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楊晗
10月25日，土耳其貨幣里拉對美元創下歷史新低。今年以來，土耳其經濟已多次動蕩：3月22日股市熔斷兩次；里拉對美元貶值23%；GDP在2013年后持續下降，2020年相比2013年下降24.82%。
土耳其曾被認為是最有希望的準發達國家，2007年土人均GDP曾達1萬美元，中國為0.31萬美元。2020年土人均GDP下降為0.85萬美元，中國則為1.12萬美元。同為新興經濟體，且同為具有較全產業門類的大型或較大型經濟體，同樣面臨1萬美元關口，土耳其經濟對我國具有重要參考意義，本文首先闡述土耳其經濟的特征，然后在其經濟結構變遷歷程中分析特征產生的原因，最后是啟示。
土耳其經濟特征
1.外向型產業結構與高失業率。
土耳其的經濟結構，自1960年起農業占比持續減少，工業先增后減；與此相對的是貿易和服務業占比持續增加，至2020年末貿易增加值比重為54%，且以初級產品出口為主；服務業增加值比重為54.64%且與旅游業深度綁定，造成土耳其對外部經濟需求十分敏感，失業率高。
2.資本賬戶完全開放，“熱錢”出入自由。
土耳其對外資完全開放，大量的國外資金進入后以投機與房地產為主，造成熱錢容易大幅流入流出，并引發經濟動蕩。
3.高外債。
土耳其外債規模在2000年后飛速上升，外因有三，一是2008年亞洲金融危機后歐美貨幣寬松，借貸成本下降；二是資金因美歐利率下降而進入土耳其這類新興國家投機；三是土長期貿易逆差依賴資本賬戶輸血，但土耳其外債高企主要是內在原因即過度基建導致的。
4.低利率環境。
土耳其2003年以來，持續采用低利率政策刺激經濟增長，導致企業過度加杠桿，抗風險能力變弱。危機發生后里拉貶值，國內通脹，而政府認為高利率才是通脹的原因，迫使央行維持低利率，維持匯率則以消耗外儲為代價，但土長期逆差外儲有限，里拉惡性貶值；同時因禁止銀行為做空者借出里拉，企業同樣難以獲得信貸，經濟進一步惡化。
羅馬并非一天建成，土耳其經濟的外向型、資本市場完全開放、高負債、低利率等特征都是其經濟長期發展中演化出的。
土耳其經濟變遷歷程與經濟特征成因
1.土耳其產業基礎的建立。
土耳其前身是奧斯曼土耳其，是11世紀奧斯曼崛起后滅亡東羅馬帝國而建立的國家，一次世界大戰奧斯曼土耳其戰敗后面臨被瓜分危機。凱末爾率國民起義建立土耳其共和國，上任之初確立了資本主義制度，保護國內的幼稚產業，用有限的財政支持基礎建設，恢復農業，逐步收回關稅自主權。
1929年大蕭條爆發，發達國家試圖輸出過剩產能，凱末爾采取國家主義政策，加高關稅壁壘，干預匯率實行進口配額；并實施五年計劃，沒有照搬蘇聯重工業化道路，而是依托國內資源，通過國有銀行興建工礦業，針對消費品匱乏減少進口，發展國內消費品生產替代。但凱末爾認為過度國家主義有害，并非長久之計，并以法令形式規定只有在私有資本力有不逮或者為了更高利益時國家資本才能介入。
凱末爾逝世后，繼任者伊諾努在經濟上推行自由化，民間資本和外國資本逐漸活躍，形成了民營經濟主導輕工業、國家資本主導金融和重工業的局面，產業基礎逐步建立。但廣大中下層尤其是廣大農民未能在自由化改革中獲益，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伊諾努領導的共和人民黨試圖土改但受阻撓未成功。保守勢力借助宗教逐漸獲得支持。1950年，具有伊斯蘭教背景的民主黨擊敗了凱末爾一手領導過的共和人民黨，登上主流政治舞臺。
土耳其于1950、1970年兩次嘗試接軌國際市場，包括由美國提供低息貸款，打破關稅壁壘，經濟自由化，但因產業發展不足，里拉貶值并未改善出口，而是造成通貨膨脹、商品緊缺，又被迫降低經濟增速，重新加高關稅壁壘。
2.上世紀80年代，土耳其外向型經濟形成。
