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以來，人們對日本文化的接觸，大多是從一本《菊與刀》開始的。
一手菊花（皇室的象征），一手武士刀，好戰而溫和、傲慢而尚禮的矛盾沖突，滿足了外界對這個國家的所有好奇。
在書中，美國人類學家本尼科迪特對這種雙重性做出了解釋，她認為一切歸因于日本的恥感文化。不同于西方的“罪感文化”，“恥感文化”更在意他人的目光，習慣以他人評價為基準來調整自己的行為。
有趣的是，這一文化衍生出了另一種傳統——道歉。從見面打招呼、意外犯錯到害人性命，這一禮儀深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從30°的致歉到90°的謝罪，姿勢也應有盡有。正所謂過猶不及，當道歉變得和吃飯喝水一樣正常之后，彎腰下跪大概也就只剩下個形式了。
于是，在二戰結束后的第76個年頭里，我們看到了這樣吊詭諷刺又令人氣憤的一幕：
4月13日，日本政府一邊誠懇地向本國民眾和全世界道歉，一邊官宣決定在2023年將福島第一核電站核污水排入大海。
而這一反人類行為的始作俑者，東京電力公司，時隔10年再次被推上風口浪尖，讓全世界見識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爛到不能倒”（too suck to fall）。
1人禍，人禍？人禍！
復盤福島核泄漏事故的始末：即使經歷了10年的沉淀，真相仍然迷霧重重。
2011年3月11日，一場9級大地震襲擊了日本東部海岸，帶走了15000人的生命，也打開了潘多拉的魔盒。
核反應堆需要持續的冷卻水來給它降溫，而輸送冷卻水的電來自反應堆本身。在地震劇烈的沖擊之下，福島第一核電站三座運行中的反應堆自動觸發停機，緊接著14m高的巨大海浪越過防洪堤席卷而來，摧毀了備用供電的柴油發電機，冷卻進程戛然而止。
不知道出于什么樣的理由，東電沒有在第一時間發布福島核電站冷卻系統失靈的消息。
切爾諾貝利核事故中，4號機組失去冷卻不過幾十分鐘，堆芯就已經大量熔毀并發生了爆炸。福島這三顆定時炸彈如鯁在喉，有工程師建議引加硼海水倒灌進行冷卻，但卻沒有一個領導敢于拍板，因為這樣做的后果是核電機組將徹底報廢，東電數億美元的投資毀于一旦。
所以，他們想到了另一個好主意——泄壓，將反應堆內的放射性蒸汽排放到空氣中，降低反應堆內的壓力，以便繼續注入冷卻水。雖然放射性氣體的釋放會污染周圍的環境，包括土地和海洋，但好歹能保住反應堆。
泄壓的操作反復進行了幾次，每一次東電都召開新聞發布會，表示自己這是“迫不得已”，再然后就是鞠躬、致歉……
也許，在另一個擁有良知且沒有互相推諉的平行時空，歷史書對地震中的福島核電站的描述僅有寥寥幾筆，但現實往往比魯迅先生筆下的世界更加諷刺。3月12日，電視上播放著核電站冒著大火和濃煙的畫面，這一幕讓時任首相的菅直人驚呆了，但等了一個多小時都沒能等來東電的事故報告。
事已至此，東電雙手一攤，自認該做的努力都做了。對外堅決否認發生核泄露，同時撤離了核電站800多名工作人員，只留下了50位“自愿戰斗到最后”的勇士。為了謳歌人類面對災難時的悲壯前行，東京電力斥巨資拍了一部電影《福島五十勇士》，以此紀念那些曾經為國獻身的英雄們。至于這些人是不是日本記者所謂的黑社會請來的“臨時工”，早就不重要了。
在每個關鍵節點都做出了錯誤的決定，將福島一步步推向深淵，原本四級的天災硬生生變成了七級特大核事故，和切爾諾貝利一個等級。而災難的全程，東京電力的總裁銷聲匿跡數周，直到后來宣布辭職；只有身著藍色連褲衣的東電工作人員一連幾天不停地向人群九十度鞠躬，卻不能提供任何實質性的信息。
與此同時，福島的核廢水不斷地流向大海。尤其是當年4月4日，東電一次性向海中排放了1.15萬噸含低濃度放射物質的污水，按韓國媒體的說法，這些污水所含放射物質濃度超出日方法定排放標準的100倍。
災難已經無可挽回的兩個月后，東電終于承認此前隱瞞了“堆芯熔化”以及核燃料泄露等等丑聞，然后高層集體鞠躬成90度，道歉態度積極，聲稱震災百年一遇。隨著各種負面消息不斷被曝光，一時之間社會輿論形成巨大的浪潮，全日本的各大門戶網站上充斥著“絞死戰犯”的聲音。
