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看新聞，發現在有關溫州的一則消息下面有這樣一句留言：很久沒聽到溫州讓人驚喜的消息了。
這句留言下有數百條跟帖，引發很多人的回憶。改革開放初期直到本世紀初，溫州可是比現在的一線城市還要受人關注，“溫州模式”、“溫商”、“溫州炒房團”、“浙江村”……這些具有時代特色的代名詞，雖然有的曾被贊嘆有的備受爭議，但都不妨礙它們是改革開放之初民間企業發展史上最明亮的標簽。但現在，如上邊這個讀者一樣，人們很納悶溫州到底怎么了，為什么發展變得遲緩？當年叱咤風云的溫商現在在做什么，他們有哪些變化？帶著這些問題，我們進行了采訪探尋。
其實我第一次接觸到溫州是2004年，因為“西班牙燒鞋事件”去做相關采訪。當年，西班牙埃爾切市發生了一起針對當地華商的示威抗議活動：近百名當地人焚燒了一家華商倉庫和停放在倉庫外的一集裝箱鞋子，造成近千萬元人民幣的經濟損失。同時，該市中國鞋城的50多位溫州鞋商和鞋城倉庫內價值十幾億元的溫州鞋，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威脅。
這一事件只是溫商在國外處境的冰山一角。當時的“溫州制造”毀譽交加，一面因價格低廉深受市場歡迎，一面則因沖擊到國外市場的生態，遭受當地同行的嫉恨。可以說，彼時的溫商極像現在高光中的明星，一舉一動都備受爭議和煎熬，但也盡享富貴和榮耀。
在國內，2004年的溫州城正值盛時。1978—2004年溫州GDP增速14.1%，高出全省平均水平0.6個百分點，位居全省首位。產業園里，公司一個連著一個，廠房嶄新明亮，馬路寬闊，車間里滿是年輕而又忙碌的面孔，溫州虹吸一樣吸引著外地人，據《溫州市志·人口篇》記錄，本世紀初外地人口占到溫州總人口的31.16%，也就是說三個溫州人里就有一個外地人。
當時溫商就是溫州的名片，可以說，溫州這座城市近年來飆升的名氣，靠的就是溫商的托舉，兩者水乳交融，相互成就。但是近年來，兩者都面臨著外界的疑問和嘆息，不停有人追問：
溫州曾那么輝煌，為何沒能發展成一線大城市？
溫商怎么突然就沉寂了？“溫州模式”過時了嗎？
為溫州開脫的一派說，沒有人能永遠保持百米沖刺的速度，這對溫州太苛刻了。
但溫州在全國的城市發展中不再是C位也是不爭的事實，就連在浙江省，外界的目光也早已被鄰邊發展的更快的杭州和寧波所吸引。而當年舉世矚目的“西班牙燒鞋”事件，等2011年溫商代表官司打贏的時候，已經幾乎沒有人關注了。
其實，溫州的成績并沒人們想象的那么糟糕，現在有175萬溫州人在全國各地創業，268個城市建有溫州商會；近70萬溫州人在世界131個國家發展；溫州財政總收入從1978年的1.3億元躍升到2020年的962.5億元；溫州地區生產總值從1978年的13億元躍升到2020年的6870.9億元，總量排全國所有城市第30位。
按理，這樣的名次，溫州不應該承受這樣的壓力，但是，人們對尖子生的要求標準和對普通生的要求標準是不一樣的，后者考到30名可能會受到表揚，而前者考第30名，則讓人震驚，需要站墻根反思。
現在，沒了光環加持，也沒了被妖魔化的壓力，溫州和溫商更多是靜下心來，解決實實在在的問題：溫州政府曾多次組織專家和企業家探討“溫州如何再造新優勢、再創新輝煌？”
浪淘沙后，堅持下來的老一輩企業家則學習如何適應新形式，讓企業繼續做大做強；而青年一代，尤其是“富二代”則面臨著人生的重大選擇：是遵從父母的心愿，從他們手中接過企業經營的重擔，還是按自己的心愿去自由生活，獨立發展。
溫州是中國民營經濟的發祥地，民營企業數量在全市企業中占比高達99.5%，溫州的困境與突破，溫商的煩惱，是一個城市發展、一個商業群體成長過程中可能都會經歷的陣痛，梳理清楚這些問題的成因、變化和解決辦法，對后來者或是一份很好的參考。
