掃碼觀看鄧中夏北京足跡
位于五四大街上的五四運動紀念碑。 新京報記者 李欣侗 攝
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舊址。我們視頻截圖
《工人的勝利》刊印心美（即鄧中夏）所作的漫畫。 新京報記者 陳超攝
一百多年前的那個5月，一場以五四運動為代表的愛國救亡運動在全國如火如荼地展開，學生、工人、市民先后響應，大家目標明確——堅決不在屈辱的巴黎和約上簽字，罷免親日賣國賊。
在北京，學生們組織了集會游行，痛毆漢奸，一把火燒了趙家樓曹汝霖住宅。其中一位積極參與者，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中國工人運動的杰出領袖鄧中夏。
不止學生運動，當時鄧中夏還參與組織了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建立了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將革命的火種向群眾和工人播撒。因為他深知，唯有大家都動員起來，才能達到改造中國的目的。
五四大街
創辦《國民》雜志 積極參加五四運動等斗爭
春末夏初的北京天氣不錯，行走在貫穿東西的五四大街上，常能遇見來來往往的旅行團。
游客們有兩個固定打卡點，一是北大紅樓，曾經的北京大學第一院，現在的新文化(300336,股吧)運動紀念館；二是五四運動紀念碑，上面鐫刻著李大釗、毛澤東等人的肖像，還有《新青年》雜志封面。
百年前，鄧中夏和這兩個地點都有深刻交集。
1917年，鄧中夏考進北京大學國文系，最初，他醉心于各類古書，但志趣很快發生變化。一次，一位舊同學從鄉下到京，在長沙花了三塊銀元買了王先謙注的《莊子》給他，誰知道他幾下就給撕毀了，并明確表示，在這種大變革的時代，繼續關起門來啃古書，是不能解決實際問題的。[1]
之后，鄧中夏開始大量閱讀新出版的書籍和雜志，學習、研究新思想，并投身于愛國運動之中。1918年5月，北京兩千多名大學生舉行游行示威，抗議《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鄧中夏是組織者和領導者之一。這場運動最終失敗，愛國學生們認識到，必須組織起來進行深入持久的斗爭，一個全國秘密團體——學生救國會隨即成立，鄧中夏是負責人之一。[2]
“當時，鄧中夏還在救國會辦《國民》雜志，刊登了很多具有愛國熱情的文章，為后來愛國救亡運動的爆發做了一定的思想準備。”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原主任謝蔭明介紹。
1919年5月，中國在巴黎和會外交失敗的消息傳到了北京，鄧中夏等人當天下午就召集《國民》雜志社的各校學生代表召開緊急會議，大家約定“齊集天安門舉行學界之大示威”。
1919年5月4日下午1時許，北京13所高等學校的學生3000多人，從四面八方陸續匯集天安門，北京大學的隊伍出發后，被北京政府教育部的代表和警察阻攔。鄧中夏等學生代表與其展開辯論，終于突破阻攔，急速向天安門進發。北大學生隊伍到達后，隨即舉行會議。大會通過了由北大學生起草的《北京學生界宣言》，接著開始游行。[3]
在進入東交民巷未果后，學生們轉向趙家樓，放火燒了賣國賊曹汝霖的公館。
最終，這場五四運動取得勝利，中國代表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曹張陸賣國賊也被免職，揭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
其后不久，由李大釗牽頭的馬克思主義學說研究會在北大紅樓成立，鄧中夏亦積極參與。
謝蔭明表示，“出于對國家命運的關心，鄧中夏努力探討各種救國理論，學習馬克思主義學說以及其他一些歐洲社會主義學說。他不僅學國文，對哲學和經濟學也有涉獵，還跟著邵飄萍學習了新聞學方面的知識。可以說，在北大期間，鄧中夏學習成績優異，且積極參加愛國運動，奠定了一生的報國之志。”
東便門蟠桃宮舊址
組織平民教育講演團 傳播新理論新知識
隨著革命逐漸深入，鄧中夏意識到，僅僅依靠學生的力量是不夠的。
“在他看來，只有工人或者民眾都動員起來，才能形成巨大的聲勢，才能達到改造中國的目的，于是組織了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帶大家到街頭演講，使群眾懂得了許多反帝反封建的道理。”謝蔭明說。
