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共產黨是在上海誕生的。上海特殊的地理、政治環境為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與發展提供了空間，而中國共產黨的先進品性也離不開這方土壤的滋養。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誕生，這一歷史選擇看似偶然，但蘊含著一種必然。這里根據掌握的有關歷史資料，在此加以歸納。
一
工業文明與工人階級在此崛起
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政黨，其階級基礎就是工人階級。上海作為中國現代工業和中國工人階級的搖籃，早在1861年就有了外商在我國開設的第一家引進國外先進設備的電機繅絲廠。至1919年前后，上海已經是全國工人人數最多、工人比例最高的城市。據1919年《新青年》的調查，上海有各類工廠2291家、工人18萬，加上交通運輸碼頭工人12萬、手工業工人20萬，共計50萬。當時，上海城市中人口才200萬，工人占了1/4，而工人階級在全國的比例還不到5%，上海已然成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大本營。
上海城市的近代化與促使工人階級產生的近代工業息息相關。上海強大的工業生產能力成為上海城市發展的基礎，工業化所需要的便利的交通運輸線、大量的勞動力聚集以及適宜的社會環境和政策、良好的商業和文化氛圍等對上海城市發展發揮了顯而易見的助推作用。上海近代工業所具有的對內、對外開放特征，國際國內商幫云集，為上海作為一個融合中西、交匯南北的大都市奠定了基礎。近代上海風起云涌的工人運動和最為壯大的工人階級隊伍使中國共產黨誕生于上海成為必然。1919年6月上海工人大規模罷工以后，五四運動的中心便由北京轉移到了上海，中國工人階級也以獨立的姿態登上了歷史舞臺。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誕生于上海，與上海工人
的人數最多、覺悟最高這一因素是分不開的。
鄧小平說過：“上海工人階級長期以來一直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帶頭羊。”齊衛平等人在《中國共產黨創建與上海》一書中寫道：“上海近代工業發展中的地位決定了它是新社會力量的集中之地，上海工人階級居多以及工人運動的開展，形成了思想動員和組織建構的需要。”在中國共產黨創建活動中，就有一些知識分子將視線轉向工人階級的力量發動上。
陳獨秀到上海后，有意識地從發動知識分子轉到針對工人開展宣傳，李漢俊等人深入工人中去宣傳，他們先后發動成立了上海機器工會、上海印刷工會等，努力與工人打成一片。以新型知識分子為橋梁，將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結合了起來，最終催生了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建黨精神的源頭與上海機器大工業、工業文明密切相關。上海強大的工業生產能力以及屬于機器大工業的工業文明特質，不僅賦予了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先鋒隊的鮮明屬性，也成為孕育中國共產黨紅色基因最根本的文化母體，成為中國共產黨初心和使命的實踐來源，并使“立黨為公、忠誠為民的奉獻精神”成為中國共產黨與生俱來的內在品質和價值追求。
新理論和新社會力量在此交匯
中國共產黨誕生的基礎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及其與工人運動的結合。近代以來，各國共產黨之所以在大中城市創立，除工業文明為其提供物質與文化的母體之外，大中城市人才匯聚、交通便利、文化發達、信息暢通等種種資源優勢為紅色文化傳播提供了有利條件。上海作為中西文化交融、便捷的南北交通樞紐，其獨特的弄堂市民、華洋雜居、獨立理性等城市文化特質，更是為紅色基因造就了在上海生存和發展的獨特空間。
近代上海政治文化特殊，法租界、公共租界、華界劃界分明，實際上是“一市三治”，處于當時中國政權控制的邊緣地帶。租界是事實上的“國中之國”，無論是清政府還是北京政府都無法對租界實施直接的管轄權。因此，這個舊中國統治最薄弱的地區就為介紹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著作的問世提供了必要條件。此外，相對于以儒家學說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馬克思主義學說歸屬于西方社會主義思潮，而上海對外來文明和中國傳統文化、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的“海納百川、兼容并蓄”的開放姿態和立足社會生活實際加以利用改造并創新的文化性格也為認知和接納馬克思主義學說培育了不可缺少的文化土壤。