一、 溫商：曾經跑在風口前面的人
在溫州博物館歷史館內，有這樣一個主題：溫州人，一個生存與發展的故事。這句話精辟概括了溫州在改革開放史上的畫像：一個為了生存而崛起的城市，一個創造過奇跡的城市。
在中國40年改革開放史上，溫州是改革創新的代名詞，溫州人的精神及“溫州模式”曾引領經濟改革潮流。因此這些年，一直有媒體不停的探索和追問“溫州模式”的密碼到底是什么？
溫州人輕描淡寫的說，哪有什么密碼，完全是因為窮，激發出的生存斗志。
但還是有人不甘心，會問，全國那么多城市，當初那么多受苦受窮的人，為什么崛起的是溫州？先富起來的偏偏是溫州人？
溫州管理科學研究院院長、溫州中小企業協會會長把溫州人的致富密碼總結為三條羅輯：吃苦耐勞、敏銳的市場嗅覺、敢為人先的勇氣。
關于溫州“創一代”身上敢為人先的精神，是一種品質，其實同時也是一種無奈。1978年，溫州農民人均年純收入只有113元，低于全國134元的人均標準。溫州人均耕地僅為0.41畝，不足國家當年人均1.55畝的1/3。在溫州人看來，自己沒有退路，隨便去哪里都是出路，只要出去就沒有更辛苦的了，正因為如此，一旦有機會可以出去，他們就像看到救命稻草一樣，死死抓住，絕不松手。
對于做生意的溫州人來說，沒有所謂的奔波之苦，只有逃離苦難的慶幸，沒有所謂不辭辛勞的工作，只有勞動真正帶來生活改善的喜悅。
但外界仍然認為溫州人的吃苦勁兒非同常人，“白天當老板，晚上睡地板 ”，就是對溫州人創業時候吃苦耐勞精神的最凝練概括，至今廣為流傳。
記者采訪中也發現，吃苦耐勞、不圖慕虛榮、工作上能上能下，這股精氣神是存在于溫商的血液里的，如果說“創一代”吃苦耐勞還有不可選擇的因素，那到了現在，這種精神在新一代企業家乃至90后“富二代”身上還絲毫沒打折扣，就可以說是一種基因傳承了。浙江柯勒節能門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柯勒門窗）董事長章文浩十幾歲就跟著兄弟姐妹在外地創業，等1998年他回家自己創業的時候，整個溫州乃至家里經濟條件都已經比較好了，但在摸索創業領域的時候，每次開了公司，當了老板，但當看到新的機會，他都能放下身份，在新的賽道從業務員開始做起，在老板和最底層員工的身份之間自如切換，絲毫沒有心理障礙。他說：“進入一個行業最好的方法就是先去學習，去當業務員，從銷售開始做起。”
而且，讓人佩服的一點是，即便是奔著偷師學藝的目標，他也從不會因為工作是臨時的就隨便應付，而是踏踏實實的做好每一份工作，他回憶說：“我打工的時候，從來都是把公司的事情完全當成自己家的事情來做，這樣沒有做不好的。”因此他進建材公司第二個月就取得了很好的業績，半年后，一起打工的人只留下了他一個人，因業績突出和公司偶然的人事變動，他不但成了總經理，還成了老板的合作人。而認真踏實的工作，無意中又成了自己人品推銷的一個機會，后來當他去創業時候，前老板又成為了他的天使投資人。
在溫商致富的三個密碼里，最被人稱道的一個特質就是敏銳的市場嗅覺了。《韓國經濟》雜志曾說：“他們具有敏銳的經商嗅覺，在商機把握上總是能先行一步，只要跟隨溫州商人選擇投資方向，賺錢的大門就向你敞開。”
那么，溫商對市場的這種敏銳性到底是天生的，還是可以后天學習培養的？在采訪中，記者一直對中青老三代企業家追問同一個問題，試圖找出答案。
柯勒門窗集團董事長章文浩更多的認為是一種天分。他說，“溫州創業氛圍比較濃一點，相對來講我們對商業嗅覺這塊也就比較的敏感。”別人不經意的一句話，老鄉之間的聊天都可能觸發他們的商機靈感。
