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女性朋友們的重要節日，近幾年，我非常欣喜地看到，“三八婦女節”越來越受到中國社會的重視，女性無論在職場還是生活中所受到的尊重和起到的作用，都呈上升趨勢。
欣喜之余，卻仍有一些問題擺在那里，這些問題如果得不到全社會的重視，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將成為中國社會可持續健康發展的巨大阻礙，甚至是爆發社會危機的重大隱患。
這些問題，歸總為兩個字：婚、育。
婚育問題的背后，是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流動人口的逐年提升、女性婚姻價值觀的重構、如何更高效地釋放女性生育權、老齡化社會中的贍養焦慮等一系列社會問題。
種種問題，加總到女性個體最重要的兩個生命節點“婚、育”之上，無論是各級政府、企事業用人單位、社會組織，乃至全社會的公民意識層面，都亟待提升在婚育成本危機和女性生育自由層面上的理性認知，并盡快找到具有可操作性、可落地、可有效執行的應對措施。
婚育困局解讀：年輕人為什么突然恐婚了？
1、流動型社會的生活焦慮
改革開放至今，隨著市場化程度的加強、城鎮化速度的推進，以及戶籍管理政策的逐步調整，我們可以看到明顯的人口流動加速趨勢。
本世紀初，中國的流動人口規模是1.21億，占當時中國人口比重不到一成；
十年后，這個數字增加了一億，比重也上升到了16.5%；
2020年，中國的流動人口總量達到3.76億，占全國人口的26.6%，這意味著每四個中國人中就有一個是流動人口。
人口流動量的逐年提升的根源，是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
正是因為人口流動的加大，使得長三角、粵港澳、首都經濟圈等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區域，與其他區域之間的發展差距正在進一步拉大。
在流動人口中，恰恰一大部分是年輕人，且正處于擇偶、建立家庭、生育的旺盛期。但是，這些人在抵達一座陌生的城市后，首先要面對的是如何站穩腳跟，如何謀生，如何在事業上獲得發展的現實問題，而不是尋找伴侶，結婚育兒的生活問題。
這其中，又存在外地人之間、外地人和本地人之間的不同婚戀關系，其中充滿著大量外部不穩定因素的干擾，婚戀關系非常脆弱，稍遇挫折，婚戀進度就會停滯不前。
當生存與生活成為一道單選題時，絕大多人都會選擇前者。
2、女性的婚姻觀的改變，無形中降低了婚姻意愿
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里，婚姻是一個家庭乃至家族獲得延續的必由之路。
隨著女權解放、女性知識技能的普遍提升，女性在社會環境中的自由度越來越高。眼界與認知水平的提升，必然帶來更高的自我追求。
現代女性、尤其是職業女性，對于個人生活質量有更高、更多的訴求，對婚配對象的綜合考量標準也在提升，她們不再把婚姻與生育做為純粹因果關系看待，于是，結婚與生育之間不再具備必然聯系。
很多職業女性、知識女性，對于婚姻的看法顛覆了傳統觀念，對婚姻的可持續性、耐久性、生活質量的保障、乃至夫妻在個人趣味上的契合度，都有著極高的要求，這必然導致她們找到合適婚配對象的概率更低。
與此同時，中國男性在婚姻觀上的態度也在發生轉變，一場婚姻的忠誠度正在承受來自社會方方面面誘惑的考驗。
近年來，女性在懷孕期間，丈夫出軌的概率逐年提升，再加上頻繁出現的社會名人、明星在婚姻上呈現出的負面示范作用，令人們對婚姻的存續和健康度有了更多的疑慮。
從社會價值體系的角度分析，婚姻觀的改變背后，是中國社會近半個世紀來財富積累的爆發式增長，以及拜金主義的蔓延，這些都極大地改變了中國人傳統的價值觀，從而間接地改變了人們的婚戀觀念。
當實用主義成為主流，當越來越多的人奉行精致的利己主義時，婚姻這種以奉獻與包容作為存續基石的社會關系的穩固度，必然會降低。由此，也使很多女性對婚姻產生了天然的恐懼感和不信任感，再一次降低了適齡人口婚戀成功的比例。
3、女性應該有自主的生育權
生育，是女性被自然賦予的人權，與婚姻的狀態、法律的約束沒有必然聯系。
這種顯而易見的道理，卻在中國漫長的社會進程中不被接納，在古代，對于女性有三從四德的封建禮教束縛，即便進入近現代社會，女性在婚育問題上依然被設置了重重道德和法律的雙重障礙，導致女性在生育問題上長期處于弱勢地位。
“必須先結婚，才能生育”——這本身就是一種對女性生育權的窄化。
由這一觀念，中國社會道德體系和法治體系共同作用，逐漸形成了對非婚生子女的人格歧視、戶籍歧視、社會保障歧視。
最近一段時間，引發社會普遍關注的拐賣婦女事件，表面上看是對女性生育權的壓榨，將女性視為純粹的生育工具，而其底層邏輯中，這是整個中國社會對于女性生育權缺乏應有的公正對待。
