年說了一個小目標，先整他一個億，風靡網絡。為什么？因為，他說到所有人的心里去了。商業社會，要想過上好生活，首要的是要有錢。每個人的目的，都是錢。如司馬遷所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無論誰，都有一個共同的目的。上大學，想去北大清華；做企業，想做成阿里巴巴；從政，想雄霸天下；每個人的夢想、目的都是一致的，差別是實現目的的手段。
不同的是手段——農民靠土地，牧民靠羊群，漁民靠釣魚，商人靠賣買，官員靠賄賂，小偷靠盜竊，強盜靠掠奪，妓女靠脫衣，企業家靠上市，政治家靠欺騙，政府靠稅收。手段不一，有傳統的，也有現代的；有高級的，也有低端的；有快的，也有慢的，但，萬變不離其宗：錢。
古人也有同樣的夢想，不然，就不會有“大同世界”的設想。古代人也想飛，但是，技術所限，只能空想，只能像嫦娥奔月一樣將設想停留在神話當中。中國人也想飛，可是，要不是萊特兄弟發明飛機，中國人的飛行夢，就只能靠風箏和嫦娥姐姐了。
“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外國人和中國人一樣，也是想把日子過好。外國人不會比中國人更高尚，也不會比中國人更卑劣，不然，也就不會有因特納雄奈爾一定要實現和《國際歌》，不會有國際歌在中國的傳唱。中國人也想飛，但沒飛起來；外國人也想飛，達芬奇就畫過模仿鳥翅膀的飛行器，可惜，限于當時的技術水平，未能實現。只有萊特兄弟將人類像鳥兒一樣自由飛行的夢想，變成了現實。
這就是說，人和人、古代和現代、中國和外國，比較目標、理想、構想、理論，是沒有意義的。所有人、所有社會、所有理論的目標，都一樣美好和宏大，就像共產主義一樣，重要的是，有沒有實現目標的手段。沒有技術、工具、手段支撐的目標，就是空想、神話、傳說，甚至是騙局和災難。
換言之，人之高下、制度之優劣、好社會和壞社會的區別，并不在于目標，而在于實現目標的手段和制度保障。你要聽聽朝鮮勞動黨的目標，準會像朝鮮人民一樣，感動得熱淚滿面。可是，看看朝鮮人民的實際生活，你該作何評價呢？你是為其目標叫好呢？還是為其名實不副而感到憤慨？
再說儒學，它宣揚的大同世界不好嗎？它說的天下為公不吸引人嗎？它教導的仁義禮智信不高尚嗎？NO！ 都不是，問題是，儒家用什么保障這些目標的實現——如何保障人民的物質生活逐步提高？有嗎？沒有。直到大清滅亡，人民的肚子也填不飽；如何保障天下為公的財富，不被少數人占有和揮霍？中國的財富，幾乎全部在皇帝手里，為此，乾隆爺才和英國人說，天朝啥也不缺，何必和你們作生意呢？這不是吹牛，事實如此。但，這不是天下為公，而是天下為一人；
如何保障“仁義禮智信”的宣傳，不成為“滿嘴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的裝飾品——歷史上文人士大夫的墮落，無須再提。今天，在大力弘揚儒學的中國，那些位居黨國要津的高官之道德敗壞，不也一再證明，儒學那套東西，是沒用的，是沒有任何效果的。
因此，我反對和蔑視儒學，從來沒有針對其目標，而是，它說教的太好了，與此相對，其可用的、能保障其目標實現的手段，實在是太拙劣了。所以，才會導致國蔽民窮，上蠻下愚。
第五，個體和一般（局部和整體）
個體和一般，局部和整體，是兩種關系，但，較為相似，就放在一起了。
其實，個體和一般、局部和整體的關系，并不難區分，但是，別有用心的人，故意將其混為一談，借一般、借整體的勢力，來壓制人。
比如，你說某地的空氣霧霾那么大，他們說，你不愛國；甚至說你涉嫌辱華；
比如，某國運動員戴著口罩在北京機場，他們說，這是歧視中國；
比如，你在單位里，反對某個上級領導，他們說，你和組織對抗；
比如，你說某組織里的某些人貪污腐敗，數額巨大，使友邦驚詫，他們說，你反對組織；
你說這奶粉，都造假，太沒有人性了吧；他們說，中國也在進步啊；