創業初期，章文浩就是憑著這種嗅覺不停尋找機會的，先后在油漆、汽車維修、建材等不同領域探索過。而轉行到門窗行業則完全是因為跟別人的一次偶然聊天，那時他在汽車維修行業已經開了公司，每天有大筆現金收入，在常人看來生意已經做的很好了，但是潛意識里，他總覺得不滿意，一次在跟人閑聊時候，對方說，“做行業就跟釣魚一樣，小魚天天釣不一定吃得飽，釣一條大魚可能你就可以吃一整年，”這句話點撥了他，他立馬放棄了汽車維修公司，選擇了自己認為前景較好的門窗行業，放棄老板身份從頭做起，現在公司年產值已近3.5億元。
而在溫州某醫藥連鎖有限公司董事兼總經理張先生看來，這種敏銳性則是后天的學習更多一些，他自己就時時關注政策變化，注意跟同行交流，經常外出學習，參加各種培訓，讀了多家商學院……這些都是信息來源，可以幫助自己做出綜合判斷，及時調整企業發展方向。
90后的趙嘉侖是浙江喬頓服飾股份有限公司校服事業部的負責人，他同樣認為后天的學習更重要一些，他這樣看待溫州人的市場敏感性：“你的目標在哪里，你每天的心思就會在哪里，頭腦就會像雷達一樣不停的掃射，自然就會發現機會。”
當然，無論是天賦還是靠后天學習，其實都離不開一樣，那就是一顆不滿足現狀、想折騰的心，正因為有更遠大的志向，才會留意更多的機會，不斷的自我突破，這也就是所謂的敏感性。
當然，吃苦耐勞、不怕冒險、有敏感性是溫商的個人特質，他們自身先具備了成功的這些基本條件，但溫商“創一代”的成功，更是時代給予的寬松環境和國家政策的支持，也就是大勢，跟全國比，溫商看起來是飛的最早最高的一個群體，其實就是順勢而為的結果。
也就是說溫商“四千精神”（指“歷經千辛萬苦，說盡千言萬語，走遍千山萬水，想盡千方百計”）的形成實際上是對于國家發展勢能的暗合道妙。
而某種程度上，這種“勢”的能量甚至比自身的能力更重要。改革開放40周年的時候，多路記者重訪溫州，探訪溫州改革40年間各個階段的起落故事，無數事實清晰顯示，溫州經濟裂變式爆發與體制變遷呈現出高度密切的關聯性——當體制吸納、維護民間改革力量時，溫州經濟便突飛猛進；當體制與民間力量“分道”，并試圖代替市場配置資源時，溫州便會出現大問題。
尤其在改革開放之初，政府對溫商的態度是寬松還是收緊，影響都更為明顯。比如1978-1984年，溫州農民自導自建的專業市場與家庭工廠遍地開花。但1979-1985年，投機倒把的罪名仍然存在，社會上也繼續著姓資姓社的爭論；1981年，國務院兩次發文“打擊投機倒把”，溫州很多從事家庭手工業的人被逮捕入獄；1982年更是發生了震驚整個溫州的“八大王事件”。
但時任溫州市委書記袁芳烈意識到，“八大王”案不翻，搞活溫州經濟就無望。于是1984年1月，“八大王”全部平反，無罪釋放，收繳的財富從國庫撥出如數歸還。
在政府和民眾都沒經驗的情況下，雙方不停的在商業領域進行這種試探，拓展自己可以自由發揮的邊界。慢慢成就了“溫州模式”。那時候，溫州創造了很多個全國第一，我們略舉一二：
1980年 ，頒發中國第一張“個體工商戶營業執照”；
1980年 ，蒼南縣金鄉鎮信用社率先實行利率改革；
1984年， 集資興建中國第一座農民城----溫州龍港鎮；
1987年 頒布第一個民營企業的地方性規章《溫州私人企業管理暫行辦法》；
1992年， 建設全國第一條股份制鐵路金溫鐵路；
2003年 溫州煙具協會贏得中國加入WTO以后的第一個技術貿易壁壘案。
更重要的是，普通人的創業，相互影響，在溫州形成了一個強大的創業氣場，人們普遍富裕起來。現在一些勵志文章喜歡說，與什么樣的人同行，將決定你的高度。當初的溫州人不懂這些，但是他們切實從“人人都想當老板”的全城經商氛圍中受益，賺到了錢，生活得到了提升，溫州人的富裕名聲在外。
至今，在百度貼吧仍有一些溫州人對那段時光念念不忘：“2000年的溫州太繁華了 ，商業氣息濃郁，娛樂生活豐富，感覺那時的杭州對比溫州就像個農村。”
