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茅臺(600519)和五糧液(000858)因為實施價格壟斷，被分別處以2.47億元和2.02億元的罰款，所罰金額是上年度兩家酒企銷售額的1%。 ]
“我們這里可以收各類酒，尤其是茅臺和五糧液這類高端白酒。現在茅臺是溢價收購的，每瓶至少溢價1000元。”一位長期從事酒類生意的“黃牛”介紹其收貨價碼時說道。
第一財經記者近期調研發現，這樣的“黃牛”還有不少。從2015年國內白酒行業復蘇以來，高端白酒價格不斷上漲，也成為推動白酒企業業績增長的主要支撐，而白酒企業也不斷通過控貨、挺價等方式，進一步推動高端白酒價格上漲。
2013年，國家曾啟動過對白酒行業的一輪反壟斷調查，并對部分酒企進行了處罰，隨著酒價的提升，市場也有聲音質疑，白酒企業的控價、限價等操作，是否屬于一種“壟斷”行為？
高端白酒價格連漲
2012年“八項規定”的出臺，曾引發了一輪國內高端白酒價格體系崩塌，也終結了白酒行業的上一個“黃金十年”。
2015年以來，國內白酒行業快速復蘇，并進入到一個行業上行新周期，國內白酒消費升級趨勢明顯，市場向頭部知名白酒品牌集中，隨之而來的是高端白酒的價格的連續上漲，如今主流白酒企業的核心產品價格已經超越了2012年上一個行業巔峰時期的酒價。
作為其中的典型代表，茅臺和五糧液價格已經完成了U字形的逆轉。
2011年，53度飛天茅臺的出廠價只有619元，但當時飛天茅臺的市場價格已經上漲至2000元/瓶，2012年9月，茅臺將出廠價一口氣提高了33%到819元/瓶，市場價格也迅速突破了2300元/瓶的高點。隨著“八項規定”的出臺，2014年茅臺的出廠價依然是819元/瓶，零售價格則跌破了千元大關。
2015年之后，茅臺的市場價格開始快速回升，雖然截至目前茅臺的出廠價和市場指導價為969元/瓶和1499元/瓶，但在市場實際交易價格上，散瓶53度飛天茅臺的價格已經突破了3000元/瓶大關，整箱則超過3500元/瓶。
五糧液的情況也類似，2013年2月，五糧液逆市上調普五出廠價至729元/瓶，但給予經銷商每瓶70元的補貼，以及季度返利和年度銷售額返利等多種獎勵，但五糧液的一批價很快就跌至510元到550元/瓶左右，2014年五糧液不得不下調出廠價到609元/瓶，市場指導價從1109元/瓶下調至729元/瓶。截至目前第八代五糧液普五的一批價已經穩定在千元左右，相比于2015年同期接近翻倍。
在業內看來，高端白酒的價格上漲，與國內消費升級趨勢下，高端白酒消費增長有關，此外，白酒企業采取的技術動作，也推動了高端白酒的價格的持續上漲。
一方面，白酒企業不斷小幅提高核心產品的出廠價格，并通過停貨、控貨的方式進行挺價；另一方面，酒企會和經銷商約定最低售價，在提高出廠價格的同時，也會要求經銷商同步提高最低售價，并制定了嚴格的處罰方案，對不按照最低價格政策執行的經銷商進行處罰。
“部分高端白酒是非常強勢的供應商，我們作為渠道商都是有配額的，要拿貨則面臨不少硬性條件的門檻，但因為部分高端白酒是非常熱銷的稀缺品，為了能夠拿到貨源，所以我們也就一直以供應商的所謂市場指導價格為準，我們自己都不敢做隨意調價，也不可以隨意調貨，必須嚴格按照區域來銷售。對于消費者的購買也是有一定的預約和限購條件。說到底，就是這類強勢供應商的貨品有一定的稀缺性且非常暢銷，除了部分高端白酒，其實還有你意想不到的某品牌飲料和糧油類的一個商品，都是這種類似情況。這幾個強勢供應商的共同點就是暢銷且敢于斷貨，即因為其商品暢銷，所以成為渠道商的重要商品，但也仗著暢銷，于是供應商就以斷貨為手段，如果銷售渠道商不按照其價格和區域分銷要求來進行銷售，則立馬斷貨，而一旦斷貨則會嚴重影響渠道商的業績。其實暢銷商品有很多，但敢于斷貨的供應商并不多見，因此包括部分高端白酒在內的幾家敢于斷貨的供應商成為了可以‘掌控’渠道商的強勢方。”一位零售渠道商表示。
