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網訊 “影響中國實體經濟的因素，特別是政策因素，還有很大空間、很大彈性、很大韌性，可以應對各種各樣的形勢�！�11月27日，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在第十九屆《財經》(博客,微博)年會“《財經》年會2022：預測與戰略”上表示。
他指出，我國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在2021年稍微比較克制，這對2021年國家經濟走勢有收縮性影響，但這也表明，我們的措施上沒打到“天花板”，下沒打到“地板”，仍有很大空間，這就是常說的有韌性、有彈性、有空間。
“這使得我們對面各種各樣形勢時，“彈藥庫”里的“彈藥”比其它國家多很多，這是保證我國經濟健康運行的體制機制條件�！崩顡P表示，從11月份起，各種宏觀政策開始轉型，我們據此預計2022年宏觀經濟政策會比較積極，全年的增長是“前低后高”。
對于物價變化，特別是CPI和PPI的分化，他認為2012年以前，中國的CPI和PPI是聯動的，傳導是順暢的。但是2021年以后，CPI擺脫了PPI的震蕩，走出獨立的行情，這是因為機制發生變化。
具體來看，在CPI覆蓋的8類262種消費品市場上，發生了金融科技革命、電商革命、互聯網支付革命、物流革命。中國當今的消費品市場出現經濟學所說的有效市場，所謂有效市場就是各種信息、消費者和供應者都可以得到，而且任何信息可以被人充分利用，變為調整自己行為的一個舉動。如果能夠這樣及時調整的話，這個市場是有效的。PPI所覆蓋的市場是無效的，有效市場和無效市場放在一起不會傳導。
在談及物價上漲、PPI上漲是不是由于貨幣供應過多這一原因導致，他認為，這應是供應面的問題。“我們對當前物價變動問題有兩個觀點，一是消費品和資本品之間的市場是分割的，是兩個不同的走勢；二是總體來說物價的變動不是貨幣因素造成的，于是有一個推論，解決這個問題靠供應側的改革，而不是靠需求側的政策調控�！崩顡P說。
以下為部分發言實錄：
尊敬的主持人、各位嘉賓，女士們先生們，大家上午好！非常高興作為老朋友參加一年一度的這個年會，今天我講的題目是“恢復經濟仍須努力”。今年我們的任務是恢復經濟，顯然并不特別理想，因此它會對2022年產生一定消極影響。
在此情況下，我談三個問題：第一，回顧一下2021年就是經濟恢復不甚順利。第二，對于這樣一個不甚順利的過程，我們再換一個角度，從杠桿率的變化看有哪些三駕馬車反映不到的、深層次的問題。第三，宏觀政策將更加積極，也是我們對2022年的一個預測。
我們先看2021年，這個圖很清楚地告訴我們，中國經濟增長率在下滑。為讓大家了解該趨勢，我們把它往前推到2014年。為什么要推到2014年呢？大家知道2014年習近平主席在視察河南時首次提出經濟新常態，他剛提出時，大家理解不深�，F在隨著時間的推移，大家看到這是一個高瞻遠矚的概括。也就是說從那時候開始，經濟下行下行還會下行，常態了，而且是一個新的常態。老的常態是什么呢？下行再上去，年均增長9.6%，這樣的情況在很長一段時間我們看不到了。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2021年中國經濟增長8%，兩年平均5.1%，2022年中國經濟增長5.4%，依然是一個下行的趨勢。僅僅看數字，大家沒有感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同一個報告里對美國的預測是明年5.2%，當然還是比我們低。但大家要注意，中國現在是在“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步調上，強起來一定會有一個硬的指標，就是在某一時候會趕上美國，趕上它必須增長速度顯著高于它。
不僅如此，經濟運行反映出兩個問題，一個是宏觀問題，短期來看有產出缺口，產出缺口是確認經濟增長需求不足，使得部分產出不能夠實現，反過來會有很多生產能力利用不足的問題。這就是在這次危機以來，其實往前追溯上個世紀末以來，全球的基本態勢是通貨緊縮，與此有密切關系。