講演團團員編成4個小組，在鄧中夏等人的率領下，到北京東便門外蟠桃宮舉行露天演講。鄧中夏演講的題目是《現在的皇帝倒霉了》，其他團員演講的題目有《平民教育演講之意義》《愛國》《國民應盡之責任》等。他們的演講受到廣大勞動群眾的熱烈歡迎。有一天，“黃沙滿天，不堪張目”，但演講照常進行,“聽講者之踴躍，實出乎意料之外”。[4]
謝蔭明表示，《現在的皇帝倒霉了》既生動又通俗，而且具有一定的理論高度，便于深入淺出地向群眾宣傳。
最初，講演團只有39人，后來不斷有新成員加入，到1925年9月，記載的成員有121人之多。
如今，蟠桃宮已經不復存在，附近建起了明城墻遺址公園。尋跡那天是大晴天，綠道上，行人走走停停。一處城墻下，立著一塊標注“蟠桃宮舊址”的石碑，不遠處的座椅上，學生們正嬉戲打鬧。如此貼近群眾的特性，或許正是鄧中夏選擇此處的原因。
五四運動后，講演團活動范圍擴展到廣大的鄉村，受眾既有城市的平民，也包括鄉村的百姓及工人。也就是說，他們除了城市講演之外，同時注重鄉村講演、工廠講演。如后來到北京郊區的農村地區即通州、長辛店、七里莊等地。[5]
講演團并不是都講革命道理，也講很多自然科學知識，向老百姓(603883,股吧)傳達一些民主和科學概念的內容。“下到農村，講演團就會介紹衛生習慣、倫理道德，怎么做才能符合新社會規范之類的。那時候，農村婦女不能光明正大地聽，只能躲在墻角，表露出非常渴望的樣子，這就是封建禮教對女性的束縛。”謝蔭明說。
自1919年3月成立到1925年停止活動，講演團先后為城市平民、郊區平民和工人講演四百余次，同時開設閱報處，創辦著名的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成為北京共產主義小組革命活動的據點。[6]
長辛店
建立勞動補習學校 號召工人反抗壓迫
1920年春，南陳北李相約建黨，李大釗為在北京建立共產黨小組做了大量工作，鄧中夏受其委派來到長辛店，在工人中傳播馬克思主義，建立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那時，從前門西站坐火車到長辛店約1個小時。
百年后，記者在長辛店街道、永定河畔的京廣線旁，找到了一座仍在使用的“長辛店站”。站門口是周邊社區的健身公園，正在鍛煉的居民說，客運轉到了不遠處的京廣高速鐵路，目前這條鐵軌主要用于貨物運輸。
鐵軌上不時有火車緩緩駛過。當年，鄧中夏等人或許是從這里下車，前往補習學校。
鄧中夏在自己創辦的《勞動音》雜志上這樣號召工人：“……勞動就是進化的原動力，勞動就是世界文明的根源，勞動就是增進人生的幸福，故我們出版這個‘勞動音’，來提倡那神圣的‘勞動主義’，以促世界文明的進步，增進人生的幸福。”
在勞動補習學校，鄧中夏首先向工人講的是團結起來才有力量。他拿起一張紙，前排的工人用手一戳就破了，再拿起三張紙重合起來，還是一戳就破，當拿起厚厚的一疊紙，工人就怎么戳也戳不破了，用拳頭打都打不破。當老師問這是什么原理時，工人史文彬大聲回答：“先生講的是我們窮哥們所以受壓迫，就是因為不團結。從今天以后，只要大伙心齊抱成團兒，什么事都可以辦到，就可以不再受壓迫了。”[7]
“這個學校不僅向工人宣傳理論知識，而且把他們形成一種力量組織起來，引導他們多關注國際大事，多關心國際上的工人運動，多為自己經濟和政治上的解放而奮斗。”謝蔭明說，僅半年時間，補習就取得了良好效果，工人們開始自己組織一些慶祝勞動節的活動。
1921年5月1日，長辛店娘娘宮前召開了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大會，會上宣布長辛店工人工會即長辛店工人俱樂部成立。隨后的大游行上，每個工人手里拿著一面小旗，沿途高喊“勞工神圣”等口號，散發了由北京共產黨小組印制的“五月一日勞工宣言”“工人的勝利”等傳單。就這樣，馬克思主義思想在工人中不斷深入傳播，工人們的覺悟也不斷提高。[8]
■ 聲音
鄧中夏的一生
是一部不朽的教材
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原主任謝蔭明:
馬克思主義是關于無產階級和人類徹底解放的科學體系，它字字珠璣，建立在自然和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的基礎之上。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工人階級飽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本國資本主義的壓榨，他們迫切需要推翻舊的社會制度，改變自己的經濟和政治地位。但工人中不能自發地產生科學的理論，而馬克思主義離開了工人階級，也就成了空洞的理論。他們之間需要一批具有共產主義覺悟的知識分子進行溝通和連接。
