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占據了美國經濟的70%，美國人買了什么更是決定了其生活水平。在美國經濟的復蘇階段，相比收入或財富積累上的不平等，支出上的不平等更能描繪該國貧富差距正在加深的現象。
根據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數據，由于股市上漲和刺激措施，再加上遭受大流行病沖擊的主要是底薪崗位，自疫情暴發以來，美國人比往年多存了2.5萬億美元。此外，最富有的10%的美國人的凈資產總計增加了8萬億美元以上。
積累了大量儲蓄的高收入人群正在增大其花銷。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的數據，目前，美國近40%的總體消費支出來自于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的群體，即年收入至少有12萬美元的家庭。相比之下，底層20%的家庭僅占所有支出的9%，且其中大部分用于滿足必需品需求，包括食品、住房和交通。
為了增加聯邦收入并解決不平等問題，美國總統拜登此前在稅收改革方案中提議，將對高收入家庭提高個人所得稅和資本利得稅，即所謂“財富稅”。然而，在美國兩黨最新達成一致的基礎設施法案中，并未提到任何加稅內容。
對于“財富稅是否有助于解決美國貧富差距”這一問題，因研究消費、貧困和福利問題而獲得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安格斯·迪頓（AngusDeaton）在全球化智庫(CCG)舉行的線上研討會中回答第一財經記者：“這確實是一個像亞馬遜和聯邦快遞這樣的大公司應該真正支付稅收的時代。現在也有一種感覺，就是真正的高層人士，特別是大企業并沒有繳納足夠的稅收。……政府需要收稅來做事情，卻往往很難收到稅。這也被認為是明顯的不公平，助長了民粹主義，我們需要減少這種情況。”
富人支出驅動經濟復蘇
根據數據跟蹤公司OpportunityInsights的數據，由于刺激性支票和慷慨的失業援助，低收入美國人的消費在去年夏天就幾乎完全恢復。而美國當前的經濟復蘇更依賴于富人可支配支出的增長，因為這一群體積壓了更龐大的消費能力。紐約聯儲的經濟學家在一篇分析報告中寫道：“預計高收入家庭將是推動經濟復蘇的一個重要部分”。
經濟學家和企業高管認為，即使在未來幾個月里失業率下降，工資上升，企業也將更加迎合高收入群體的需求。“高收入人群正在積累大量的儲蓄。”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研究不平等問題的切蒂（RajChetty）說，“他們將在未來花費更多，而這將進一步激勵企業迎合高收入人群的需求。”
根據OpportunityInsights的數據，高收入人群的消費支出在今年3月份全面反彈，目前比疫情前的水平增長了11%。根據荷蘭威科集團（WoltersKluwer）的藍籌經濟指標調查，今年的消費支出可能以1946年以來最快的速度增長。而到目前為止，增長最快的支出類別是由收入最高的美國人主導的。根據美國經濟分析局截至4月的數據，現場娛樂活動增長了60%，游樂園和相關娛樂活動增長了54%，會員俱樂部增長了45%，酒店增長了33%。
例如，美國大洋洲郵輪公司推出的“2023年世界巡游船票”在向公眾開放后一天內就完全售罄。票價從每位客人約4.6萬美元起跳，精英套房的價格約為16萬美元。該公司推出的2022年冬季遠洋航線也創造了其單日預訂銷售的紀錄。萬豪集團首席執行官卡普阿諾（AnthonyCapuano）本月也表示，該公司在波多黎各的高檔海灘度假村的預訂量創下歷史新高，這表明高端旅游業正在反彈。
“我們在最近幾個月創造的多項預訂紀錄表明，一旦大流行病的嚴重影響消退，我們成熟和富裕的游客對長距離的異國航行存在著被壓抑的需求。”大洋洲郵輪公司母公司首席執行官德爾里奧（FrankDelRio）在一次電話會議上說。