上海之所以能夠最早宣傳、傳播馬克思主義，與上海作為西方現代文化最早的傳播和接受之地有關。1899年2月，上海《萬國公報》第121期刊載了由英國傳教士李提摩泰翻譯、蔡爾康筆述的《大同學》一文，首次用中文提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并引用了《共產黨宣言》。《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文全譯本誕生在上海，黨的第一個出版機構——社會主義研究社建立于上海，第一本理論刊物《共產黨》月刊創辦于上海，第一個《中國共產黨宣言》也制定于上海，《新青年》雜志被陳獨秀帶回上海后便改組成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發起的機關刊物。此外，上海還有《民國日報·覺悟》《時事新報·覺燈》《星期評論》《太平洋(601099,股吧)》《少年中國》《解放與改造》等名刊，從而構成了傳播馬克思主義的輿論陣地。不僅如此，方便的信息交流也有利于加強與共產國際的聯系，當年俄共代表在上海辦起了華俄通訊社、外國語學社，為傳播第一個工農國家的信息和培養干部起到了積極作用。
新型知識分子聚集和社會階級結構變化是現代意義政黨出現的兩個要素。民族資產階級的興起、工人階級的成長壯大、社會團體的勃興、市民階層的發展等這些社會階級結構的變化是能夠發生人民群眾廣泛參與的政治運動的一個重要條件。五四運動后，陳獨秀曾反省：“北方文化運動，其最可痛心，為北京市民之不能醒覺”“僅有學界運動，其力實嫌薄弱”。上海的反應不同，五四運動發生幾天后，工人、市民紛紛響應，掀起罷工。
當時代表第三國際來上海的維經斯基在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中說：上海是中國共產主義出版事業的主要中心。受俄共（布）派遣來華的劉江也說：上海是中國社會主義者的活動中心，那里可以公開從事宣傳活動。那里有許多社會主義性質的組織，出版300多種出版物，都帶有社會主義色彩。
三
有政治空間中的“縫隙”
有人曾提出，像中國共產黨這樣一個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勢力的盤根錯節中組織成立的秘密政黨，選擇一個郊野荒僻的地方成立也合乎情理。但是，歷史并未如此發展，當時的特大城市上海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之地。
若選擇偏僻地區建黨，從淺層看無非是為了安全著想，而當時處境特殊的上海可以提供這一份安全。車水馬龍的淮海路背后，南昌路100弄這條安靜的小弄堂，曬著的衣服，停著的自行車，還有門房邊自在生長的幾盆花草，無不透出一股市井生活氣息。這里曾是臥虎藏龍的環龍路漁陽里。100弄2號《新青年》編輯部舊址亦是中國共產黨發起組建之地，此時黑色木門緊閉。站在門前，依稀能想象到100多年前一位拎著箱子的中年男子風塵仆仆來到這里。他就是陳獨秀。
五四運動中，陳獨秀因散發傳單被捕，被囚禁近百日。為免受軍閥政府迫害，在李大釗護送下，他乘騾車輾轉天津，由海路趕到上海。為何意屬上海？因為當時的上海“一市三治”，處于中國政權控制的邊緣地帶。租界事實上成為“國中之國”，無論清政府、北京政府還是南京國民政府，都無法對租界實施直接的管轄權。熊月之將其稱為城市管理中“一道特殊的縫隙”“這道縫隙很小，但作用很大，影響很大”。“單一性城市在行政管理上有其有效性，而三個城市的管理邊際效益就比較低，相對來講，從事秘密活動就有比較大的安全性。再加上制度差異，租界里有一些制度比較適合政黨活動，如兩個租界都對允許言論、出版、結社自由有明文規定，而且從1903年起租界就不允許中國巡捕到租界抓人，中國軍隊也不可以武裝通過，雖然這些舉措是出于維護租界行政權不被中國政府干擾，客觀上卻為政黨活動提供了便利。”持不同政見者對此向來十分清楚：康有為遭清政府通緝，是在租界庇護下逃亡香港的；章太炎、鄒容鼓吹推翻清政府，租界自行審理不予引渡，也只判了兩三年；民國初年，不承認民國政權的清朝遺老也是在租界里拖著長辮子反對共和。
只要不直接觸動殖民主義者的利益，租界當局大體上采取不加管制的態度，對持不同政見者多予優容。上海五洋雜處的社會格局、包容開放的文化氛圍也與這道“縫隙”有關。從上海市檔案館館藏資料可以看到，這座城市已經頗具現代感，大量餐廳、酒樓、報館、公共花園形成了許多市民參與的公共空間。最具代表性的是張園，這座“海上第一名園”曾吸引過孫中山、蔡元培、秋瑾、宋教仁等在此慷慨演說，在清末民初的上海扮演著“公共空間”的重要角色。張園雖在1918年改建成石庫門房子，但這種公眾參與、思想交匯的城市基因卻保留了下來。在陳獨秀居住的老漁陽里那個由8幢小樓組成的“小區”里，就曾先后住過同盟會元老陳其美、民權人士楊杏佛、國民黨元老葉楚傖，只有在租界才會有如此奇特的“氣場”。
“在上海建黨有最合適的土壤。”北京的自由空間大抵局限在北京大學的“象牙塔”中。
在上海的這道“縫隙”中，陳獨秀暢所欲言。他在上海將《新青年》逐步改造成宣傳社會主義的喉舌，并將更多精力投入創建無產階級政黨的社會活動中。
事實也印證了這種“縫隙”的判斷。陳獨秀在1921年10月、1922年8月兩次被法租界當局拘捕，理由都是宣傳“過激主義”，經有關方面斡旋，分別罰洋100元、400元了事。他第一次被關了22天，第二次被關了5天，出獄后照樣在租界活動。