普通的溫州人在外地都會享受到不一樣的待遇。文章一開始的那些跟帖里就有人回憶說，本世紀初自己剛到大學報到，當來自各地的同學得知自己是溫州人，說的最多的一句話就是，“你們溫州人很精明很會做生意喔，個個都是大老板！”雖然自己只是來自普通家庭，但是作為溫州人聽了這話還是特別自豪。
二、 “江湖”變了
可惜，這種讓溫州人開心的自豪感僅僅維持了極短的時光。
幾年之后，一切開始變化，一部分溫商可能他們自己也沒想到，國際金融危機、政府在房地產市場接連出手進行宏觀調控，導致溫州制造在國際市場遭受沖擊，生意難做了，國內小企業紛紛破產，普通人開始變窮，甚至當時一些非常成功的生意人也因生意失敗待業在家，至今士氣一蹶不振。
而本世紀初，溫州資本在全國橫沖直撞，炒房、炒煤、炒棉花……由于過分追求暴利，溫州資本成了資本蝗蟲，引發全國仇視，連溫州的普通百姓都要背負“炒房團、暴發戶”的罵名。
溫州資本曾經在全國橫掃過房地產、能源、棉花等多個領域，其中最被公眾熟知的就是 “炒房團”了。從上世紀80年代起，溫州很多家庭由于從事加工制造業，溫州人積累了巨額的財富，大小老板個個都手握百萬，四處為錢找出路。當時，中國房地產業和城鎮化的趨勢漸起，嗅覺靈敏的溫州人迅速捕捉商機，從1998年開始涌入溫州樓市。短短3年，就把溫州房價從2000元/平方米炒到7000元/平方米。1999年，溫州民間資本開始涉足上海、杭州等地房地產，從此，拉開了進軍外地房地產市場的序幕。
溫州炒房團所到之處，當地房價便一路高升，招致當地百姓怨恨，短短幾年，人們對溫州炒房團的態度開始出現天壤之別的變化，從一開始成為當地政府的座上賓到被媒體聲討不絕于耳。甚至還背上了很多“黑鍋”。哪個城市房價漲了，就有媒體說溫州炒房團把這個城市的房價炒高了，但實際未必是事實。
溫商開始承受一些無端的指責和敵意，而溫州資本 “無往而不利”的勢頭則在2009年被徹底打破。2009年，受金融風暴的影響，全世界的熱錢折戟迪拜，其中，僅溫州人資本蒸發就在20億元左右。接著，山西、海南，投資失利的消息接踵而來。
溫州資本在公眾中更是聲名狼藉，很多當地人將房價的飆升歸罪于溫州購房團。認為他們是一手炒高房價，導致別人買不起房子的罪魁禍首。
面對輿情，政府的憂慮迅速升級，重拳打擊“短炒房”的政策迅速出爐：央行率先出手，調整住房貸款利率；接著，上海、深圳等地銀行叫停“一年內轉按揭”，要求短炒賣家必須先付清銀行貸款，遏制投機。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波及實體經濟，并大面積蔓延。2009年，全國有7.5%的中小企業停產、半停產或者倒閉，全國超過30萬家企業停產、半停產。溫州當然也無法幸免于難。 當民營經濟已深陷泥潭之時，央行于2010——2011年加息，這更是讓眾多脆弱的企業資金鏈斷裂。2011年起，跑路潮與企業倒閉潮呼嘯而來。溫州經濟遭斷崖式跌落，內外夾擊，過去令人驕傲的“溫州模式”引來無數質疑。
國際、國內經濟環境大變，人也在變，就連在企業，員工的工作狀態，以及員工和老板的關系，這些年也快速發生著變化。
王先生是一個80后，地地道道的溫州人，畢業后進入當地一家公司，他回憶自己剛參加工作時候，老板總是手把手教授年輕一輩業務本事，年輕人也能快速掌握技能。當時公司也沒有什么加班制度來約束，但每當事情當天做不完時，自己會覺得愧疚，以至于加班熬夜也是家常便飯。員工老板彼此也都很仗義，他至今記得這樣一件事，有位同事因私人原因，不得不提出辭職，那時正是發了工資的第二天，那位同事主動把剛發到手的工資一分不少的還給了老板，還對老板表達了歉意。而他自己，因為中途換了工作，沒想到年終時候，還接到前老板電話，讓他回去把獎金領一下。
