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貝殼財經訊（記者 程維妙）與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一樣，去年疫情后不少主要發達經濟體都實施了量化寬松政策。不過央行8月9日在《2021年第二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的專欄文章中稱，要合理看待2008年危機后和2020年疫情后兩種量化寬松政策的區別，正確認識貨幣和通脹之間的關系。
文章稱，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的近十年，盡管主要發達經濟體長期處于低通脹的成因較多，包括供給端的全球化、技術進步，需求端的人口老齡化、債務透支、貧富分化等；但從貨幣視角看，2008年三季度末至2017年末，美、歐、日央行雖然實施量化寬松政策，大幅擴表增加基礎貨幣，但貨幣供應量（廣義貨幣）的年均增速僅分別為6.5%、2.8%和2.7%，與同期3.1%、1.8%和0.4%的名義GDP平均增速大體相當，這是發達經濟體沒有引發明顯通脹的根本原因。
為何該輪央行“大放水”之下，真正的貨幣增長卻有限？文章分析稱，2008年危機后，美國等發達經濟體央行購買國債，增加了銀行體系的超額準備金，但由于央行只是主要購買了市場上的存量國債，并沒有明顯的財政赤字貨幣化，且銀行體系通過貸款創造貨幣的積極性也不高，使得這部分超額準備金淤積在銀行體系，貨幣并沒有顯著增加。
本輪政策的不同之處，在于主要發達經濟體實施了極度寬松貨幣政策和大規模財政刺激的政策組合，推動2021年全球通脹明顯升溫。“從背后的機理看，央行購買國債增加超額準備金，財政新增發債推動銀行超額準備金轉為財政存款，財政向家庭、企業支出使得財政存款轉為經濟主體存款，這些行為相互交織配套，貨幣因此增加。”文章稱。
例如2020年，美聯儲共購買了約52%的新增國債，由此支持財政支出形成的貨幣供應量占美國新增 M2的61%。2020年末，美、歐、日貨幣供應量分別同比增長24.9%、12.3%和 7.6%，而名義GDP增速分別為-2.3%、-5%和-4%，貨幣增長大幅偏離了名義GDP增速。從物價走勢看，美國通脹形勢最為嚴峻，其貨幣擴張相對名義GDP增速的偏離也最大。
“還應當看到，政府主導增加廣義貨幣，也會帶來破壞財經紀律、損壞銀行體系市場化貨幣創造能力、 經濟內生活力不足等諸多不利的后遺癥。”文章稱，總體而言，貨幣與通脹的關系沒有變化，貨幣大量超發必然導致通脹，穩住通脹的關鍵還是要管住貨幣。
從我國來看，當前通脹壓力整體可控。央行表示，這很大程度得益于我國貨幣供應量增速自去年5月起就逐步回歸正常，今年6月末我國M2增速為8.6%，與疫情前基本相當，與名義經濟增速基本匹配，從宏觀上穩住了物價。下一步，貨幣政策要堅持穩字當頭，堅持央行和財政兩個“錢袋子”定位，從根本上保持物價水平總體穩定。
新京報貝殼財經記者 程維妙 編輯 張冰校對 賈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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