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我國經濟總量有望達到110萬億元，同比增長8%左右。這有2020年低基數的因素，也是我國經濟發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領先地位的印證。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充分肯定2021年成績的同時，也指出我國經濟發展面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2022年要著力穩定宏觀經濟大盤，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
站在歲末年初的關口上，展望2022年依然是充滿不確定性的一年，不過也有著新的機遇，諸如擴內需、綠色轉型、科技創新等都有大量機會。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劉世錦在由中央廣播電視總臺粵港澳大灣區總部和南方財經全媒體集團聯合主辦、21世紀經濟報道承辦的“2021南方財經國際論壇”上發表主旨演講指出，應該關注中國進入中速增長階段的結構性潛能，這是中國實現較高增長的主要來源。同時，劉世錦提出“1+3+2”的結構性潛能框架，即以都市圈、城市群為龍頭，補齊基礎產業效率不高、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不大、基礎研發能力不強三大短板，以數字經濟和綠色發展為兩翼賦能。
采取長規劃、硬措施、軟著陸的辦法解決中長期結構性矛盾
2021年前三季度我國經濟同比增長9.8%，兩年平均增長5.2%。但是，三季度經濟同比增長4.9%，兩年平均增速4.9%，增速呈現加速下行態勢。尤其是9月份部分地區遭遇限電限產等因素，多項宏觀指標增速回落明顯。不過，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10月和11月份部分經濟指標有企穩回升的跡象。
劉世錦表示，今年以來，整體經濟復蘇進程不錯，但9月份出現比較明顯的回落。四季度經濟同比增速可能在4%以下，說明當前經濟下行壓力較大。
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表示，當前經濟面臨的壓力，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有來自全球疫情不斷蔓延與世界經濟復蘇不均衡、發達經濟體流動性泛濫、國際能源資源等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上漲疊加的影響，有國內疫情散發多發、局部地區洪澇災害沖擊的擾動，有我國經濟長期存在的一些深層次矛盾凸顯和經濟增長動能減弱的限制，也有一些具有收縮效應政策碰頭的制約。在這個背景下，穩預期的重要性更加凸顯。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指出，2022年要加大宏觀政策跨周期調節力度，提高宏觀調控的前瞻性針對性。各地區各部門要擔負起穩定宏觀經濟的責任，各方面要積極推出有利于經濟穩定的政策，政策發力適當靠前。
劉世錦指出，針對當前經濟運行中長期存在的一些結構性的矛盾，應該從跨周期的視角加以解決，比如部分房地產企業由于過度擴張而陷入困境，部分地方政府過度追求增長速度而導致債務負擔過重，還有為了實現雙碳目標推動能源和產業結構的調整等。解決這些結構性矛盾，需要平衡好短期和長期目標，建議采取“長規劃、硬措施、軟著陸”的方式。
“所謂長規劃，就是要給出適當長的時間，明確目標和任務，能給市場主體明確預期，且提供緩沖糾錯空間。硬措施，是指給出的政策措施、市場紀律等不輕易動搖退讓，這也是預期的組成部分。軟著陸，就是以較小的代價實現目標，即使有泡沫破了，不至于動搖大局。”劉世錦解釋道。
劉世錦指出，2022年我國經濟有望實現中速增長，全年增速略高于5%。2022年經濟增速呈現前低后高態勢，預計4月份左右是低點，9月份左右是高點。
相比短期宏觀政策
應更關注結構性潛能
“當前經濟面臨一定下行壓力，所以大家很關注宏觀政策。但是，宏觀政策主要起到短期平衡穩定作用，不能對其付以過高的期望。與短期宏觀政策相比，我們更需要關注結構性潛能�！眲⑹厘\表示。
何謂結構性潛能？劉世錦表示，中國作為一個后發經濟體，在消費結構、技術結構、產業結構升級以及城鎮化過程中所具有的潛能。中國現在人均收入大概是1萬美元，發達國家一般在3萬多美元，美國是超過6萬美元，這個差距就是中國的結構性潛能。
在劉世錦看來，過去經濟高速增長階段，中國結構性潛能主要是房地產、基建、出口等，最近幾年這些潛能在逐步減弱，需要發掘與經濟中速增長相配套結構性潛能。當前我國經濟進入中速增長階段，劉世錦提出“1+3+2”的結構性潛能框架。