而2014年，等他自己創業當老板時候，發現一位員工潛質很好，有意栽培他，就對他要求比較嚴格，結果在一次教授過程中，因為言語上嚴厲了些，員工突然就辭職不干了，臨走還扔給他這樣一句話，“按你這些要求，你找別人吧！”。
他說，現在，我再也不敢嚴格要求他們了，每每出錯，我反而要好聲勉勵他們，甚至不敢直說他們錯在哪里了。工作日下午5點鐘一到，甚至一分鐘都沒超過，辦公室里人已經走光了，而自己作為老板卻要留下來繼續收拾他們留下的爛攤子。
這是一個普通溫州老板的感受。而從員工的角度，則是另一番感受，在溫州政府的民生版塊，不乏打工者的吐槽投訴，說老板黑心、不給上五險一金、工資低還不包食宿……
而這相互怨懟背后，則是大環境下溫商面臨的一個個現實困境：房價高企、土地成本提升、原料漲價、用人成本年年提升，過于強調自我價值的社會意識形態下，人們在企業里因過于計較個人得失又遭其反噬，以及社會對“996”的糾枉過正。
三 、“江湖”變了，溫商也在求變
客觀說，一個企業家能賺取財富的多少、企業規模運營的大小、能帶企業走多遠，與他的學識、眼光、膽識、胸懷等是相匹配的。溫商“創一代”當初能成功，并不是被餡餅砸中，而是他們身上恰巧有跟時代需求相吻合的特質：敢闖敢干，率先掙脫舊體制的約束，靠著吃苦耐勞的草根精神，走到了潮流前面。而如今漸漸沉寂，也不是上天不公，而是時代變化了，而他們大多數人無法超越自身的局限，無法在健全商業社會中持續獲得前進的動力，因此無可避免的由市場經濟的先行者逐漸落伍，乃至敗落。可以說，他們身上的一些特質，曾經是優勢現在成了羈絆，可謂成也蕭何敗蕭何。
認識到自身“學歷低、企業無品牌、短視趨利”等這些短板后，部分先知先覺的“創一代”和后來的新生代企業家開始做“基因”改變，他們從自身開始學習改變，推及員工和子女。
低學歷是溫商，尤其是“創一代”的烙印，面對學歷上的先天不足，他們決定后天來補。張先生作為一家醫藥連鎖有限公司的創始人，他衛校畢業，在同齡人中學歷不算低，但他積極的求學經歷基本是現在溫商求學的一個縮影。張先生曾是溫州公立醫院一名中醫骨傷科醫生，1998年辭職創業，2002年創業，從一家藥店發展到如今100多家連鎖店，工作繁忙程度可想而知，但創業這些年里，無論工作多么忙，他都會擠出時間來學習，先后讀過清華的商學院、北大的EMBA，今年剛剛從中歐商學院畢業，還不時參加一些社會上舉辦的有針對性的技能培訓班，學習營銷、管理、互聯網等知識。目前他在北京知行合一陽明教育研究院學習中華文化，希望能把平時所學，從之前的“術”提升到“道”。
像張先生這樣，作為企業帶頭人，不但自己一直不放松學習，還推動員工學習。其公司每年都會送部分高管外出培訓，還對100多個藥店店長進行互聯網知識的線上培訓，就是希望他們能與時俱進。
柯勒門窗章的文浩目前也在北京知行合一陽明教育研究院學習中華文化。2017年只是他一個人學習，在他的帶動下，現在公司有200人一起學習，讓員工跟董事長一起學習提升的好處，他深有感觸，說，“團隊有了共同的價值觀，做決策方面，相對比以前就高效很多。過去我們在決策上，有時候在得失上還會有糾結。現在我們就以是非做判斷，哪怕是失去什么，我們也會毫不猶豫的選擇是非。我們再也不會因為計較得失而心累了。”
在北京知行合一陽明教育研究院，記者看過有關溫商咨詢問題的匯總，幾乎涵蓋了一個企業從創立到壯大過程中遇到的所有問題。包括企業家的子女教育、如何處理企業跟當地政府的關系、制造行業如何創新、怎么讓員工有崇高感，富二代則更關心是堅持自己創業還是子承父業……看得出，他們是在認認真真思考，不停的突破瓶頸，提升自己。
