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1日，《財經》(博客,微博)雜志、《財經智庫》和沙特基礎工業公司聯合聯合發布《全球經濟信心指數》報告，并舉辦主題為“財經前沿——2021：全球經濟強勁復蘇？”的論壇，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蔡昉出席并發表主旨演講。
蔡昉在發言中指出，中美經濟的復蘇有諸多不對稱性，中國應防止美國經濟復蘇帶來的負面外溢效益。蔡昉稱，從時間上看，中國最先戰勝疫情，經濟率先復蘇，美國遲滯了很長時間，可以說差不多一年才開始復蘇，時間上有一個巨大的差異。但這個差異在一定時間內提供了一個好的機會窗口，比如出口，在一段時間內，我們率先復蘇，我們的商品可以出口，斷裂的產業鏈，我們可以填補空白，所以在一段時間內，我們的出口表現非常突出。但是，隨著其他國家的復蘇，我們的時間窗口可能就會關閉，特有的機會出口可能就不存在了。
蔡昉表示中國需求側復蘇比供給側復蘇滯后，消費不振可能會成為一個長期風險。預計中國總人口在2025年之前會達到峰值，而這會造成潛在增長率的下降，將對消費需求產生不利影響。
蔡昉認為，除了培育中等收入群體外，沒有別的出路。如果不能通過消費大規模復蘇引導經濟回正軌，就可能產生長期趨勢慢變量（人口老齡化問題）的提前兌現。
以下為發言實錄：
蔡昉：我談一談關于經濟復蘇的幾個觀察和觀點，當然了，我們今天也討論國際的經濟復蘇，也討論中國的問題，我主要討論中國的問題，但為了更好地銜接朱行長談到了美國，我想從美國的問題入手，過渡到中國問題。
今天報告講到了兩個，一個是會議的主題，叫全球經濟強勁復蘇？一個是報告的主題，叫全球經濟穩步復蘇。這兩個也都還是一種判斷，歸根結底，還需要觀察。但不管怎么說，比幾個月前，甚至比一個月前，世界經濟呈現更好的復蘇態勢，這一點是沒有問題的。
首先，美國跟中國的復蘇有沒有什么協調關系，或者說不協調的關系？總的來說，美國經濟的復蘇和中國經濟的復蘇有諸多不對稱性，這些不對稱性，在某一個特定的時刻，可能對某一個國家更有利一些，在另一個特定時刻，可能又變成不利因素了，但總的來說，是給我們帶來挑戰的。所以我想點出這么幾點，總的看，我們要防止美國經濟復蘇帶來的一些負面的外溢效益。
第一，從時間上看，中國最先戰勝疫情，經濟率先復蘇，這是我們的一個機會，美國遲滯了很長時間，可以說差不多一年才開始復蘇，時間上有一個巨大的差異。但這個差異在一定時間內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好的機會窗口，比如出口，在一段時間內，我們率先復蘇，我們的商品可以出口，斷裂的產業鏈，我們可以填補空白，所以在一段時間內，我們的出口表現非常突出。但是，隨著其他國家的復蘇，我們的時間窗口可能就會關閉，就說我們還是一個正常的出口者，特有的機會出口可能就不存在了。這時候回到常態，常態是什么呢？雖然我們面臨著“拜登過熱”、通貨膨脹之劍，但如果這個概率沒有發生，或者這個概率發生了以后，世界經濟還會回到它本來的常態，我想這個趨勢可能不變，總的來說就是兩個：一是世界經濟仍然處在或仍將處在長期停滯的狀態，基本特征就是低通脹率，低利率，低增長率，或許可以加上“兩高”：高齡化、高負債，這個趨勢至少從經濟危機以來就是這個趨勢。我記得2019年9月份薩默斯講過一句話，說美國距離得日本病就差一次嚴重的衰退，幾個月以后這個嚴重的衰退就發生了，我想可能還會回去。二是從金融危機以后，我們看到了一個逆全球化的趨勢，這個趨勢由于在應對疫情的過程中展示出了供應鏈的脆弱性，以及人們對原來的盟友、同一個集團成員國之間關系的不信任，當然他們還說供應源頭過多集中在中國這樣的地方，他們覺得要分散風險，因此經濟發展的內部傾向也會加強，所以我想逆全球化還是一個長期的趨勢，盡管我們并不能說全球化就會逆轉，但它是一股逆流。