你說，儒家學說要不得，五行是站不住腳的。他們說，你怎么否定中國傳統文化啊。
以上種種，想來各位也無數次遇到過。還有更多的例子，不再一一例舉了。要是寫出來，肯定是罄竹難書的。
這是一種什么“毛病”呢？ 依我看，是混淆了個體和一般、局部和整體之間的關系。
以最后提到的儒家來說，五行學說只是儒家學說中的一部分，儒學也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兵法道農、墨學、縱橫家，春秋戰國，百家齊放。否定五行，只是否定了儒學的一部分；否定儒家，也只是否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從反對五行、否定儒家，就直接跳轉到否定中國傳統文化，這種以偏代全的思維方式，也只有中國人想得出來。
以個體代一般、以局部代整體的極端表現，是株連——一個人犯了罪，一家子就犯了罪；一家子犯了罪，一個宗族就犯了罪；先是株連九族，明代永樂大帝，在懲罰方孝孺時，更是開創了空前絕后的株連十族，第十族是哪些人呢？是方孝孺的學生。凡是聽過方孝孺的課、拜過師門的，都格殺勿論。
這種思路，西方沒有，日本也沒有。
一提到日本，就惹五毛們不高興，所以，我也就不舉具體的例子了。有興趣呢，你們能自己找到；沒自覺呢，我就是告訴你，也是白。
我只能說，混淆個體和一般、局部和整體的關系，是中國人的特點之一。
第六，應然和實然
有一首流行歌曲，叫《愛的奉獻》。其中，有一句歌詞，更是人盡皆知：只要人人都獻出一點愛，世界將變成美好的人間。
對不對？一點兒都不錯。
但，問題是，有什么辦法讓人把“一點愛”奉獻出來呢？不知道。沒人知道，也沒人去追究。
事實反倒是，今天的社會：人人都獻出一點恨，中國變成了人見人煩的人間地獄。
為什么出現這種巨大反差呢？是因為中國人混淆了應然和實然，且，錯誤地將應然誤以為是實然。
當然，這種錯誤，并不是今天才有的，自古已然。
例如，古代的縣太爺，叫“父母官”。什么意思呢？意思很明白，就是說，縣官要像愛護自己的子女一樣，對待治下的人民，愛民如子，是也。
注意，是應該，是應然，而不是實然。如果，每一個縣官都能如此，中國的歷史早不是這樣了；中國的當下，也絕會像今天這樣亂象叢生了。降低一點要求，別說每一個，就是多數如此，也了不得了。可實際上是：三年清知縣，十萬雪花銀。絕大多數的縣官，以欺壓人民、橫征暴斂為己任，愛民如子之說，莫須有也。
縣官如此，最高統治者呢？是“內圣外王”。即：其內心的自律，能達到圣人的境界；然后，以王者之尊治理天下。
因為，其內心有無上高的、常人難以比擬的道德感和公平心，因此，他就能成為一位明君，他也能恰當地運用他手里無上的權力，所以，可以將全權授予他，由他生殺予奪，主宰天下。
但，請中國同胞們注意，這是應然，是希望如此，而不是實然，不是事實如此。自秦始皇以來，可有一位皇帝達到了“內圣外王”的標準呢？一個也沒有。即便是號稱千古一帝的康熙，也不過是在瓊瑤阿姨的戲說中，能看見華盛頓的影子。但，那是造謠，絕非真實。真實的中國帝王，別說內圣外王了，能達到人的標準，就是高要求了，更多的卻是衣冠禽獸，殺人如麻，不顧人民的死活，只管自己的地位和權柄。
但是，儒家的愚蠢之處，就是頑固地將應然和實然，混為一談。且，將這種不切實際的治國理論，在世上推行。結果如何？不言自明。
有人或說，你說儒家學說不切實際，可是，它在中國不是推行了兩千多年嗎？是的，因為，儒學的設計，與權力的唯我獨尊的內在要求相一致。對皇帝來說，要的是權力獨占，“內圣”之說，恰好給獨裁的權力，做了一件偽善的外衣，以迷惑人民，我之所以掌握權力，是因為我“內圣”，是因為我道德高尚，與今日之“偉大光榮正確”，如出一轍。儒學不適合人民，不意味著不適合專制者。儒學為皇家之政治專制，提供理論基礎；皇權，為儒學的思想專制，提供庇護；沒有集權，哪兒有儒學的地位和推廣？而當一種學說，要靠權力來推行的時候，其自身價值幾何，也就不難推斷了。