1980年，土耳其通貨膨脹率為107%，GDP增速為-1%，被迫接受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援助，代價為放棄關稅壁壘，金融市場開放，里拉一次性貶值33%；同時土耳其對內改革，鼓勵私人經濟與出口，并輔以要求出口企業將利潤留在國內的政策。
上世紀80年代土經濟高速發展，到1990年，出口額擴大5倍，外匯收入平均增速12%，通貨膨脹降低了。經濟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出口加工業的比重從1980年的1/3上升至1990年的4/5，外向型產業格局形成。
土耳其還大力吸引外資，完全開放外資進出渠道。外資投資規模在1990年達到了1980年的12倍，高資本流動性特征形成。
蒙代爾的三元悖論告訴我們：開放經濟條件下，本國貨幣政策獨立性、資本的完全流動、匯率穩定不能同時實現，最多只能滿足兩個目標，土耳其滿足前兩個條件，其匯率就將不再穩定。而之后土耳其的經濟危機都伴隨著匯率危機。
上世紀90年代末，土耳其出口受西方經濟不振影響逐步陷入停滯，土政府采取低利率政策對抗經濟衰退，物價卻大幅上漲，里拉大幅貶值，面臨無法償還外債的局面。
土耳其再次接受了IMF的援助，同時采納了IMF和世界銀行的一系列建議：進行產業結構調整、收緊公共支出、對教育和人力資本等公共政策改革，通過了明確規定中央銀行職權的法律，防止央行向政府直接貸款。
經過結構性改革，土耳其有效控制了國內經濟危機，同時外部環境逐漸改善，度過危機后土逐步降低利率，低利率和外部需求回升使土耳其形成投資、消費雙增長局面。
3.低利率與過度基建錯失產業升級機遇。
但土耳其并未以此為契機進一步推動產業升級，企業在低利率環境下加杠桿投資基建和初級產品，產業升級緩慢，2019年末高科技產品出口僅占出口總額的3.04%；政府大力推動基建，導致從外國銀行大量借貸。
同時，熱錢自由、反復進出造成動蕩。外部事件如2000年美股泡沫破滅，2008年金融危機，2013年美退出量化寬松等都造成嚴重影響，2020年里拉繼續大幅貶值，實際GDP增速進一步下滑，但長期經濟發展形成的產業基礎，使土耳其經濟仍保有一定韌性。
對中國經濟的啟示
1.過度外向型的經濟易造成經濟不穩定。
土耳其的初級產品出口貿易和依賴旅游的第三產業占比過高，出口可被替代性強，旅游業波動大，造成其對外部環境變化極其敏感，外需不振易導致國內經濟下行，失業率升高。
2.市場經濟能快速發展經濟，但如果不輔助以教育、福利等結構性政策，將對中下層不利。
土耳其之所以出現宗教保守勢力抬頭，根本原因是在市場化過程中，中下層利益受損，未能分享增長果實。土耳其在2000年后進行結構性改革，擴大福利和教育覆蓋，經濟反而獲得內生增長動力。市場經濟是效率導向的，但過度忽略公平將使發展不可持續。
3.長期低利率政策有害，尤其對于新興經濟體。
土耳其長期的低利率使得企業過度借貸，在基建、初級產品等領域大加杠桿，錯失產業升級機會。同時在遇到危機后，貨幣政策已經坐在“地板”上，沒有調整空間，只能賣出外匯儲備。
對于發達經濟體如美國等，其低利率政策可以通過向外購買產品、輸出通脹等方式減輕國內通脹壓力，但對新興經濟體，低利率完全作用于本國信貸體系上，造成國內企業加杠桿投資低收益的過時項目，無力應對風險。
4.資本完全自由進出對于新興經濟體有害。
新興國家往往資本稀缺、資本回報率更高，吸引外來資本對發展經濟具有良好的推動效果，但在現在世界金融體系高度發達的情況下完全開放資本進出，容易引發投機資本在繁榮期一擁而上，造成資產泡沫，在危機時出逃造成動蕩；同時一旦外部發達國家加息，投機資本追逐收益也將向外轉移。這往往導致資本獲得利益，代價則留在國內。
5.貨幣和財政紀律具有重要意義。
土耳其在2000年后進行了結構性改革，加強了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紀律。埃爾多安上臺后，財政上過度借貸用于基建，貨幣上長期低利率，財政和貨幣的紀律喪失，使得土耳其在危險的路上越走越遠。