所謂1，就是以都市圈和城市群為龍頭，為中國經濟下一步中速高質量增長打開了物理和動能上的空間。經劉世錦團隊測算，這個領域預計能提供中國經濟未來5年、10年甚至15年經濟增長動能的70%-80%。
所謂3，是指實體經濟需要補上三大短板。一是基礎產業效率不高，像能源、物流、通信、金融等基礎產業領域不同程度存在壟斷、競爭不足，導致社會成本比較高。二是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不大，需要在未來10-15年間，實現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的目標。三是基礎研發能力不強，中國近些年創新發展很快，但基礎研究和源頭創新依然是短板。
所謂2，就是數字經濟和綠色發展。這兩大新動能，不僅是中國，也是全球的新動能。中國雖然是個后發國家，但在這些方面實力不弱，甚至在某些方面還有優勢。
劉世錦表示，過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長，房地產一直是支柱產業。房地產歷史需求峰值大概在幾年前就出現了，最近幾年房地產不錯的行情主要是結構性的，在于人朝著都市圈城市群集聚帶來需求的提升，但其他地方的動力沒有那么強。其他動能在減弱，需要新動能補上，現在是結構性潛能框架轉換時期，過度強調宏觀政策起不了那么大的作用。
實現綠色轉型需要重點做好三件事
中國明確將力爭在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一百多個締約方2021年陸續公布其碳達峰碳中和時間表，全球綠色轉型正如火如荼進行。
中國碳達峰、碳中和各項工作在有序部署，“1+N”的政策體系在逐步完善。
在劉世錦看來，中國面臨這次全面綠色轉型，是艱巨挑戰，但也有較大優勢。
一方面，到2035年我國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均GDP要從當前的1萬美元提高到3萬美元左右。未來既要實現經濟中速增長，還要盡量少地進行碳排放，這是發達經濟體未曾經歷過的，在人類歷史上也未曾有過。
另一方面，中國在綠色轉型上有五點優勢。第一，綠色轉型會造成資本擱置或減值，相比發達經濟體，中國從人均GDP1萬美元的水平開始轉型，轉型成本要更低。第二，中國經濟能保持5%-6%的中速增長，隨著市場規模的進一步擴張，有助于商業模式的形成，有助于綠色技術的推廣應用。第三，中國的綠色技術有一定積累，部分領域屬于并跑，部分甚至處在領跑，綠色轉型推動下有助于形成新的競爭優勢。第四，中國數字技術是有優勢的，能和綠色發展形成相互支撐。第五，中國各級政府的組織協調和執行能力較強，可提供多方面的政策支持，有利于形成社會共識。
劉世錦表示，中國要實現綠色轉型的長期任務，需要重點做好三件事。
第一件事，要做好長期規劃，形成降碳、減污、增綠、增長相互協同的機制。中國的減碳不能單打一，作為發展中國家，減碳的同時，要實現經濟中速增長，還要應對污染治理、保護生態等問題。這個過程中，中國要遵循綠色轉型規律和市場規律，運動式減碳只會適得其反。綠色轉型需要“先立后破”，只有在綠色技術支撐下形成了新的供給能力，才能在供給安全的前提下實現能源的平穩轉換。
第二件事，要推動技術創新。要實現雙碳目標，從根本上講要實現綠色技術驅動，需要大規模、系統性換技術。這個綠色技術，要符合三個特點，一是需要提高技術含量和生產率，二是要實現少排放直至零排放，三是有優于傳統產業的更低成本。
第三件事，要推進制度創新。實現雙碳目標，要充分發揮市場作用。現在推動減排，主要采取由上而下、層層分解目標的行政性手段，一段時間內似乎行政手段是最有效的辦法。但是通過行政指標分配的辦法，未必公平合理，還存在激勵不足、搭便車、實施成本較高、平衡性較差等問題，未來要創造一個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微觀基礎。制度創新要做的事很多，很基礎的工作是要建立碳賬戶、生態賬戶和綠色責任賬戶，做好碳核算和生態核算。因為無論是行政辦法，還是市場辦法，先把賬算清楚、形成一套科學的算賬方法，才好確定政府、企業、個人的減排責任。當產權和責任通過賬戶落實好了，各人自掃門前雪，整個世界就會很清潔。
“在綠色轉型這個問題上，我們依然要摸著石頭過河，因為這是一條從沒有走過的綠色發展之河，很多事情還搞不清楚，需要試錯。應該給各地區、企業甚至個人有較大的自選動作空間，鼓勵他們去探索實現的戰略和策略，形成可供推廣的經驗和做法�！眲⑹厘\表示。
（作者：周瀟梟 編輯：張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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