當時上海暢達的交通、通信以及經濟文化實力已經形成很強的國際影響力。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一個27歲的俄國青年，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來到上海的。此前，他先去見了李大釗，經李大釗介紹，到上海與陳獨秀會晤，還有個任務，就是考察能否在上海建立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1920年4月的一天，陳獨秀在老漁陽里寓所接待了維經斯基，維經斯基向陳獨秀提出了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組織的建議。8月，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在《新青年》編輯部成立，定名為“中國共產黨”。12月，維經斯基從上海起程回國。半年后，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來到上海，與他同行的還有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處派出的尼柯爾斯基。他們建議召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成立共產黨。1921年7月23日，兩人還參加了中共一大。過去對尼柯爾斯基所知甚少，近年發現的資料顯示，他是搞工人運動出身，可見共產國際對于上海這座城市產業工人密集的特質是有考量并自覺加以利用的。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誕生了。
上海的相對安全隨著中國共產黨的崛起、尤其是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統治集團上臺而結束。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后，中國共產黨在上海面臨的危險嚴重加大，上海臨近南京國民政府，蔣介石南京政府又把主要的精力用于對付中國共產黨，整個環境不利于中國共產黨在上海領導工人運動；與此同時，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農村開辟了新天地，意味著黨的活動、工作重心發生變化，由城市轉移到農村。1933年，中共中央決定撤出上海，遷至中央革命根據地中的江西瑞金。
銳意革新、俯瞰廣遠的上海城市氣質和文化血脈在此交織
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的建黨活動本質上是一種披荊斬棘的開拓創新。在軍閥混戰、兵痞和流氓橫行的血雨腥風中，要突破無數阻力、克服萬種艱險，成立一個在全世界來講都是新生的、以馬克思主義為信仰的無產階級政黨，需要有開天辟地的膽略和勇于創新的氣度。這樣的敢為人先，與不保守、不因循守舊的上海城市氣質和文化血脈是交織在一起的。
相較于此前的故步自封、盲目排外、夜郎自大、愚昧落后，上海以開埠以來所形成的銳意革新、俯瞰廣遠的胸襟和氣魄，使其成為更多的“第一”所在地。這里面，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作為中國第一個共產黨組織，影響深遠。它作為黨的發起組和聯絡中心，在創建全國統一的工人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因而也被稱為“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此外，還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一個先進青年的群眾組織——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所工人學校也出現于上海，即1920年秋開學的上海工人補習學校。中國共產黨誕生不久，黨領導工人運動的第一個機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創建于上海；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紅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創辦于上海；中國共產黨第一所培養婦女干部的學校——平民女校創辦于上海。如此等等。這些建黨時期和建黨初期的數個“第一”集中出現于上海，與上海挺立時代潮頭的特性密不可分，而這正是奠定上海紅色基因的密碼。
進一步來看，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建黨活動中所表現出的開天辟地、敢為人先的首創精神，不但是流淌在上海城市精神的紅色文化血脈，而且是上海領風氣之先的精神支撐。正如毛澤東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寫道：“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毛澤東寫的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革命快要到來的氣象，而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正是中國革命高潮之源頭，英雄的上海則正是這一源頭的發祥地。
摘自《建黨偉業——中國共產黨創立若干歷史問題研究》
編著：孫新
出版：青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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