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朱大威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601099,股吧)戰爭爆發。80年來，針對這一標志性事件，史學家和戰略研究者從國際政治、軍事格局等角度做出了無數分析。
在日本歷史學者真嶋亞有的著作《膚色的憂郁：近代日本的人種體驗》中，作者另辟蹊徑地從種族角度審視了這一事件。她拈出日本海軍中佐藤田菊一12月8日的一段日記：“記住了嗎？美國。三十余年積怨之刃即將斬向你的胸口”，并指出，這“三十余年的積怨”包含自1919年巴黎和會及其后華盛頓、倫敦裁軍會議以來日本受英美打壓而產生的人種對立情緒。在當時，這種對立情緒或隱或顯地支配了從上到下的所有日本人，更成為軍國主義操縱民眾的靈丹。
那么，這種對立情緒是如何形成、累積、爆發的呢？在書中，真嶋亞有回溯了明治時代以來日本所經歷的人種體驗。跟著作者的視角，讀者或許可以看清日本近代以來時而“脫亞”、時而“入亞”，乃至走上軍國主義道路等行徑背后的種族邏輯。
“西化”背后，人種問題浮出水面
鴉片戰爭后，日本眼看中華帝國衰退和西方帝國主義在東亞擴張，為避免重蹈大清的覆轍，決定走上開國維新的道路。從此，原本在中華文明輻射下的日本，開始遠離中國、否定亞洲，這種脫亞意識成為推動日本走向西化和近代化的重要力量。
“日本為了使自己作為‘日本’繼續存在，選擇了西化”，試圖用“文明開化”來獲得西方世界的認可。真嶋亞有認為，當日本人選擇西化的同時，出現了無法解決的矛盾：“非西方的日本無法通過西化具體實現自我界定；‘人種’這一宿命般的差異最為明確地分割了西方與日本”。也就是說，“西化”不僅沒有使歐美在根本上承認與接納日本，反而更加凸顯了日本與西方國家人種上的異質性和與東洋人種的同質性。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戰爭中取得了勝利，一躍躋身列強行列，民族自信心大增。但是“日俄戰爭的勝利同時也成為西方萌發人種厭惡、人種排斥等的心理契機”。由于在東亞日益擴張壯大的日本與在亞洲尋求“門戶開放”的美國不可避免地產生摩擦，美國出現了大規模排日運動，日本政府則對美國的排日運動表現出強烈抵制。后來，美日達成了“紳士協定”，日本承諾主動限制國民移民美國，這對當時的日本政府和精英階層來說是一種屈辱。
雖然躋身列強俱樂部，但作為唯一的非西方國家，日本既無法在國力上與其他國家平起平坐，也無法跨越人種的壁壘得到西方世界的尊重與認可。這種局面，使日本的精英階層產生了非常微妙的自卑感。1908年夏目漱石在小說《三四郎》中這樣描寫：“（三四郎旁邊的男子）說：‘洋人就是長得好看！’三四郎沒說什么，只是應了一聲，露出一抹微笑。于是，胡須男接著說，‘我們真可憐啊，臉長成這樣，身體還這么弱，雖說日俄戰爭贏了，日本成了一等強國，可還是不行��！’”
浮出水面的人種對立問題，為以“脫亞入歐”為國家方針的日本設置了一個無法逾越的障礙。為此，日本的精英階層又提出了種種調和東西的論調。但這些論調，隨著十幾年后日本“人種平等提案”在巴黎和會上的失敗以及1924年美國排日移民法案的通過而煙消云散了。
“壞孩子俱樂部”里的“小矮子”
1919年的巴黎和會，是日本躋身“一等強國”后首次參加的大規模國際會議。作為“五大強國”中唯一的有色人種國家，日本全權代表團在各種場合都遭到了西方列強的蔑視。喬治·克里孟梭甚至對身邊的法國外交部部長大聲說，明明世上有“金發女人”，“我們卻要在這里和丑陋的日本人面對面”。在此氛圍下，巴黎和會召開后的第二個月，日本代表牧野伸顯發表演說，要求把廢除種族歧視的條目添入《國際聯盟盟約》。