應然和實然的混淆，今日中國，也遍地皆是。
比如，國有企業。
國有企業之成立、之有業績，一個重要的前提是：企業里的每一個員工，不能有私心，每個人都要“以廠為家”、有“主人翁”意識，要將集體的利益置于個人利益之前。滿足這一前提，國有企業才能成立；否則，就會一敗涂地。
換言之，“只要人人都獻出一點愛，國有企業也能搞得很好”。
但，這是應然，而非實然。
這就是說，國有企業是建立在“應然”基礎上的。這個基礎是不可靠的，是與人本自私的本性相違背的。就像一所房子，建在沙灘上，怎么能不塌呢？古今中外，沒有一家國有企業能搞好的。洋務運動時期的官辦企業，辦不好；1978年之前的國有企業，也都死氣沉沉，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那個時候，國有企業可是一統天下啊，可沒有民營企業“挖社會主義墻角”！
不止國有企業建立在“應然”的沙灘上，整個社會也是如此。社會理想是“天下為公”，官員，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民眾要求“做一顆永不生銹的螺絲釘”，“時刻準備著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身”，人人 “狠斗私字一閃念，靈魂深處鬧革命”。這樣的要求，是不是太高？這樣的要求，符合人類的本性和社會發展的基本現實嗎？
一個社會高談任何一個人都做不到的道德，不僅老百姓(603883,股吧)做不到，身居高位的官員，即便是最高領導人，也做不到，整個社會能不虛偽嗎？不虛偽，怎么能達標呢？說一套做一套，言行不一，何談誠信？
這就是中國社會道德崩潰的根源。
為此，胡適先生指出：一個骯臟的國家，如果人人講規則而不是談道德，最終會變成一個有人味兒的正常國家，道德自然會逐漸回歸。而一個干凈的國家，如果人人都不講規則卻大談道德，最終會墮落成為一個偽君子遍布的骯臟國家。
或言之，一個正常社會，其價值觀和行為準則，應該建立在“實然”的基石上，而不是“應然”的稀泥上。一個承認個人私欲，并堅決捍衛私有產權的社會，是正常社會，也是建立在磐石上的社會。反之，號稱“天下為公”、漠視個人私欲，不尊重私有財產的社會，是變態的社會。變態，是指違背了人類的本性；違背了人類的本性，豈不是反人類嗎？
第七，常態和瞬態
非洲獵豹的極限速度，能達到每小時120公里，因此，獵豹也被成為地球上跑得最快的猛獸。然而，這樣的狀態，不會超過10秒。超過10秒，獵豹就受不了了，必須停下來。不停下來，就有性命之憂。
不只是獵豹，獅子、老虎、狼等獵食性動物，都是如此：峰值速度很高，然而，峰值的維持時間很短。
造物主是充滿智慧的，也是以公平為原則來塑造世間萬物的。要是獵豹獅子老虎，跑得飛快，持續時間又長，草食動物還有活路嗎？猛獸想吃哪一個，就吃哪一個；想什么時候吃，就什么時候吃，草食動物勢必被一掃而空。食草動物滅絕了，猛獸們的末日，也就不遠了。
這就是自然法則：猛獸瞬間速度快，然而，持續時間短；食草動物峰值速度低，但是，可以連續不斷地奔跑。斑馬羚羊角馬等食草動物，只要躲過10秒鐘的峰值時間，就平安無事了。
對此，猛獸和食草動物，都是一清二楚的。沒有哪一個猛獸會以為自己能連續奔跑，也沒有哪一個食草動物，看見獅子躺在草地里睡覺，而放松了警惕。
瞬態和常態，截然不同，且不可混為一談。
不過，不要以為人比動物高明。人類將瞬態和常態混為一談，遠比動物要多。
比如，個人和集體之間的關系，到底是個體利益優先？還是集體利益優先？各有說辭。
舉個例子。
出海貿易，船上的貨，屬于多個不同貨主。請問，每個貨主的利益和集體之間的關系，該如何處理？
有兩種情況，需要考慮。