第二，從復蘇的促動因素上看，也有一個不對稱性。中國更多的是靠生產率先復蘇，我們復工復產，但相對來說復商復市有些滯后，這個滯后和我們的政策有一定的關系，因為我們當時比較強調保市場主體，相反，美國更多的是保人，也不保崗位，也不保市場主體，直接對人，給了很多錢，這是前所未有的。這就決定了我們產生出一些特點，二產復蘇比三產領先一些，消費復蘇比生產復蘇滯后一些，農民工的返城比就業整體的復蘇和城市居民的就業復蘇也要滯后一些，總的來說，需求側的復蘇比供給側的復蘇滯后一些，這樣就會帶來，和長期的趨勢銜接起來，有可能造成風險。許召元也講到了，大家認為風險排第三的是消費不振，我想消費不振可能確實成為一個風險，而且是長期的風險。當然CPI和PPI相比，也可以看到兩者之間的差異性。
第三，就業復蘇上看，也有很大的不對稱性，中國和美國相比。當我們說就業復蘇的時候，不是說從六點幾的失業率退回到零失業率，我們要退回到正常失業率，經濟學家叫做自然失業率，就是結構性的、摩擦性的，在任何時候都會有的，和經濟波動周期沒有關系，和沖擊沒有關系。但是，一般有一個規律，在一次大的衰退、大型沖擊之后，恢復的時候自然失業率會上升，大家通常說自然失業率不變，我認為中國的自然失業率大體上是5%，美國可能認為他們是4%，一般是不會變的，我們復蘇就是要從高于5%的地方回到5%，消除掉的部分就是周期失業，但通常在衰退以后，自然失業率會上升，為什么？因為在衰退的時候會產生一個創造性的破壞，破壞的首先是那些過時的和比較低端的，要求技能不高的產業，相應的產能沒了，企業沒了，但人還在。這些人的技能，面對改變的技術結構找工作難度更大，因此他會在勞動力市場上花更多的時間經受摩擦和經受結構性的技能、崗位不適應的摩擦過程，因此，自然失業率會提高。但和美國相比，中國提高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就應對技術變遷的挑戰、應對產業結構飛速變化的要求、應對經濟增長動能的轉變等等一系列要求來說，中國的緊迫性更強，美國總體上處在長期的穩態過程中，同樣遭受一次經濟沖擊，我們受到的影響會大一些。因此，相對于變化了的自然失業率，事后的恢復難度就更大，人們回到那個就業崗位上的機遇可能小了一些。
我看到2月份的城鎮調查失業率是5.5%，和過去5個月相比都是上升的，說明我們復蘇的任務遠遠沒有完成，尤其是因為人們失掉過工作，失掉過收入，收入減少以后，消費確實受到了影響，這個影響必然會帶來復蘇的困難。
這是我對中美之間復蘇不對稱性的一點分析，我覺得需要引起我們重視。
下面我再談兩個問題，關于中國復蘇需要注意的問題：第一，還是和美國有關，朱民行長講到了風險性，他說有很大的概率會變成通貨膨脹，帶來巨大的災難。很大的概率并沒說百分之百，如果還有一個小的概率，沒有通貨膨脹崩潰，我們可能會發現拜登的刺激方案中有很多和羅斯福新政相似的地方，既有基礎設施的建設，它是為長期的經濟繁榮創造一些基礎條件，恰恰是美國長期的短板。還有一個重建福利國家的趨勢，現在大家都講世界經濟新常態叫做長期停滯，長期停滯預言是從上世紀30年代就開始被人說起，1937年凱恩斯在英國做的一個報告說到了這個意思，人口增長緩慢會帶來經濟的災難，主要是因為需求不足，除非改善收入分配，政府加大再分配力度。第二年在美國漢斯也做了一個報告，大體上跟凱恩斯的意思差不多，如果收入分配改善，政府多花一點錢改善福利，恰恰那時候美國有羅斯福新政，英國有貝弗里奇報告，后來按這個報告形成了福利國家。兩個經濟學家做了長期預測之后沒有發生，一直延續到80年代，直到里根、撒切爾上臺以后才改變了這個趨勢，我覺得拜登的計劃中含有這個因素，這個我們應該進行一些比較，能夠跟它保持一定的協調性。
第二，我們要防止一個長期的慢變的趨勢，通過一次衰退，通過一次沖擊，變成了加快提前的兌現，經濟史上經常看到一個趨勢，可能是緩慢的往那兒走，人們本來預期是需要10年、20年的時間，但突然有一次突發事件一下把時間提前了，我們現在面臨著這樣一個東西，就是中國的老齡化。整個老齡化過程中，有兩個轉折點或者引爆點，一個引爆點已經發生了，2010年勞動年齡人口的峰值，在某種程度上，這個引爆點和我們當時遭遇金融危機有一定關系的，我們經濟增長速度正好從2012年以后一直向下走。現在我們面臨著第二個引爆點是2025年之前，中國的總人口會達到峰值，之后就是負增長。原來我說的保守一些，可能在2025年到2035年之間，現在看，我們去年已經很接近于零增長了，所以我覺得2025年之前會達到。總人口的零增長和負增長帶來的是什么呢？如果第一次引爆點帶來的是供給側的沖擊，潛在增長率下降，這一次的引爆點，同樣會造成潛在增長率的下降，更多的會造成需求不足，投資需求不足。我們現在最需要的是消費需求，而恰恰第二個人口引爆點對消費需求產生了非常不利的影響。