山東酒商李明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自己代理了多家國內白酒企業的產品，在雙方簽署的協議中都有明確的最低售價、銷售區域的內容。在和酒廠簽訂合同時，經銷商要按照市場級別向酒廠繳納一筆保證金，金額從幾萬到幾十萬不等，酒廠也會給予經銷商對應的費用支持，但如果發生違約也會有對應的處罰。在大數據時代，瓶有瓶碼、箱有箱碼，經銷商想違規不被發現的難度極大。
法律文書網上，2021年4月宣判的一則白酒合同糾紛案件顯示了合同中部分約定內容。
案件中，北京康益泉互聯網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康益泉”）與南京酒溪亭供應鏈管理有限公司簽訂合同，從其處采購了一批425mL的五糧液。而雙方簽訂的合同中就包含了明確的價格管控條款，約定康益泉須嚴格按照合同約定產品的統一零售價及零售最低限價進行銷售，低于規定的最低限價的，一經證實處罰2萬元/次；康益泉不得將合同約定產品銷售至合同約定以外的任何渠道，一經證實，康益泉須按零售最低限價1.2倍回購，同時處罰2萬元/次。違規兩次及以上甲方有權終止合作關系。
此外，合同中還規定，康益泉要保證絕對不進入零售通、易酒批、拼多多、各地批發市場等嚴重擾亂價格體系的渠道，否則接受加倍違規處罰。
河北酒商張虎稱，他代理的國內某款知名醬酒企業業務員會發來價格調整通知或文件，要求經銷商執行，如果被查到違規，廠方在罰款的同時還會對經銷商扣分，如果分扣光了，酒廠就會直接取消與經銷商的合作。“有的時候不用酒廠來查，同行也會盯著你的。”張虎表示。
白酒的“壟斷”爭議
2012年底，在經歷了塑化劑危機之后，茅臺、五糧液等高端白酒核心產品的市場價格都出現了快速下滑，因此當時各家白酒企業都采取了限價、保價的政策。茅臺和五糧液更是官宣了對部分低價銷售其產品經銷商的處罰措施，并要求市場限價銷售。
但這一舉動也觸發了國家對白酒行業的反壟斷調查，2013年1月茅臺和五糧液分別取消了限價令，但兩家企業因為實施價格壟斷，在2月22日被貴州省物價局和四川省發改委分別處以2.47億元和2.02億元的罰款，所罰金額是上年度兩家酒企銷售額的1%。
在2015年之后，隨著高端白酒價格的快速上漲，有關部門在近幾年也都召開了多次提醒會或告誡會，提醒酒企要依法合規經營，定期對照《反壟斷法》及相關政策開展全面深入自查，規范自身經營行為，強化行業自律，但并沒有再觸發過反壟斷調查。
對此《反壟斷法》專家起草小組成員、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史際春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按照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基本原理，白酒經營及其價格是由市場調節的，而反壟斷執法屬于政府行為，市場比政府更懂市場，所以企業只要合法經營，沒有假冒偽劣、欺詐、不明碼標價、損害競爭等行為，政府就不應過問企業的市場行為，否則可能反而對市場及消費者造成損害。
但高端白酒不斷挺價和限價等行為，也引起了社會上的一些質疑。