但人類的記憶總是有限的，再如何挑戰三觀的事情也免不了漸漸被人淡忘。2012年，政府出資1萬億日元為東電擦屁股，代價是國有化。而該為事故負責的高層三人，被宣判為“無罪”，只是辭職了事。
作為一個延續了幾十年的壟斷企業，東電很大，大到承擔著全日本近1/6的電力供應；但它也很爛，爛到了不把數萬人的生命安全當回事。
311事件以后，核電站周圍30公里的區域共有約16萬人被迫暫時或長久疏散，綠色的植被重新占領了這塊無人地帶，再難看到歷史性災難的痕跡，但是東電背后日本長達數十年的核腐敗仍然藏在層層歷史迷霧背后，為人們所不知。
2日本核末日的“吹哨人”
面對觸目驚心的日本核腐敗，有沒有人站出來說話呢？
有。
福島核災的16年前，有人以“平井憲夫”的筆名發文《希望你了解核電到底是什么玩意》，在網絡上掀起了軒然大波。文中揭露了日本政府、財閥是如何利用核電謀取私利，提醒世人日本核電站就是一個豆腐渣工程。
1996年，平井憲夫預言，“如果大地震來襲……日本承包商焊接的配管會墜落，原子爐會失去控制……不知道會發生何等恐怖的事情�！�，“日本的核電站發生事故時，什么安全裝置從來不會派上用場！”
在平井之后，不時有其他核電人士用筆名悄悄揭露日本核電管理的混亂與草菅人命，但沒人敢和能量滔天的大財閥們公開對線，直到2011年福島核事故爆發。亂糟糟的一年里，各種丑聞讓各方勢力自顧不暇，由平井憲夫演講整理而成的《核電員工最后的遺言》得以問世。
說來諷刺，在人們為毒瘤爆發付出代價的時候，才終于對這個毒瘤有所了解。
以東京電力公司為例，其前身是1883年創立的“東京電燈”，日本勢力最大的財閥之一，和日本政客的關系盤根錯節，前首相福田康夫和東電上層間的密切關系，更是公開的秘密。
背靠日本大財閥，又依靠政府的關系，東電順利完成壟斷，成為全球最大的民營核電公司，其旗下的核電站承擔日本核能發電的一半份額。
這家企業每年向日本主要政黨巨額捐贈，大部分獻給了長期執政的自民黨；很多退休的主管官員，也都去這家企業領取高昂的顧問薪資，比如2010年被聘請的日本前能源廳長官石田徹。反過來，也有不少的東電高管離職后從政，比如東電的前副社長加納時男，1998年競選國會參議院議員成功，最后成了國土交通省副大臣。
東京電力1977年之后對核電站的199次定期檢查，全都有安全隱患，并且在1978年還發生過兩次嚴重的核反應堆事故。但在“鈔能力”的幫助下，這些情況要么被篡改了數據，要么被隱瞞了下來，甚至2000年一封內部檢舉信也沒激起什么波瀾。
一直到2002年被美國通用電器公司（GE）實錘，東電才一邊承認過錯一邊鞠躬道歉，至于屢次違背法律的代價，不過是幾個高管引咎辭職，以及政府的強烈譴責和警告。
除了政界，財閥的力量也逐漸觸及到學界，交好一些核工業、核物理等領域的專家學者，后者則站在企業的立場提出核能相關政策，監督核電安全運營，提供核能研究成果等等。1997年東電強行更換反應爐導致2000多員工被嚴重核輻射，然后向長崎大學醫學部捐贈9000萬日元（約710萬人民幣），只要求開一個講座，題為——低線量放射線對人體的影響。
這些僅僅是被媒體曝光的新聞，關于“官、商、學”勾結的日本核產業，平井憲夫揭露的更為徹底。
蚍蜉撼樹者，可以為英雄。但歷史上自帶光環的人物，往往下場都不會太好，在財閥集團的打壓下，平井憲夫離群索居、經濟拮據，最終于1996年死于核輻射引發的癌癥，發臭的尸體直到一周后才被發現，為正義奔走的事業也后繼無人。
1967年，曾獲諾貝爾和平獎的日本首相佐藤榮作提出“日本無核三原則”：日本不會擁有、制造、運進核武器。3年之后福島核電站開機投產。
40多年后的今天，日本仍然沒有核武器，但是卻具備了把全世界拖下水的“核能力”……這真的是天大的諷刺。
值得一提的是，這位“和平首相”佐藤榮作，正是當年二戰時叱咤東北滿洲的戰犯級人物岸信介的外侄（岸信介原姓佐藤，即“佐藤信介”）。佐藤的表外甥則是安倍晉三。這也使得佐藤家族榮獲“一門三宰相”的美稱。
某種程度上來說，財閥就是政府。
3“在日本，財閥就是政府”