大體上三個效應：一是人口總量效應，人生下來就是消費者，我們做的用戶調查發現，人們的勞動收入在20—60歲之間才有，三、四十歲達到最高點，但人的消費從生下來到去世，基本上是一個平行線，略微下行，人就是消費者，人口的增長緩慢，消費增長就緩慢，如果其他條件不變。人口負增長，其他條件不變，消費也負增長。當然不會其他條件不變。二是人口年齡結構效應。經濟學家都知道，人老了以后消費傾向下降，在西方國家老年人收入不低，有財產收入，但他們的消費也減少，他們說這叫退休消費之謎，中國更是。由于對未來的預期，現在是現收現付，繳納養老保險支付給退休的人，但我并不知道我退休的時候養老保險還能不能保障，因為人口撫養比變化了，因此現在的人也會受到影響，除此之外，還有很強的繳納社會保險的負擔，他們消費也是在縮小的，除了孩子，孩子消費多，但孩子的人數越來越小，比重越來越小。三是收入分配效應，如果收入分配差距比較大，窮人邊際消費傾向高，但收入低，富人不愿意消費，但收入都到他那兒去了，也會影響到消費。這些東西是一個趨勢，原來說還有幾年的時間，但這一次，如果不能通過消費大規模復蘇引導整個中國經濟回到正軌，也可能會產生長期趨勢慢變量的提前兌現。
張燕冬：謝謝蔡老師。實際上蔡老師不完全同意朱老師提出的“拜登過熱”可能導致“拜登危機”，提到了當年的羅斯福，我們只知道凱恩斯，事實上美國當時進行了一場進步運動，它改變了整個范式，從最初的完全站在市場的角度，美國進行了一個公平，而且是政府出擊的一個過程，直到里根和撒切爾夫人上臺，全球私有化開始。我更站在蔡老師這邊，其實拜登是我的校友，他就是受了行政管理的影響，完全受政府怎么發揮作用的這一點的影響。
有一個問題，消費問題、內需問題對中國經濟持續發展非常重要，這個問題始終不夠理想，我們消費不振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應該怎么突破？
蔡昉：對中國來說非常簡單，人們的收入增長是很快的，但我們低收入群體比較大，在十八大以來，我們解決了大概一億人的擺脫絕對貧困。絕對貧困的標準只是相對比較低的，比世界銀行的1.9美元/天的標準是要高的，我們是2.3美元，但脫貧以后仍然處在低收入群體之中，真正消費的主要生力軍是中等收入群體，我覺得也沒有別的出路，從今天開始，我們就培養中等收入群體，現在說有4.7億中等收入群體，要實現中等收入倍增，倍增從人數上是完全應該的，我們過去有一億人擺脫絕對貧困，絕對貧困擺脫以后意味著從低收入到中等收入的過程，其實是需要培養的，我們要解決相對貧困，鄉村振興等等促進他們走向中等收入。
第二個群體，大家知道有2.9億農民工，其中有1.73億是進城的，進城里又有1.35億基本住在城市，比較穩定，不回去的，這些人至少解決一半市民化基本就會成為中等收入群體，很多人的收入已經成為中等收入群體，但是社會保障等等還不夠，還有不穩定的因素，給了戶口，其中相當多的人就變成中等收入群體。
我們知道，中國60歲以上的人口有2.46億，65歲以上的也有1億多，能夠讓老年人通過延遲退休，但不是說不給養老金了，而是努力提高勞動參與率，增加收入。養老金的支付更充分一些，覆蓋率能夠達到100%。能夠增強整個社會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讓他們不要為隔代的孩子有後顧之憂，應該讓這批人過上中等收入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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