第一， 風平浪靜、平安無事的狀態：此時，個體利益優先，要保障每個貨主的貨物不受損害，避免進水、發霉、鼠害等導致貨物受損的情況發生。每一個人的貨物，都應該受到同等保障，無論多少和貴賤。
第二， 狂風巨浪、船要傾覆的狀態：船要翻了，所有人的利益，也就完蛋了。沒有集體，也就沒有任何一個單獨個體的利益。此時最要緊的，是要保障集體、也就是船不要沉沒。怎么辦？宣布進入緊急狀態，然后，個人交出自己貨物的處置權，由船長統一處置。無論貴賤，也無論多少，該扔到海里，就要扔到海里。如果有人違抗，以船長
以此類比，是不是可以說，在個人和集體之間的關系上，也有兩種狀態：1，和平時期；2，戰爭狀態。
一個國家或民族處于和平時期，就應該有和平時期的道德和行為規范。此時，個人利益高于集體利益，每一個人的私利，每一個的權利，都應該得到最大限度的尊重。簡言之，人權高于主權。
如果，一個國家和民族，面臨外敵入侵，整個民族陷于生死存亡之際，國家要毀滅，民族要滅亡。沒有國家的團結一致，就難以抵擋外敵。此時，國家和集體的利益，就要置于優先考慮的地位。只有保住了國，才能拯救家。簡言之，主權高于人權。
這就是說，強調主權高于人權，或一味地強調人權高于主權，都是偏頗的。只是，后一種偏頗更少，因為，一個國家處于戰爭狀態是瞬態，而非常態。和平時期遠比戰爭時期，要長的多。正確做法是，區分國家處于一種什么狀態。處于什么狀態，就要采取相應的道德規范，而不能亂用。
再舉一例。
和平時期，對稀缺物品可以拍賣，價高者得。
假設，一群人出游，被困在一個巖洞里，只剩下一箱礦泉水。此時，被困人群中有一個大富豪說，這箱礦泉水，我出一個億，買斷了。可以嗎？其他人不和他拼命，才怪。必須平分，保證人人有份兒。
我們不能將常態時期的行為規范，誤用于瞬態。反之，也是錯誤的。
49年之后，中國的歷次社會運動，多是錯誤地將戰爭年代的成功經驗，錯誤地移植到和平時期。比如舉國體制，在正常的經濟社會，從來沒有哪一種行為，是需要舉國參與的。科學家搞研究，工人做工，農民種地，運動員踢足球，各司其職，人盡其才，物盡其用，然后，構成一個多元、分工合作的社會，而不是全國人民一哄而上地大煉鋼鐵，其結果，必然是瞎折騰，誤國誤民。
因此，區分瞬態與常態之本質差異，應該成為一種社會共識。（2018年12月13日星期四）
第八，相對和絕對
中國人辯論中，有一種說辭是立于不敗之地的。
鄙人家里，老父和母親爭執時，只要我父親沒理了，他就會使出自己的殺手锏。說：行了行了，你都對！
至此，父母之間的爭吵，就會暫告一個段落。當然，只是一個段落，是中止，不是結束。過不了一刻鐘，沖突再起，什么原因不好說，但是，結束語是相同的，一定是我父親的“絕對真理”：行啦行啦，你都對。
以孔夫子的教導來說，要為尊者諱。我是不該拿自己的“家丑”做例子的。然而，一方面，我對孔夫子是不感冒的；另一方面，我父親不上網，也看不到我寫的任何一個字。
沒有一個人是不犯錯的，也就沒有一個人是永遠正確的。當然，中國的某個神奇組織，例外啊。為此，我父親的話，反倒是永遠對的。
這就是中國人辯論中常常采用的“絕對”手法。
你說：社會上有種種不平等。他說：世界上，哪兒有絕對的平等。
你說：官場的腐敗，太嚴重了。他說：哪一個政府沒有腐敗呢？是美國、日本？還是丹麥？
你說：日本真干凈。他說：日本就沒有垃圾嗎？
你說：中國是一個專制的國家。他說：民主也不是盡善盡美。
你說的是相對，他卻切換到絕對。手法之嫻熟，看上去天衣無縫。不是一個人如此，也不是某些人，而是社會中的多數人，持這種看法。
要說相對和絕對，是有關聯的。可是，真理和謬誤的距離，就是這么近。也就是說，當把一個在有限范圍的可行解，切換到無限時，正解馬上就會變成謬誤。反之，亦然。
世界上，確實沒有絕對的公平。然而，就像水面一樣，巨浪、大浪、小浪和微波，乃至水平如鏡，是一步一步地接近于水平的。不能因為不存在絕對的“平”，就否認“不平”的差別。