6.過度基建具有邊際效用遞減和高負債兩個危害。
基建對于基礎設施匱乏、公共品稀缺的國家具有很好的效果，但是如果過度和重復基建，而忽視了其邊際收益不斷下降的特性，容易使項目收益率低，積累負債，同時延緩產業升級步伐。
7.實體經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產業升級是關鍵。
土耳其經濟數次面臨動蕩，但未完全坍塌，其支柱因素就是實體產業——包括農產品(000061,股吧)、紡織、汽車、船舶、家用電器等雖受影響，但仍保留著較大較全的產業基礎。但也要看到，土耳其錯失產業升級機遇，與發達國家相比產業落后，需進口科技產品，與其他新興國家如中國相比出口價格質量均處于劣勢，造成巨額逆差，出口易受替代，也是其經濟波動的原因之一。
我國在經濟上也面臨很多與土耳其相似的挑戰，黨中央審時度勢，對相關問題均有政策給予指引。
其一，針對過度外向型經濟，黨中央提出構建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雙循環的核心是提升內需，活躍消費：一是針對房價過高擠占居民消費能力，中央提出了“房住不炒”穩定房價，同時推進房地產稅改革，進行存量調控，應抓住房價調控的窗口期，落實“房住不炒”，穩定房價，提升內需基礎，征收存量稅。二是國內市場環境的構建，對各行業進行規范管理，加強要素流動，培育市場內生活力。
其二，針對市場經濟發展可能帶來的不平等問題，一是在教育領域推進改革，防止財富不平等傳導至教育造成社會差距進一步拉大，應縮小“學區房”帶來的教育機會不公平問題，通過財稅體制改革、教育資源向落后地區、弱校傾斜改善教育機會不平等。二是通過加強社會保障等各種制度安排防止中低階層在發展中利益受損，提升其福利水平。
其三，針對利率下行的風險，一是通過穩健的財政貨幣政策，減少經濟波動，應容忍外部環境激烈變化的當下經濟的正常波動，設定保護區間，避免強刺激和強退出，保持信貸體系的健康發展。二是通過結構性改革釋放市場活力，通過科技創新提升本國經濟內在競爭力。
其四，防止投機資本擾亂國內市場，我國對開放資本賬戶一直持審慎態度，同時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加強對跨境短期資本流動特別是投機資本的有效監控。
其五，我國財政貨幣紀律的規范性一直在加強，一是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預留前瞻空間；二是針對影子銀行問題，通過穿透監管防止過度嵌套，嚴防實體信貸繞道投機；三是針對地方債問題嚴控新增債務規模，發行納入整體規劃，逐步控制化解。
其六，針對粗放式發展、過度基建等問題，黨中央提出加強科技創新，建設新時代強國的戰略目標；同時注重環境保護，推動協調發展。仍要注意到，傳統基建熱情仍在多地區延續，舉債基建沖動仍較強。
其七，針對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問題，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必須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從加強政策支持、提升融資服務水平、產業升級等多個方面，做強做優實體經濟。
以上政策都直指核心問題，發力精準，應保持政策定力，加強執行力，如能吸取土耳其發展中的經驗教訓，將有利于更好應對新形勢下的各種挑戰，在新的歷史階段實現接續發展，行穩致遠。
（作者系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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