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正面臨著迅速上漲的通脹壓力。這到底是暫時的，還是正如前美國財長薩默斯所說，這是“一代人都從未見過的高通脹水平”的開始？
最近可查的美國消費者價格在4月以13年來的最快速度上漲，美聯儲用來衡量通脹水平的核心PCE物價指數也達到了1992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在剛剛落幕的七國集團財長會議后，美國財長耶倫（Janet Yellen）表示，最近出現的物價上漲將會消退。“我們看到了一些通貨膨脹，但我不相信它是永久性的。”她說，“一些人對財政可持續性感到擔憂，并明顯希望在事情回到正軌時開始撤回寬松政策。但我們認為，大多數國家都仍有財政空間。”
美國嘉盛集團資深分析師斯加默（Tony Sycamore）對第一財經記者稱，包括美聯儲在內的許多央行和不少經濟學家們認為，通脹將是暫時的，目前的升高主要是由于需求的快速回升以及供給方的瓶頸導致的。但也有人認為，大宗商品、消費品和勞動力市場短缺可能會導致通脹卷土重來，并且會持續下去。
“有一些因素是結構性的供需不平衡，這將導致永久性的通脹。拿鐵礦石這種大宗商品舉例，當預測產量遠遠高于目前物流港口的承受力，那么只有當建設了新的港口后，這種供應瓶頸才能被解決。”斯加默解釋。
樂觀的美國財政和貨幣政策制定者
4月，美國消費者物價指數躍升4.2%。4月份的年通貨膨脹率攀至十多年以來的高點，達3.6%，遠高于美聯儲設定的2%的通脹目標。事實上，在過去十年的121個月讀數中，通貨膨脹只達到或超過這一目標14次。
通貨膨脹在5月份可能再次大幅上升。接受道瓊斯和美媒調查的經濟學家預測，上個月的消費者價格指數上升了0.5%。這意味著這一數值將躍升至接近5%。因此，一些投資者開始質疑，美聯儲還能將刺激性貨幣政策保持多久。
不過，美聯儲理事布萊恩納德（Lael Brainard）、亞特蘭大聯儲主席博斯蒂克（Raphael Bostic）和圣路易斯聯儲主席布拉德（James Bullard）都表示，隨著疫情的消退和被壓抑需求的釋放，供應瓶頸和供應短缺在未來幾個月內推動價格上漲是很正常的，但這些價格上漲大部分都應該是暫時的。
“一部分通脹是因為去年基數比較低所造成的，這些是暫時性的。去年同期出現了通縮的壓力，所以在過去12個月出現的是再通脹的局面。因此，按照環比或者同比，在今年4月和5月的時候，無論除掉能源之外的通脹，還是核心通脹，都出現了走高的局面，但這是暫時性的。”斯加默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高盛集團首席經濟學家哈澤尤斯（Jan Hatzius）也認為，即將到來的美國通貨膨脹率的上升可能是過渡性的，而不是一個持久的現象。隨著新冠大流行的緩解和學校的重新開放，勞動力供應也會有所改善。
曾經擔任美國財政部副部長的舍茨（Nathan Sheets）在上個月表示：“我的感覺是，鮑威爾和他在美聯儲的同事們對通貨膨脹的前景相當放松。”那么，美國負責制定財政和貨幣政策的官員對通脹前景為何如此樂觀？
匯豐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通貨膨脹與通貨緊縮》一書作者布特爾（Roger Bootle）稱：“政策制定者有一種自然的傾向，他們認為這一切都會得到解決的。”的確，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在今年3月表示：“即使通脹水平提高了，我們也有利率和貨幣政策等許多工具用來應對。相比五年前，我們的工具箱已經大大拓展。現在我們可以從互聯網上搜集到大量的事實數據，并不需要等待幾周才能監測到通脹數據。”