清華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特約研究員劉旭認為，酒企約定限價銷售的行為，涉嫌違反《反壟斷法》第十四條禁止限制最低轉售價格行為的條款。在他看來，這種提價和限制轉售價格相結合的銷售政策也是推高高端白酒價格的主要方式，能夠提價的前提正是廠家要求經銷商不能低于提價后的價格銷售此前庫存。為了實現維持零售價格不跌，甚至還要繼續推高零售價格上漲的目的，上游廠商往往會限制最低轉售價格。為了保護經銷商的經營自由，保障品牌內和品牌間的價格競爭，我國和歐盟等大多數國家都對限制最低轉售價格采取“原則禁止例外豁免”的原則。經營者可以自行舉證其行為符合《反壟斷法》第十五條的規定。但是，因為限制最低轉售價格通常會損害消費者利益，所以過去10年，我國各行業的反壟斷執法實踐中還沒有這類行為被豁免禁止的先例。
在劉旭看來，雖然看漲高端白酒漲價的經銷商能夠從囤貨升值中受益，但這一模式會損害消費者的利益。而且限制最低轉售價格、控制在線分銷渠道等行為，都會扭曲價格競爭，使得市場失去檢驗品牌價值的作用，有了經銷商庫存緩沖，外界很難了解到底有多少高端白酒被實際消費，多少被囤在渠道之中，有利于讓白酒企業在賬面上做得更漂亮，推高其上市公司的股價。
不過白酒企業這一運作模式并不能簡單判斷是否涉嫌“壟斷”。
史際春表示，《反壟斷法》中有縱向壟斷協議的規定，但對縱向壟斷協議是否不法，要進行合理性分析，分析的標準是該縱向壟斷協議有沒有損害競爭。一般而言，縱向壟斷協議不會損害競爭，因為縱向壟斷協議通常是品牌內的協議，而品牌之間仍然存在著激烈的競爭，縱向壟斷協議有利于維護品牌的形象和企業穩定經營，也有利于維護市場秩序，企業縱向限制不當則隨時可能受到市場的懲罰，因此可任由市場調節，政府的主觀判斷通常并不符合市場的規律和要求。
根據史際春觀察，國外的反縱向壟斷案例，通常都是認可縱向壟斷協議的合法性，基本看不到判決壟斷協議違法的案件。因此就白酒縱向壟斷協議而言，只要最低限價不高得離譜，就難說其不合理、不合法。
第一財經記者注意到，在上文提及的案件審理過程中，康益泉也提出，其所簽訂的《購銷協議》中，包含了不得低于最低限價的相關條款，屬于格式條款且違反了《反壟斷法》的相關規定，應屬無效。實際判決中，法院并沒有支持這一主張，認為案涉《購銷協議》系雙方真實意思表示，不違反法律規定，應屬有效。
高端白酒的價格邏輯
在一些網絡平臺，可以經常看到所謂購買高端白酒的攻略和價格比較。比如在專門指導消費者選購白酒的一個網絡平臺上，其羅列出茅臺搶購攻略：天貓是每天20：00點準時搶購；京東每天12：00加20：00是飛天茅臺搶購；蘇寧每天早上9：30搶購飛天茅臺；小米有品每天10：00加20：00搶購飛天茅臺；物美超市多點APP是9：00搶購飛天茅臺；國美每天20：00搶購飛天茅臺；網易嚴選是每天11：00和22：00搶購飛天茅臺；家樂福超市是每周四10：00，需要提前預約；順豐優選則是每天10：00搶購，且要提前預約。
甚至這類購買白酒的消費者還有自己的圈子，除了上述交流購買攻略之外，還會比較市場上的各類白酒細分貨品和價格波動，以及如何識別真酒和假酒等。“因為高端白酒的強勢市場地位，所以在某種意義上，已經不完全是飲品了。”上述零售渠道商表示。
對于白酒的價格，行業內也有另外一種理解，之所以高端白酒價格表現強勢，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并不完全是市場供求關系和成本因素來驅動。
一方面知名白酒有其稀缺性，高端白酒往往有著較長的生產周期和儲藏時間，單位時間內的產能相對有限，隨著國內消費升級，消費者向少喝酒、喝好酒轉變，也增強了高端白酒的稀缺性。
另一方面，本身白酒并不是一個信息對稱產品，消費者無法簡單通過產品判斷其價值，因此價格成為衡量高端白酒價值的一個主要指標，而白酒同時也是一種社交商品，其所處價格帶和江湖排名就變得更加重要。