更讓人觸動的是與“只掃自家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的傳統觀念比，新一代溫商不只關心自己的企業，他們還關愛行業，幫助同行。吳愛微是溫州珍瑾服裝有限公司總經理，同時也是溫州市外貿服裝商會會長，在一個私人學習場合，面對疫情對外貿形勢的沖擊，其實她自己的企業也受到很大影響，但學習會上她一再問指導老師白立新博士：“我能為行業做些什么？”格局和境界，讓旁觀者動容。
而富裕起來的溫商對孩子的教育則更是重視。“原來可能大家都覺得溫州土豪特別多，對文化這塊不重視。目前這十幾年，我覺得溫州整體對文化的注重，對子女教育是非常的重視。”張先生說。
浙江省體改研究會副會長卓勇良在調研中發現，上一代的溫州人，因為當時的條件限制，大多沒有接受過良好的教育。因此，他們特別重視下一代的教育和培養。除去一線城市，溫州的學區房是最貴的，富裕起來的溫州人希望孩子能有更廣闊的視野、更高的眼界，因此大多把孩子送出國受教育。現在溫州有2萬人在海外留學。
而過去認為溫商由于普遍文化水平不高，缺少與現代化企業管理相匹配的知識，很難有把企業做成“百年老店”的戰略眼光與能力，其實在新一代企業家身上這一能力在慢慢提升，采訪中，談及企業的“戰略十年”乃至企業未來的樣子，柯勒門窗的董事長章文浩一再說，他希望能把自己的企業做成“百年老店”，能在行業打造出自己的品牌。
跟章文浩還在努力中比，浙江喬頓服飾股份有限公司和安正時尚(603839,股吧)集團這樣的公司，則在品牌打造上邁出了實質性的一步， 成立于2010年的安正時尚集團，現在已經發展成為一家多品牌，集團化運作的知名時尚品牌企業。旗下有“JZ玖姿”、“IMM尹默”、“ANZHENG安正”、“FionaChen（斐娜晨）”、“MOISSAC（摩薩克）”等五大品牌，1000多家獨立品牌專賣店和商場店。在未來，公司將進一步加大品牌建設力度，實現“集團品牌化，品牌集團化”，為中國服裝產業轉型升級和建設時尚品牌強國貢獻自己的力量。
而初創于1996年的喬頓服飾，從一家代工企業起步，不停進行商業模式創新，從簡單地開店賣服裝，到現在通過對VIP客戶服務，提供整體著裝解決方案，從產品思維轉變為顧客思維，初步構建了直營“數據化銷售運營體系”，定義了“合心、合體、合場”的著裝理念，并以此建立了一整套產品結構體系。同時公司還進行戰略轉型，將生產原來80%為國內外品牌貼牌轉變為100%為自己品牌服務。 “喬頓”品牌被浙江省品牌產品認定委員會評定為“浙江品牌產品”稱號，“喬頓”西服還連續七年榮膺“國家標準優等品”光榮稱號。
而關于溫商保守、重視親情關系、不喜歡引進外來資本、怕失去控制權等現象。現在這些問題仍然一定程度的存在，但是已經有了很大改進，在采訪中，無論是作為企業創始人的張先生、章文浩，還是作為二代接班人的鄭華、趙嘉侖，都對這個問題有非常一致的看法：為了企業好，當然是能者上，而掌舵者未必一定是自己。“如果有人比我有本事，對企業好，當然希望他們來做。” 章文浩說，“即便上市了，只要你真心想把企業做好，股東也會信任你，未必不讓你干，有什么好擔心的呢。”
而面對是否愿意引進外來資本，是否擔心自己董事長的地位受到沖擊的問題，張先生自豪的說，“原來最初的時候我是兩兄弟開始創業的，我跟我弟弟。到2017年的時候我們就跟國藥合并，我們現在是屬于國藥零售控股了。”
而安正集團作為上市公司，這樣的問題已經不答自明了。
四 、二代強，則溫商強
不可回避的是，中國大批優秀的“創一代”已經開始老去，有數據顯示，我國50 歲以上民營企業家占比為 67%。這意味著未來五到十年，我國將有 300 萬家民營企業面臨接班換代的問題。無論時間的緊迫性還是群體數量，這在世界范圍的企業發展史上都絕無僅有。可以說，未來掌握在年輕人手中。青年興則國家興，青年強則國家強。