鄧中夏就是這樣一位現代的普羅米修斯，他用畢生的精力，把馬克思主義的“天火”播撒在中國無產階級要求解放的“干柴”之上。
受李大釗的影響，鄧中夏1920年3月在北京大學發起組織了“馬克斯（思）學說研究會”。在研究會的活動地點亢慕義齋，鄧中夏參加馬克思主義著作的收集、翻譯，參加研究會的學習、研討和辯論，撰寫了介紹馬克思主義和俄國革命的文章，因此迅速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堅定了畢生奮斗目標和信仰。
作為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鄧中夏通過實踐認識到：沒有工人的參加，五四運動的目的就不能夠達到。他認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者——現代產業工人，才是工人運動的中堅，才是革命運動的主力軍。
距離北京二十多公里的長辛店，有三個大工廠，歸京漢鐵路局管，分別是車務處、機器處、養路處，共有工人二千五百多人。那里的工人比較集中、使用現代的大機器。正是馬克思所說的現代產業工人。
1920年5月1日，鄧中夏不辭辛苦，從北大到前門西車站乘火車赴長辛店。他在長辛店散發了《五月一日北京勞工宣言》，并在鐵路工人中進行演講，闡述五一勞動節的歷史及意義，宣傳勞工神圣。就這樣，鄧中夏較早地與工人在思想上溝通，行動上開始接近，馬克思主義的道理通過他們傳播到工人群眾中去了。
1920年10月，北京共產黨小組成立，鄧中夏是中共北京早期組織的成員。按照黨的指示，1920年12月鄧中夏與張太雷、劉仁靜、張國燾到長辛店，通過籌辦勞動補習學校，把工人組織起來。1921年元旦，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正式開學。5月1日，長辛店工人首次舉行慶祝五一勞動節群眾大會，并宣布長辛店工會正式成立。
1921年8月，鄧中夏領導長辛店3000多名鐵路工人，向鐵路局提出增加工資等要求并組織了大罷工，“工人毫無所畏，終使路局屈服”。
1923年二七慘案后，全國工運轉入低潮。1925年4月，鄧中夏參加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并擔任總工會秘書長及宣傳部長職務。隨后參加領導了震驚中外的五卅運動和省港大罷工。
1929年在蘇聯期間，鄧中夏為了總結中國早期職工運動的經驗，開始撰寫《中國職工運動簡史》，該書原擬30章，但由于資料缺乏，“中國工業的發展”“中國無產階級的形成”“中國工人的勞動條件”三章未能寫成。當完成13章，16萬余字后，由于“中國革命新高潮之日益高漲，使著者不能不立即回國”，原定還要寫包括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等內容的后十四章只能擱淺了。
凝聚著鄧中夏心血的《中國職工運動簡史》成為我國職工運動發展史和中國革命史的重要文獻，鄧中夏為中國革命奮斗的一生，更是為后來人樹立了光輝的榜樣，成為一部不朽的活生生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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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顧問：
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原主任謝蔭明
參考資料：
[1]關海庭,郭鋼.鄧中夏與北京大學[J].湖南黨史通訊,1985(10):3-8.
[2]姜平.鄧中夏在五四運動中的歷史功勛[J].蘇州大學學報,1995(01):104-107.
[3]同[2]
[4]同[2]
[5]劉曉云.五四時期北大平民教育講演團述論[J].黑龍江教育學院學報,2010,29(05):8-11.
[6]同[5]
[7]陳家新.鄧中夏與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J].工會博覽（下旬版）,2015(05):61-63.
[8]同[7]
A06-A07版采寫/新京報記者 張暢 馬瑾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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