第二是潛在增長率。我們現在擔心潛在增長率有可能進一步下行。好像以前在這個舞臺上說過潛在增長率，我們算到2050年，2050年中國潛在增長率不到4%。這當然還是很高的，但如果說我們現在的一些情況使得潛在增長率的中樞下行，我們面對的問題可能會更嚴重。
下面我們分項，先看看很熟悉的投資，這里我們有四個投資，固定資產投資、房地產投資、制造業投資，基建投資，無一例外都在下行。在中國無論你對投資懷有怎樣不好的看法，投資都是我們增長的主要動力，投資下行對經濟增長是下行的壓力。
消費方面，最近這幾年總聽到一些人很樂觀地說，中國經濟已經優化，消費為主。確實，看數字消費的占比或者消費對GDP的貢獻是提高，但那不是因為消費向好，而是因為投資下降。這個我們必須要看清楚。
從今年的情況看，消費復蘇進展是嚴重受挫。從經濟學的邏輯上說，消費上不去，根子的原因是收入分配有問題，是居民收入上不去。大家現在都愛談“三次分配”，我提醒大家在上個世紀末，中共中央就有一個文件非常明確地說，要在一次分配領域大幅度提高工資比重。今天如何呢？這個比重還是沒有提高，略有下降。因為大家知道一次分配是資本和勞動分配。在這個層面上勞動不占優，資本占優，而且這個資本不只是民營資本還包括其它的資本。
大家都說物價，這里我們還是要對物價稍微說幾句。物價的變化，特別是CPI和PPI的變化，有一個明顯的分化。2012年以前，中國的CPI和PPI是聯動的，也就是我們經濟學中常說的會傳導，傳導是順暢的。但是很明顯的，從2012年開始，這個藍線（CPI）擺脫PPI的振震蕩，走出獨立的行情。剛剛于學軍主席談到，差了十幾個點，它也沒有傳導，那是因為機制變了。
所謂的CPI是覆蓋8類262種產品，都是消費品，我們看在這樣一個8類262種產品的市場上，發生了什么呢？發生了革命，發生了金融科技革命、電商革命、互聯網支付革命、物流革命。我們應當說在中國當今的消費品市場上，基本上出現經濟學所說的有效市場，所謂有效市場就是各種信息，消費者和供應者都可以得到，而且任何的信息可以被人充分地利用，變為調整自己行為的一個舉動。如果是能夠這樣及時調整的話，這個市場是有效的。PPI所覆蓋的市場是無效的，有效市場和無效市場放在一起不會傳導。而且我們得注意，這種情況只有中國有，美國還有歐洲至少是不明顯的。
說到這里，大家愛說通貨膨脹，我是做金融研究的，對當前物價上漲，我從來不用通貨膨脹這個詞。因為通貨膨脹這個詞已經說出“因”，就是貨幣供應過多造成的。剛剛于學軍引入弗里德曼的話，那是指當時的情況，現在的物價上漲，PPI上漲是貨幣供應多了？肯定不是，是供應面的問題。所以我們對當前的物價變動問題，有兩點，一是消費品和資本品之間的市場是分割的，是兩個不同的走勢。 二是總體來說，物價的變動不是貨幣因素造成的。于是有一個推論，解決這個問題靠供應側的改革，不是靠需求側的政策調控。
接下來我們看對外部門，對外部門延續了較強的增長態勢。面對這種情況，我們一定要冷靜，首先要看到它是一個短期的意外沖擊造成的。例如今年的情況，全球一下子出現了能源危機，70年代開始出現能源危機，以后就沒有出現過這么大規模的能源危機。這當然有天災，更有人禍，這是一。第二，關于中國經濟增長的內外動力我們還是要牢記習近平主席的指示，雙循環。為什么提出雙循環呢，是因為看到了這個世界已經變了，外部的因素已經不足以支撐中國經濟長期持續增長，所以內循環為主，雙循環發展。這是新格局。這是我們說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我們再換一個角度看看有什么更細的情況，這個角度就是杠桿率，這是我們的一個拳頭產品，每個季度公布中國的杠桿率的情況。我們先看全國的非金融部門，第一個觀察，非金融部門杠桿率從2011年開始是逐步上升的，這是總趨勢；第二個觀察，2020年是急劇上升的，因為有疫情，這也沒有問題；第三個觀察，2021年前三個季度略降。如果2015年我們首提“三去一降一補”，首次談到了“降杠桿”的問題，也就是把杠桿看作一個問題。經過一段時間之后，我們發現杠桿率作為一個技術性分析指標是中性的，過高肯定不好，過低也不行，主要是看過高過低是什么造成的，過高過低會有什么影響。這樣看的話，我們對“杠桿率”才會有一個好的判斷。
現在杠桿率下降，我們發現是一些我們不太喜歡的，不太希望看見的因素造成的，杠桿率分子就是債務，當分母沒有什么變化，杠桿率下降就是分子債務減少，債務減少就是減債。但是債務減少意味著企業不愿意借錢，不想生產，都要關門了，投資更不用說。居民不借錢了。為什么呢？以后的收入沒有前景，我的消費沒有因為借錢的便利而增長。如果實體部門因為對經濟前景不看好而減少債務的需求，如果也是因為不看好金融部門就減少了供應，這樣的債務下降是我們不愿意看見的，現在看起來是有這樣的情況。