除了旅游之外，美國富人也正在搶購自己的第二套房產。根據全國房地產經紀公司Redfin的經濟學家對抵押貸款利率的分析，第二套住房的需求在疫情期間增加了一倍多，今年4月和5月相對于一年前更是增長了178%和48%。在截至4月的三個月里，豪宅的銷售量相對于去年同期增長了26%。
Redfin首席經濟學家菲爾威瑟（DarylFairweather）說，對第二套住房的搶購完美地概括了不均衡的復蘇。菲爾威瑟說：“較富裕的美國人正在利用低抵押貸款利率，他們對第二套住房的需求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而飛漲的房價則使那些在大流行病中掙扎的人進一步失去了擁有住房的機會。”
而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數據，仍有700多萬美國成年人無法及時繳納房租。
零售業方面，零售數據公司EDITED的市場分析師瑪西（KaylaMarci）稱，奢侈品的價格正在上升，市場也因此正在擴大高端產品的供應。根據其公司數據，高端珠寶的平均價格從2020年的約1500美元上升到2021年的2360美元，躍升了57%。手袋上漲了10%。上衣上漲了15%，平均價格為1166美元。
而支出的恢復速度遠比就業要快，根據勞工統計局的數據，截至5月，全美仍有萬個工作崗位空缺。許多美國人仍沒有充足的食物。
財富稅可以解決問題嗎？
根據普林斯頓大學、哈佛大學和芝加哥大學三位經濟學家在今年早些時候發表的一篇重要論文，在利率下降的背景下，極端的財富不平等正將美國經濟推向一個“債務陷阱”。他們解釋稱，任何試圖通過鼓勵增加借貸來解決問題的政策（比如低利率），都會使經濟狀況在短期內變得更好，但從長遠來看，這會使私人或政府借貸者背上更多最終必須償還的債務，從而變得更糟。
他們認為，這種陷阱用傳統的宏觀經濟工具很難逃脫。他們主張采取非常規的措施，如縮小貧富差距的再分配稅收政策，即“財富稅”。文章認為，這將增加90%的人的消費能力。
美國財政部經濟政策辦公室前副助理部長西亞（JohnShea）也認為，如果富人少花錢，其他人多花錢，經濟體將生產更少的奢侈品，轉而生產更多的食品和衛生保健服務。對收入或財富征收累進稅確實可以減少不平等，而且可能比對消費征稅更好，因為富人的儲蓄占其收入的比例比其他人高。
但不是所有人都贊同財富稅這一政策。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教授卡普蘭（StevenKaplan）稱，財富稅在歐洲的嘗試是不成功的。截至1990年，歐洲有12個國家對凈財富征稅，但現在只剩下挪威、西班牙和瑞士。當法國在2018年取消其財富稅的征收時，時任總理說這導致了許多百萬富翁逃離。卡普蘭還認為，實施更多的累進稅政策，“只可能使事情（貧富差距）變得更糟”。
尚渤投資管理公司董事總經理兼基金經理王磊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拜登的加稅政策更多是針對高端收入者，比如資本所得稅。根據拜登的計劃，年收入不低于100萬美元的富人的資本利得稅將被提高近一倍至39.6%。
“原來你在股息回報上可以享受一種比較有利的資本利得稅，但是現在可能會取消。還有交易稅以及短期或者長期的收益稅，尤其是長期收益稅也有可能提高。”王磊稱，“這是有負面作用的。短期來看，政府可以通過對資本市場征收資本所得稅獲取收入，但長期來看，從投資基金經理的角度來說，如果資本所得稅較高的話，大家就盡量不交易或者是少交易，因為多交易會導致稅收的出現，這樣會導致投資組合的構架處于一種次優的階段。投資對于市場的資源配置的作用可能就會稍微失效或者失靈一些。”
王磊表示：“這不僅僅是增稅和減稅的問題，其實稅收改革對資本市場、對居民消費等很多具體行為都會產生很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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