因此，富二代接班問題就成為首當其沖的問題，溫商也不例外。但一說到“富二代”，大家可能首先想到就是“網紅”王思聰，再就是電影里飆車、炫富、輕狂的那些年輕人，讓人不由自主的生出幾份不放心。其實，這些標簽有些以點帶面，也有一些偏頗，大多數優秀企業家的子女，跟普通家庭的子女一樣具備很多很好的品質，有些方面甚至比普通家庭的孩子更優秀一些，這種優秀表現在獨立、志向遠大、執行力強、不抱怨、不服輸，高度自信、節儉等等方面。
這些品質的形成，一方面是他們起點比較高，所受教育比較好，接觸的人多，見的世面也多，眼界比普通人更開闊一些，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就是來自一直奮斗不息的父母的言傳身教。
談及父母對自己的影響，作為二代的鄭華和趙嘉侖在采訪中都表示受益頗深。采訪中鄭華還總結說，事業能做的比較好的人，可能在做人做事上都有一些共同的品質，像自己的父親身上就有他們那代人共同的一些好品質：勤奮、肯吃苦、誠信。
趙華父親是安正時尚集團的創始人之一，鄭華是從小看著父親打拼事業的，從創業之初到現在公司上市，從來都沒有懈怠過，他說小時候看父親每天早上四點多就起床上班，去的比員工早，回家比員工晚。現在自己在創業的公司，也秉持著父親的做法。父親告訴他，在公司，對員工一定要以身作則。在做人方面，父親則告訴他跟人相處要有誠信，在做公司業務方面則教授他要聚焦。
安正時尚集團是一家集研發、生產、品牌管理于一體的大型現代化品牌企業，這些年，一直聚焦服裝領域，做深做透。而面對2001年到2009年的炒房潮，創一代們經歷過而沒有參與，趙華說，父親一直告訴他“做生意，不該掙的錢一分都不要掙。”
趙嘉侖從父親身上學到的更多的則是對金錢的淡然態度。趙嘉侖說，父母都是經過苦日子的人，雖然現在家境富裕了但也一直比較節儉，因此他對金錢也比較淡然，生活中很少給自己買奢侈品，對豪車豪宅也沒什么喜好。
甚至他的打工經歷比普通家庭的孩子還更接地氣。2017年從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畢業后，由于學的是供應鏈管理，抱著學以致用改變中國供應鏈現狀的理想，沒有經過家里幫助，自己直接去杭州一家公司找了份相應的工作，一入職就是在社區做地推，他說，去面試時候看到破舊的沙發，衣著灰突突的同事，當時的確暗暗的倒吸一口氣，但什么也沒說就開始工作了。
一起做地推的時候雖然沒人知道他的真實身份，但同事都知道他是留學生，大家覺得一個海歸，這種工作肯定堅持不了三天，就會離開，結果他硬是把工作做下來了。
他當時的工資是4000塊，租房子每月花去2800，只能每天跟同事一起吃盒飯。他說還做過每天賺80塊錢的工作，但從來沒向家里伸手要過錢。問他為什么不向家里求助，為什么不住的好一點？家里條件又不是支撐不起。他說，他并不是很在乎吃穿這些，看房子時候壓根就沒想那么多，覺得不舊不破就行了。直到2019年家里的企業要拓展校服新業務，父親希望他能回公司幫助工作，他才辭職回溫州。
跟趙嘉侖一樣，他身邊的二代同學朋友，在外歷練一番后，大多是回家族企業上班的，部分不想接班的也是因為有自己的興趣愛好，并且在外邊事業做的比較好，比如他的哥哥就沒有進入家族企業上班，而是從事了金融行業，現在在上海事業有成。但根據他的了解，多數二代接班是因為自己確實有興趣做好家族這份工作，少部分則是模棱兩可之間，因為內心有不可推卻的責任感，當父母希望他們回來幫忙的時候，也毅然回家族企業上班。
而外界傳的“富二代”怕吃苦怕受累不肯接班，這種現象確實存在，但有些夸大。趙嘉侖在工作中就雙手磨的起皮，他說，雖然是所謂的二代，也是公司項目領頭人，但工作中的每一個環節都不敢馬虎，自己都親自做過，并且做的非常好，為的就是防止管理中哪個環節出了問題，自己不懂，沒法快速解決。