接下來看，在實體部門里，企業的杠桿率下降極快，很陡。從2017年開始，就是陡峭地下降，2020年上來，那是因為要“抗疫”，多少錢都撒出去，通過企業的手里往外支出。但是那個稍微過了一點又下降，而且還是陡峭地下降。所以再聯系其它領域獲得的信息，經濟下行壓力增大，企業的生產和投資意愿下降，進而借款意愿下降，進而非金融企業部門杠桿率下降，這就是值得我們關注的一個問題了。
我們再看政府，政府也是一個非金融部門，政府的杠桿率也是差不多，2020年很高，2021年前三季度平穩，這個平穩本身沒有特別多的信息量，我們必須結合其它的因素來分析它是什么意思。這里給了兩張圖，一張圖就是新增國債的限額和實際新增國債余額，我們發現都少了。少是什么原因，不是因為地方政府不愿意花錢，主要是它對前景不看好，不敢。2020年地方政府紛紛借錢，2021年都不愿意借錢，這個事是一個多重因素，風險可能會下降了，但是對經濟的激勵作用在下降。
右邊這個圖反映的是中央財政，中央財政的收入，中央財政的支出。黑線代表的中央財政的收入是跳躍性地上升，紅線代表的中央財政支出下降。要判斷財政的松緊，一個非常簡單的指標就是它支出多，支出比收入多，它就是擴張性的，如果支出比收入少，它就是緊縮性的，這個判斷應當說是非常清晰的。
金融部門先看它整個部門，包含中央銀行在內的金融部門的杠桿率情況。金融部門的杠桿率下降，與信貸擴張速度下降是一致的。社融、信貸、M2都下降，這表明金融部門第一風險是略降的，第二貨幣政策是緊的，這個圖應當看得很清楚。
一般人的觀察都是M2、社融等等，其實最準確的觀察還應當從接受者這個角度，為什么呢？因為自從危機以來，全世界都出來所謂“貨幣寬，信用緊”，貨幣從中央銀行投出去了，但是滯留在金融系統中，不放給企業，所以就是“信用”，貨幣政策到底起沒起作用就看它到沒到不發貨幣的企業手里，如果到了，我們可以說它是有用的，如果沒有到，大量的貨幣滯留在房地產市場上，滯留在債券市場上，滯留在股票市場上，滯留在銀行的準備金上，這是貨幣政策沒有真正的發揮作用。
紅線很清楚地勾出，對于企業來說，企業獲得的信用的增長是下降了。這和前面所說的東西是一致的。這邊看住戶的信用、短期消費、短期經營貸款等等，最后放在一起，我們看到住戶的信用，他們所獲得的或者說他所使用的信用也是下降的。這兩個主要部門再加上宏觀調控部門，三個部門都是相對下降的。當然它這個需求就不足，所謂產出缺口是一定會存在的。
不僅如此，這個圖展示出幾個主要國家和地區的貨幣市場利率，中國沒有一億的居于最高。這就是一個問題，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第一位的是要讓實體經濟的運營成本低。利率高，它的成本就高。利率這個問題恐怕值得好好地分析，現在大家都在說美國的債務多么嚴重，但是耶倫告訴你不嚴重。分析債務是否嚴重就是看它發的債務干什么了，有沒有進一步的產出。第二看債務的利息支出是不是相對提高。美國的情況看它是利息支出是相對下降，中國的利息支出是相對上升的。在這些利率里，小微企業的貸款利率尤其明顯，中國是最高。小微企業當然它的成本很高，它恢復乏力。
不僅是這樣，深入到經濟的機體里，流通成本，我們用物流成本近似的代替流通成本做分析。中國確實下降很快，2010年到2020年下降了10個點，但是依然很高。中國到2019年物流成本是14.7%，生產100元錢的GDP里有14.7元是虛耗在流通中。學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都知道，那純粹是流通費用，純粹是社會財富的虛耗。把很多的資源放在流通層面，不能進入最終的消費是虛耗。同期發達國家平均成本是6.5%，比我們低很多。那就是說中國有很多的財富是耗在運送財富的過程中的，這樣的話就是說，好多年前我遇到一些日本人，日本人他質疑，說你們中國不可能有那么高的增長。我說這怎么說？他說我們是經過的，有這么高的增長日子是另外一種情況，沒有到那種情況，說明你們浪費了，物流就浪費很多。