同樣，不能因為不存在絕對的公平，就否認中國社會的不平等程度，高于日本和歐美。更不能因為不存在絕對的公平，就停下人類追求平等的腳步。
絕對是人類的理想，相對是人類的現實。
世界上，從來沒有完美。但，從來沒有因為不存在完美，人類就放棄了追求完美的努力。
我們追求理想、自由和民主，并不是要達到終點，而是要讓今天比昨天好一點點，明天比今天更好一點。
或言之，不可實現才是絕對的價值所在。
要是真實現了絕對意義上的自由、平等和博愛，人類可干啥啊！
人類豈不會因為失去目標，而無聊致死啊。
第九，相似和相同
世界上，沒有兩片相同的樹葉，然而，相似的不計其數。
如此說來，相似是一種極為寬泛的關系，相同則要嚴格得多。
1%的相似，是相似；99%的相似，也是相似。如果，把完全不相似定義為0，把最相似定義為99，且，把相似度看作是0到99之間的連續分布的話，則相似關系是無限多的。
這就是說，即使是世界上最不相干的兩個東西，也能找到其相似之處。
比如，恒星和屎殼郎之間有相似之處嗎？有。
放在宇宙的尺度之下，恒星和屎殼郎都只是一粒微臣。
相似是無限的，相同卻是唯一的。
為此，絕不能將相似關系，等同于相同。或言之，將相似關系等同于相同關系來處理，是我們常犯的謬誤之一。
家國相似，可是絕不相同。
但是，自古而今，中國人都是家國不分、家國一體來處理社會問題的。就像歌詞里所唱：家是小國，國是大家。
家國之別，根本不在于規模大小、人口多少，而是家國是兩種根本不同的社會組織。
首先，家是自然的；國，是外力強制形成的。任何一個人，包括動物，都是在父母和家庭的照顧下，成長起來的。沒有父母和家庭，人，就成了孤兒。尤其是初生的嬰兒，失去了父母，就會死亡。一個人、動物，在學會基本的生存技能之前，脫離家庭，是不可想象的。國，顯然沒有這種功效。
其次，種族延續是家族的第一目標。國，是無生命的組織，無所謂生死，也無所謂是否延續。因為種族延續是家族第一目標，所以，最嚴重的家長專制，也不過是開明專制和有限專制，父親不是出于例外，是絕對不會對自己的兒子下毒手的。
與此相對，即使是最開明的皇帝，一怒之下，大臣們的腦袋可就搬了家。朱元璋當了皇帝，擅殺功臣，僅僅朱善長一案，就 殺掉了好幾萬人。
統計一下，中國五千年歷史長河中，父親殺死兒子的，有多少例？屈指可數吧！
儒家之所以將家國等量齊觀，是想把父子和君臣對應起來。即：是想以“管家”套“治國”。問題是，管家和治國，父子和君臣，等同嗎？
在家，父親大權在握，也沒有一種外在機制和力量對抗父權，但是，父權并沒有膨脹到“絕對專制”，也沒有囂張到對家庭成員生殺予奪。為什么？因為，血緣和親情，是一種內置的、足以抗衡蠻橫專斷的父權的最有效的“溫柔一刀”。不管父親多么冷血，對自己的兒子大開殺戒，是絕無僅有的。
先看一例。
《紅樓夢》里，寶玉看見賈政，像老鼠見了貓，曹雪芹這么寫，是對“家長制”恨之入骨。實際上，賈政只打過寶玉一次，就這一次，還因為下手重了，后悔個沒完。打了寶玉之后，賈政表現如下：
“彼時，賈政見賈母氣未全消，不敢自便，也只得跟了進去。看看寶玉，果然打重了。再看看王夫人，兒啊肉啊哭個沒完……，賈政聽了也就灰心，自悔不該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先勸賈母，賈母含淚說道：你不出去，還在這里做什么！難道于心不足，還要眼看著他死了才去不成！賈政聽說，方退了出來。”
這是小說，或許不當真。再看一個真的，體會一下。
李斯，中國第一任丞相，曾在秦始皇和二世手下工作。暴秦世所公認，可不都是商鞅、秦始皇和秦二世干的，李斯的貢獻也是大大的。這么一位“黑手黨”，面對自己的兒子，也是“柔腸寸斷”。
李斯，被趙高所害，判了死刑。行刑當天，他的二兒子，和李斯一起押赴刑場。父子相見，李斯說：“我多想，再和你一起，牽著黃毛獵狗，到家鄉上蔡東門外的野地里，逮兔子。可那樣的日子還會再有嗎？”
說完，父子倆一起痛哭。