大而不倒的東京電力，和越過道德底線的核腐敗，背后直指日本經濟社會的頑疾與毒瘤：
財閥。
日本六大財閥把持了全日本60%的資產、55％的總資本、60％的進口和20%的就業人口。
大和民族的崛起始于明治維新。在新政府的誕生過程中，一些大膽的豪商以金錢資助倒幕勢力，因此成為特權商人，即“政商”。
而后在明治政府的“殖產興業”政策下，形成了一股國有企業私有化的浪潮，特權商人以低廉的價格接收了大量的工業企業，涉及的領域大多關乎國計民生，例如運輸、紡紗、銀行以及鋼鐵等，由此誕生了一批壟斷寡頭。
甲午戰爭之中，這些商社再次攫取大量的利益，日漸龐大起來。后來經過不斷的兼并重組，形成了以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為領頭羊的四大財閥，以及其他數十個規模不一的中小財閥。
20世紀30年代前后，完成原始積累的財閥已經在經濟上占據了支配地位，甚至開始影響政治，推動戰爭。
然而，劇情的走向和想象中完全不同，二戰成為他們的轉折點。
1940年，一群被稱作“改革派官僚”的人正在試圖改變日本，為了確保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取得勝利，他們建立起“總動員體制”，對各產業實行國家同祉。
戰前的日本，企業主要依靠發行股票或公司債券的直接金融方式來籌集資金，靠向銀行貸款來獲得資金的間接金融所占比例較小。對此，改革派官僚進行了統制式金融改革，1942年出臺《日本銀行法》，確立“銀行中心主義”，改由日本興業銀行(601166,股吧)等銀行為企業提供資金，并規定“日本銀行必須以達成國家目標為使命進行運營”，意在逐步排除股東對企業的支配。
日本戰敗后，美國占領軍為了不讓軍國主義復活，解散日本軍隊的同時，還頒布《禁止壟斷法》、《排除過度經濟力量集中法》，強行將四大財閥肢解成眾多小公司，當時最大的三井被拆分為273家公司。
陷入低谷沒多久，朝鮮戰爭爆發，這些財閥趁機死灰復燃，以“財團”的形式再次出現，經過長時間的洗牌形成了“六足鼎立”的格局：三菱、三和、住友、三井、第一勸業和富士財團。
由于統制派主導改革的經濟制度，戰后幾乎原封不動地被繼承下來，財團的模式和以前大不相同——以銀行等金融機構為中心，財團內的企業相互之間環形持股。同時，吸取了教訓的財閥，彼此之間開始交叉持股，并且通過相互聯姻確保財閥間的團結共生同進退。
千禧年以后，這6家財團先后又進一步合并成了三大金融控股集團：
MUFG（三菱UFG金融集團）——三菱財團、三和財團
Mizuho FG（瑞穗金融集團）——第一勸銀財團、興銀財團、富士財團
SMFG（三井住友金融集團）——三井財團、住友財團
經歷過盛極而衰、否極泰來，日本財團雖然脫離了過去家長式的控制，但對日本的壟斷日益加深。憑借手中的資本，左右政治走向也并非什么難事。
1955年，三井財團下轄的東芝公司社長——石坂泰三聯合了一些財界大佬，就把當時的首相鳩山擼下了臺。看似大權在握的日本首相，也斗不過這些真正的幕后大佬。
東電背后的財閥——勝俁家族——雖然不是三菱三井這種財閥巨頭，但一門三兄弟至少也壟斷日本鋼鐵、能源、零售、電力幾大行業。
4結語
財閥始于政商的結合，天然帶有壟斷屬性。最初只是壟斷一個行業，后來壟斷民生，最后甚至可以影響國家，但它始終是資本，而資本的唯一特征就是逐利。
不可否認，戰后日本的快速發展中財閥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因為他們能將國內國外的資源有效調動起來。但是，當一個國家從發展效率轉向安全、公平的時候，財閥的存在就不可避免地會與國家乃至民眾的目標產生沖突，而結果世人已有目共睹。
日本政府與國民經濟被財閥劫持，不斷“作惡”，終至與全球為敵，值得每一個國家警惕深思。而政府如何“馴服”財閥，為民所用，則是留給人類的另一個歷史課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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