再有，導致經濟下行的一些因素，全要素生產率，有中國、德國、韓國、日本、英國，中國當然是在最下面。最上面的是接近1億，最下面接近2，也就是說有的國家是我們的好幾倍。這個全要素生產率水平，這個詞最近這幾年已經進入中央文件里，所以要提高。因為經濟就是要提高生產率，最大和最小的問題。最少的投入獲得最大的產出，我們顯然在這方面有要進一步的提高空間。
第三個問題，宏觀經濟政策將更加積極，這就是我們對2022年的預判。
我們前面講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在2021年稍微比較克制的，比較克制這個對2021年的經濟走勢是有收縮性影響的。但是它同時也告訴我們，我們還有空間，我們既沒用完所有的措施，并沒有打到天花板上，沒有打到地板上，空間還是很大，這就是我們常說的，我們有韌性，有彈性，有空間。這就使得在面對各種各樣的形勢時，我們的彈藥庫里的彈藥比其它國家多很多，這是保證我國經濟健康運行的體制機制條件。從11月份起，各種宏觀政策開始轉型，所以我們預計在2022年宏觀政策會比較積極，全年的增長是“前低后高”。
這樣一種總判斷在不同的部門和領域都得到了體現，首先我們看央行，央行在二度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就確認政策轉向，經濟恢復發展面臨的一些階段性、結構性、周期的因素，比如說疫情的擾動，比如說大宗商品的高起，比如說主要經濟體的的宏觀政策的轉向等等。這些確實都是我們原先至少預估不充分的。
因此這都是報告里的說法，保持經濟平穩運營的難度加大，同時堅持把服務實體經濟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完成今年經濟發展主要的目標和任務，如果不努力還不一定完成。
那么從哪入手？我們看國務院最近發的文件，要從小企業入手。所有的事情，我們知道經濟是企業的事情，企業不活，那么什么東西都談不上，所以還得從企業入手。因此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加大對中小企業紓困幫扶里的通知，有通知表明政府重視。小企業的重要性有幾條：就業主體，大家都知道6789這個沒有任何的問題了。同時我們還要看到它是創新主體，這個已經有過非常縝密的分析，創新在小企業，創新不會在大企業，因為大企業有沉默成本，他不愿意推翻自己以前積累的那些財富，然后去產生一個新東西，只有小企業愿意這樣做，所以創新其實是在小企業。
第三，它還與民營企業有關，因為小企業基本上都是民營企業。
第四，我們還要看到小企業恐怕以后永遠是主力，小企業恐怕永遠會擺脫它作為輔助，作為附屬的地位，而成為主流。為什么呢，因為經濟形態變了，已經不是工業化時期了，是服務業為主的時期，是信息化為主的時期，是互聯網的時期，這個時期大企業已經失去它的優勢了。所以我們必須看到如果在工業化社會中，大的就是好的，在后工業化社會中，信息化社會中，小的就是好的。我再提醒一下，1999年世界銀行出過一本書叫做《工作方式的變革》，講了以后我們都打零工，打零工我們都會在平臺去工作，而不像過去一樣，在一個大的流水線上去工作，這個大家要注意，所以對于小企業要給予更加大的重視。
最后我們說一下，今天27號，李克強總理在上海主持召開部分地方政府主要負責人座談會，指出了今年以來我國經濟發展遇到的新挑戰，交織疊加超出預期，34：50新的下行壓力，我們需要堅定信心，把困難估計得充分，把辦法想得更加周全有效，“六穩六�！�，能源，電力，城鎮化，常態化等等又重新部署了一遍，“六穩六保”那不就到2020年的時候，政策還要繼續實施。
總之，我們在2020年的年末來討論形勢大概是這樣幾個判斷，第一，2021年的恢復不如預期，也是很多特殊的不可抗力的因素，疫情沒想到它會這么的不斷地反復，災害沒想到今年水這么大。還有已經久違的能源危機，世界覺得整個遇到了問題，中國拉閘限電，我這個年齡我的印象中從來沒有遇到過。
第二，中國的實體經濟面的因素，特別是政策的因素，還有很大的空間，很大的彈性，很大的韌性可以應對各種各樣的應用。
第三，2022年我們認為政策會相對寬松，相信我們會應對這樣一些變化，采取積極的應疫性的政策，使得中國經濟行穩至遠，謝謝各位，不當之處請各位批評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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