可見，苛政和暴行都是對外人的，對自家兒女下不了手。原因很簡單，“虎毒不食子”，何況是人。這意味著，父子之間不平等、不對稱的權力結構，總是可以被血濃于水的人情所消解，父權總會被父子之間的人倫所軟化。最壞的家庭專制，也不過是“有情和有限專制”，絕不會墮落到“無情和無限專制”的深淵。
儒家之錯，就在于將家國之間的相似關系，混淆為相同關系。繼而，以君臣模擬父子，并試圖將管家的手段，擴展到治國。
大謬也！
朱元璋殺臣如麻，哪一個父親能對自家兒臣下如此毒手？或者說，朱元璋殺過自己的兒子嗎？如果沒有，君臣關系怎么可以和父子相比？如果君臣關系不能和父子關系作比，家國一體的政治幻想、齊家治國的邏輯，還能成立？
第十，是非與成敗
成敗與是非無關。換言之，一個人的成功，絕對不意味著其有理。相反，在中國這樣一個數千年來、只問結果不擇手段的古國，成功幾乎是流氓的代名詞。你沒有成功，只能說明你不夠流氓，說明你手段不夠黑，臉皮不夠厚。
但，可笑在于，中國人倒果為因，以成功證明其有理。
比如，我的一個大學同學，女生。和我爭論時說，你說人家南開大學艾躍進教授不好，水平不高，但是，你要知道，人家艾躍進的書，不愁賣！你說你的書好，怎么銷量沒幾本呢!
說別的，也就罷了。
這么說，我真是怒了。只是看在她是女生的面上，我忍了。否則，我只想明確無誤地告訴她，她就是一個白癡。
成功和有理，是兩回事。成功，不一定有理；就像成吉思汗建立了史無前例的大帝國，但，并不代表他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一樣。恰恰相反，他代表的，是破壞先進生產力的代表。
“人為財死鳥為食亡”，人類追逐個體和團體利益，和動物覓食，毫無區別。兩只狗為了爭奪食物，打架，一只贏了，另一只輸了，難道說贏了的那只狗，就代表真理和正義嗎？ No。
換言之，幾乎所有的人類紛爭，背后都隱含著不可告人的利益企圖。然而，勝出的一方，掌握了話語權，也就獲得了書寫歷史和真理的權力。為了將自己裝扮為道德楷模，就極力地美化自己和抹黑對手，于是，勝利的一方，就代表了正確；失敗的一方，就“失道寡助”了。
以商紂王為例。
無論是正史、野史，還是在文學作品中，紂王都是一個十惡不赦的暴君，酒池肉林，烽火戲諸侯，罄竹難書。然而，民國大家傅斯年先生經過嚴格考證證實：紂王的名聲，是一點一點變壞的。推翻紂王的周王朝，為了樹立自己的正當性，就不擇手段地貶低紂王，將所有的罪名和惡行，都加在紂王身上。
這就是中國歷史的邏輯：每一個開國皇帝都是神，每一個末代皇帝都是魔。
所以如此，有一個重要原因：末代皇帝的歷史，是由下一個反叛成功的王朝書寫的。為了說明自己的偉大光榮和正確，那么，前一個王朝就必定是“暗無天日”的舊社會。開國皇帝的歷史，是自己給自己寫的，自我表揚也就在所難免了。
以成敗代替是非，會帶來一個直接的后果：為了結果不擇手段。
為了證明自己是對的，必須要贏；輸了，就是錯了。于是，勝利就有了雙重的意義，一方面“證明”自己行，同時，還“證明”了自己是對的。
我上小學的時候，老師就諄諄告誡我們：數學題光是答案對，不行；演算步驟也要對。步驟不對，光是答案對，很可能是蒙的，還可能是抄別人的。
要是在馬拉松比賽中，只看誰第一個跑到終點而不問他是怎么來的、就給予獎勵的話，有人就會吃興奮劑，有人就會搭便車，有人就會抄近道，甚至，還會有人給他人下黑腳。要是只論財富多少、不問是否取之有道的話，就會有人為了錢而大肆地破壞環境、污染水源、壓榨勞工、偷稅漏稅，甚至殺人越貨。
或言之，一個只問成功、不問是非，以成敗取代是非的社會，最終，將由人類社會返回叢林，成為一個弱肉強食的野蠻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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