白酒行業分析師蔡學飛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低端白酒依然是快消品屬性，但高端白酒更傾向于是一種社交性消費品。高端白酒的高溢價，既來自于生產工藝、產品品質、產量帶來的稀缺性等產品基礎屬性；同時支撐高溢價的也有消費者的心智認知，這包含了企業長期的品牌與產品價值塑造，包括廣告投放、消費者品質教育等。
在走訪中，有經銷商認為，在中國的酒文化中也是一種人情文化的體現，因此喝什么酒、送什么酒往往被認為與感情、尊重相關聯。因此高端白酒的高價格背后，也與其使用場景密切有關，這樣才能解決消費者需求和產品體驗的問題。
因此如果說低端白酒限價，大多是為了維護市場秩序，保證其價格體系穩定，那么高端白酒挺價、限價，也有為了保護“江湖地位”的因素，生怕自己的江湖地位被其他品牌超越，導致其社交價值的降低。
與此同時，白酒是一種易于儲存的消費品，而且自古有“酒是陳的香”的說法，因此也讓高端白酒具有了保值和一定金融屬性，進而避免了過剩的同時，也支撐了高端白酒的價格體系。
另一方面，白酒企業的生意模式中，也有較為強烈的價格管控的需求。因為白酒是一個信息不對稱的消費品，如何在消費者群體中建立公認的品牌和對應的價格認知也成為生意的關鍵點。因此酒企在產品上大多采用大單品戰略，這樣更容易在全國市場同步推動產品、品牌和價格體系。
但由于各地的經濟發展情況不同，酒企往往在各地市場上會采取不同的銷售支持政策，此外根據經銷商的業務規模大小，酒企也有對應不同的獎勵政策。雖然這樣有利于酒企進行針對性的市場開拓，但也很容易造成不同區域經銷商的成本存在差異，如果不管控，也容易導致市場價格混亂，因此酒企也非常重視這一方面。
此外，經銷商也有價格穩定方面的需求，高端白酒銷售中團購渠道的比例較高，有經銷商稱能占到其銷售額的七成左右，而團購銷售主要依靠經銷商個人的情感聯系，而價格也是其個人誠信體系的一部分。“從我們經銷商角度而言，不一定認為強勢白酒供應商的做法就不好，相反，我們覺得還不錯，就是因為他們在區域和價格方面的強勢把控，所以我們也就省心了，而且有了比較穩定的貨源和市場占有率。”上述零售渠道商表示。
曾操盤過溫和酒業的白酒專家肖竹青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國內白酒主要通過經銷渠道銷售，約定最低限價和嚴格的市場控制手段，也是維護市場秩序的主要手段，保障渠道銷售的積極性。消費品是個充分競爭的市場，渠道需要有利潤才會愿意賣，消費者需要良好的消費體驗和性價比，才會愿意買。
但高端白酒價格連續不斷的上漲，也引發了一些新的問題，比如資本炒作也越來越受到社會各界關注。
在2022年全國兩會前，全國政協委員、月星集團董事局主席丁佐宏指出，近年來酒水行業持續“高熱”，“高價酒”“天價酒”頻頻出現，帶來產品價格不正常、市場供需不正常、投資導向不正常和社會風氣不正常等問題。建議利用稅務工具為“高價酒”“天價酒”降溫，為資本設置紅綠燈；呼吁加強市場監管；并在全社會倡導健康文明的飲酒方式。
蔡學飛則有不同意見，他認為如果沒有需求就沒有供給，高端白酒價格不斷上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人“喝得好了”的消費理念，是消費升級的體現；其次買賣是雙方自愿關系，高端白酒有自己的消費人群，也能夠接受高價，因此也不能對其全盤否定。
（文中李明和張虎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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