在英美的阻撓下，“人種平等提案”未能通過，作為補償，日本獲得了德國在中國山東半島的權益。雖然啃下一大塊“肥肉”，但在許多日本人看來，“人種平等提案”失敗是近代日本在人種問題上的一大挫折，表明了名義上與英、美、法、意比肩的日本不過徒有虛名而已。石橋湛山毫不留情地嘲諷日本，“明明矮小體弱，偏偏還要加入壞孩子的團體，以欺侮他人為業”，于是“這個矮小體弱的孩子遭到了壞孩子團體的嘲弄”。
更令日本民眾心態爆炸的是，1924年美國通過了“排日移民法”，將日裔移民定性為“不能歸化的外國人”，對其采取全面禁止措施。法案引起日本舉國上下的激昂反應，有報紙將法案實施的7月1日視為“國恥日”，因為“美國在日本人的額頭上烙下了劣等人種的烙印”。
石橋湛山這樣的知識分子站在批判角度指出，日本政府既沒有提及自己對其他亞洲人的歧視待遇，也沒有提及美國對其他亞洲人的歧視待遇，“只要日本人能享受到和白人同等的待遇，他們就滿足了”，這種態度“利己、卑屈”，根本無法得到世界的尊敬。
這一事件確確實實讓日本精英階層認識到，無論如何西化，都會因無力改變膚色而無法得到歸屬感，這就給日本的國策從“脫亞入歐”轉變為“脫歐入亞”提供了一個契機，并讓日本就此走向“實力至上”的道路。
現實主義背后的人種陰影
在拋棄了文明融入、人種平等的理念轉向“實力至上”后，日本的對外政策也轉向馬基雅維利式的現實主義，1930年代起開始在東亞大肆擴張，最終在1930年代末形成德意日三國軸心。
不過，正如駐美大使珍田舍巳說過的，種族偏見就好像“海德拉”（擁有不死之身的九頭怪，被砍掉的頭會長出來），只會根據不同情況反復顯現或隱藏，不可能從根本上消除。真嶋亞有指出，“日本雖然基于現實中的共同利害與德國、意大利結盟，但它在心情上也熱切期待和白人結盟，以得到精神上的滿足感。”
與此同時，作為頭號種族主義者的納粹德國和希特勒，對日本民族的態度可謂是根本不放在眼里。出于現實主義的考慮，日本極力掩蓋納粹德國對日本的種族歧視，還特意刪除了希特勒《我的奮斗》中把日本視為二流民族的相關論述，但無法抹殺在德日本公民不斷遭到歧視和騷擾的事實。1942年，希特勒還爆出了“當前的戰爭是決定生死的戰爭，重要的是取得勝利。為此，我們不惜與惡魔聯手”的言論。德日同盟背后這種揮之不去的人種陰影，也導致德日高層一直沒有達成互信。日本還構想過與德國種族主義背道而馳的猶太人自治區，稱之為“河豚計劃”。
縱觀明治維新到戰敗前的歷史，近代日本一直在文明與人種、東方與西方之間左右搖擺。在真嶋亞有看來，日本的精神構造是在歐化與國粹、崇美與排美、媚外與排外等兩個極端的夾縫間不斷搖擺形成的，處在不停的自我否定當中。
戰敗后，日本舉國上下掀起了崇拜美國的潮流，在某種意識上也可以算是“近代日本人種意識的‘總決算’”。作者寫道：“1945年8月15日這一天，近代日本化為廢墟，宣告終結。”可是，由近代人種體驗而滋生的憂郁、寂寞與不安，卻持續殘留在日本國民心中。
《膚色的憂郁：近代日本的人種體驗》在日本獲得了極大成功，不到兩年就出到了第三版，還得到各大報紙乃至西方媒體的推介。作為一部處女作，取得如此亮眼的成績，除了本書內容具有話題性和公共性外，作者真嶋亞有的研究方法和寫作手法也功不可沒：大量的個人案例，以及對回憶錄、私人通信、游記、文學自傳等材料的引用，一改學術著作的嚴肅面孔，讓普通讀者更容易接近；個人體驗與群體視角的結合，更全景地展現了近代日本社會的人種認知。
最重要的是，作者為許多歷史事件提供了另一個視角，比如文章開頭提到的珍珠港事件，是日美人種問題積怨的爆發；又如日美在東亞利益上有摩擦后，羅斯福吃準了日本政府和精英的敏感點，用限制移民政策對日本進行“報復”；德日意同盟因人種問題而導致互不信任，必定走向失敗……作者在《后記》中也提到，自己不僅僅從政治史、外交史的視角，而且從社會文化史的語境著手，來研究人種體驗這一有關人類情感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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