在采訪到的溫二代中，他們大多有著相同的人生路徑：高三畢業就出國留學，責任感比較強，在學校選讀的都是能對家族產業助力的專業，畢業后進入四大或者其他知名大企業工作，從基礎崗位做起，并不是為了就業，而是一方面希望把學到的知識能付諸實踐，另一方面，更希望能在大企業學習到先進的管理、技能，然后出來創業或者進家族企業能學以致用。
他們絕大多數人不驕奢，對待金錢的態度跟普通人沒什么大區別，不服輸，肯吃苦，骨子里有溫州人喜歡創業的情結，也隨時愿意為家族事業放棄自己的喜好，擔當責任。
鄭華現在自己在外獨立創業，完全按自己的眼光和判斷，做的是跟家族產業關聯并不大的健身品牌。他自小就是大家眼中“別人家的孩子”，學習成績優異，高三畢業就被送到國外讀書，畢業后在四大工作幾年后，自己開始創業。
目前他創立的公司每年已經營收一千多萬。而關于接班的問題，并不是他人生的核心問題，他說，家族里的一代成員都是鼓勵二代出去創業的，不要留在公司里面。而且家族里的企業，目前已經是上市公司，人力制度很規范。他說，如果將來自己的能力夠，企業也需要，自己也會考慮接班，但是目前首要的任務是鍛煉自己的能力，因為家族有規定，如果家族的人想接班，起碼要從基層干起，磨練10年以上。他的一個堂哥在企業就是從基層一級級做到高管，并沒有特殊的提拔待遇。
他開玩笑說，“按家族這個規定，就算我能接班，等我接班的時候也快四十歲了，這之前我得有自己的事情做。”
在結束有關“‘富二代’覺得父母太辛苦，都不愿接班怎么辦”話題采訪的時候，鄭華擔心的說，我可能不是你要找的標本，雖然是二代，但我一點也不頹廢不迷茫，一直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怎么做，有目標。
我翻看了一下采訪中的“富二代”鄭華和趙嘉侖等的朋友圈，作為成功企業家的孩子，絲毫看不出奢華和輕浮，他們的日常關注有旅游，有美食，有學習中華文化心得體會的記錄，也轉發自家企業活動的一些宣傳，就是一個個有趣、有活力、積極向上的年輕人該有的樣子。
他們可能不知道，這正是社會所希望的樣子。相信大眾也不希望看到有錢人為社會培養出的是一個個不思進取、花天酒地的少東家。
而為了吸引像鄭華、趙嘉侖這樣優秀的年輕人回溫州，溫州政府方面也在吸引人才方面做著努力。世界青年科學家峰會連續兩年在溫州舉辦，甌江實驗室正積極爭取獲批第二批省重點實驗室。2020年，溫州市委市政府多次向海外英才發出“英雄帖”，大力引進海外高層次創業創新人才。推出“人才政策40條”2.0版，將原來的“海外精英引進計劃”升級為“全球精英引進計劃”，大大拓寬了人才政策的覆蓋范圍，特別是對來溫創業就業的大學本科以上畢業生，給出了多種優惠和支持。
結束語
總之，改革初期，那是一個特殊的階段，無論政府還是個體，對規則都沒有清晰的界限和概念，由于敢拼就會贏，造就了溫商“創一代”，更確切的說，他們是生意人，還不算是真正的企業家。但正是站在他們的肩頭上，新一代溫商學會在政策和法律框架內認真做事情，堅持把公司做大做強，從追求物質財富的積累到承擔社會責任感，追求利益他人的崇高感。
現在，新一代溫商跟“創一代”面臨的經濟環境已完全不同，而他們自身在學歷、見識、思維等方面也彌補了父輩一代的短板，在商業規則越來越清晰、規范的環境里，他們按規則做企業，可能速度沒有改革開放初期那么快，聲勢上，也沒非洲斑馬過河般那么引人矚目，但是，他們見識過世界，有自己的想法，不驕奢，不頹廢，不迷茫，這是新一代溫商的主流面貌，他們代表著溫州未來、溫商的希望。
因此，青年強，則溫商就有再創輝煌的希望。（和訊網，記者李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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