“但我認為，實際上，結論應該完全相反。因為現在存在著利率大幅上升的危險，他們應該更早地開始提高利率，并以小額的方式隱蔽地改變，以使利率上升到接近一個更正常的水平，而不是被迫這樣變動。”布特爾反駁稱，“我們正處在巨變的開始，這并不是說我們會回到上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強勁通貨膨脹中。但我們已經處在過去幾年隱性通縮時期的尾聲。通貨緊縮的危險已經過去，風險已經向另一個方向傾斜了。通貨膨脹會有多高，會持續多久，這是值得商榷的，但無疑情況已經出現巨變。”
美國通脹到底是暫時的還是長期的
除布特爾外，也有不少經濟學家認為，目前的通脹趨勢值得擔憂。在發給第一財經記者的報告中，投資咨詢公司BCA Research副研究員烏拉佐夫（Arseniy Urazov）表示，我們的結論是，通貨緊縮的大趨勢已經走完了它的歷程，并且已經達到了轉向通貨膨脹的拐點，這種可能性正在上升。
是什么結構性因素推高了美國通脹預期？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潘銳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美國鋼材和木材等行業原材料價格明顯上漲，是由于美聯儲大規模印鈔以及多次直接“撒錢”的財政手段，造成了美國流動性的泛濫。
烏拉佐夫也認為，經濟治理范式正在從“華盛頓共識”轉向“布宜諾斯艾利斯共識”，即政府應增加開支刺激經濟，而后者最顯著的長期后果就是更高的通貨膨脹率。除資產價格被推高外，消費者價格通脹也將更加明顯。“只要財政支持仍然存在（比如直升機式撒錢），即使在新冠危機過后，這也會成為結構性通脹的有效催化劑。”烏拉佐夫說。
潘銳稱，美國以往幾十年保持比較低的通脹率，是因為美元“超級貨幣”的地位使得美國享受了全球化帶來的紅利，其通脹被極大地壓縮了。“因為全球化，美國把制造業都轉移出去，在全球其他地方布局生產。海外的低廉原材料及人工價格，以及優惠稅收等各方面因素，讓美國維持了較好的通脹水平。”潘銳認為，“但現在我們看到，全球化即便不是被逆轉了，也至少是停滯了，疫情又使得整個世界的市場出現了分裂。未來，我們可能會看到東亞、歐洲和美國三大區域性市場，取代之前的全球市場。”
這種背景下，潘銳對第一財經記者稱：“美國如果再想像過去一樣享受全球化的紅利，使其通脹率保持低水平，基本上很困難。”
烏拉佐夫也認為：“全球化的結束是由于結構性因素，而不是周期性因素。全球化的三大支柱是貨物、資本和人員跨越國界的自由流動。我們預計在未來會看到每個層面都會略有衰退，這最終會導致通貨膨脹。”
美國的通貨膨脹會產生其他影響
潘銳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美國這種流動性泛濫最終會到其他國家去，因為美元是世界貨幣，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會表現為輸入性通脹。”
據英媒分析，美國通脹不斷升級，助長了投資者對利率上升的預期。這推高了債券收益率，使其他國家出售債務的成本更高，因為買家要求更高的回報。但這對于南非和巴西等發展中經濟體來說，借貸成本將達到危險的高水平，使其本已不穩定的公共財政陷入混亂。
標普全球評級新興市場首席經濟學家利森科（Tatiana Lysenko）說：“相比自己國家的通貨膨脹，新興經濟體應該更擔心美國的通貨膨脹。”她稱，除推高發展中國家的借款成本外，這可能最終會導致其貨幣疲軟。
此外，在股市方面，嘉盛全球研究主管韋爾勒（Matthew Weller）近日表示，生產不可替代產品的企業，可以把通脹因素轉嫁給消費者，從而能保持其盈利，這將對未來價值股和增長股的表現有很大的影響。“因為價值股當期利潤是更有價值的，遠期利潤就會少一些，增長股是正好相反，主要是看未來的利潤。所以隨著利率上升或者通脹上升，或者縮表的情況，可能未來的盈利會受到影響，也就是說，未來價值股的表現會超越增長股。”韋爾勒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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