一個不能回避也不可否認的現實是，在以男性主導的社會中，對于女性的生育權有著過多的干預和束縛。
在這個問題上，從立法層面到道德觀念層面，中國和西方發達國家都存在著不小的差距。
婦女真正獲得尊重路途遙遙。
4、區域經濟不平衡帶來的剩男剩女現象
有一種特別值得深入研究的社會現象是，在中國城市中，剩女普遍多過剩男，而在中國農村，剩男多過剩女。
“剩”這個字不是特別好聽，但很形象地說明了當前中國社會人口的婚戀狀態。
在中國農村，大量勞動力外出務工，留下務農的男性勞動力人口，具有方方面面的成婚困境。
在個人素質和知識水平上無法滿足當代農村女性的婚戀訴求，成為婚姻困難戶。
在中國城市，女性的意識覺醒和知識技能提升，讓這一群體對于婚配對象的要求趨高，再加上“房子車子票子”方面的現實需求，找到一個滿意的婚配對象，也成了一件難事。
另一個現實是，中國東部的貧困農村，通過買賣（拐賣）婦女實現婚姻的情況明顯高于中國西部的貧困農村，進一步說，東部男拐/買西部女已成為一種流動方向，這也說明，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極不平衡，也催生了畸形的特殊婚配與家庭。
5、老齡化社會中的贍養焦慮
除了人口流動率高企、婚育觀的改變、生育權的束縛、區域經濟不平衡等因素之外，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是年輕人恐婚恐育現象的重要因素：對老人贍養的壓力。
贍養老人天經地義，但同時，對于少子女多老人的家庭而言壓力巨大，贍養老人自然也是與婚育相輔相成的，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角度。
當中國的四二一家庭結構漸漸成為社會主流時，現實的情況是，六個成年人（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共同撫養一個未成年人。
可以想見，十幾年乃至幾十年后，這種情況發展到極端，就會演變成一個中青年家庭贍養12位老年人，其中包括4位低齡老年人和8位中高齡老年人。
“1-2-4-8”的家庭養老結構并不是一個玩笑，它正在非�，F實地出現在中國社會的家庭模式中。
如果不對中國養老產業進行有針對性的扶持與推動，不對中國養老福利體系進行全面布局，現在仍處在未婚或已婚未育的年輕人將會產生更加嚴重的恐生情緒和巨大的生活負擔。
對策分析：解決恐婚焦慮要多方發力
1、托育機構的政策扶持
在養育層面，中國嚴重缺乏月子中心和托兒服務機構。
在生育子女后，中國家庭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對初生兒及產婦的養護，月子中心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重要產業趨勢，能提供普通人家難以滿足的服務，但目前這一領域在中國仍有待進一步開發與推廣。
數據顯示，中國3歲以下嬰幼兒人口近5000萬，而針對這一低齡人口的托育機構稀缺，入托率約為4.1%，對比發達國家35%的平均入托率，中國亟待推動托兒服務機構的整體數量。
在提升托育服務數量的同時，中國也應在適當的條件下通過政策干預和社會力量扶持，盡量降低中國家庭的托育成本。
只有讓托育成本顯著降低，才能更有效地打消婚育適齡人群的婚育焦慮。
2、針對養育、贍養家庭的補貼力度有待提升
對于如何刺激生育率的回升，國家已經進行了多方面的有益嘗試，包括生育補貼、購房補貼、雙減政策等，但對于長期低迷的生育率，我們是否還應給出更加積極的政策力度？
比如對于二胎家庭、多子女家庭、獨生子女贍養家庭在房貸、車貸等方面的補貼，在個人所得稅方面的優惠政策，在福利體系上的整體扶持。
3、更友好的產假政策扶持政策
在產假的實施層面，企事業用人單位因為女性生育而導致的用工成本損耗，應由政府提供一定程度的政策補貼，這樣可以有效降低用人單位對于未婚未育女性招聘上的潛在歧視，并打消職業女性對于因生育而導致的職業規劃焦慮。
4、女性生育權的法律支撐
原衛生部發布的《人類輔助生殖規范》（衛科教發〔2003〕176號）中規定：“禁止給不符合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法規和條例規定的夫婦和單身婦女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
當今社會，隨著科技的發展和文明的進步，以及女性價值觀的覺醒，育齡女性中出現了各種與傳統生育價值觀相沖突的訴求。
情況一：一些有意愿進行三胎、四胎生育的家庭，要面對女性年齡偏大的高齡孕產風險；
情況二：沒有結婚意愿但有生育需求的育齡女性；
情況三：正處在職業發展黃金期的職業女性，想自主選擇孕產時間；
情況四：由于對身材管理有特殊需求而想育而不想自己孕產的育齡女性；
情況五：有以科技手段輔助優生方面訴求考慮的育齡女性。
2003年的規范，在操作中造成了未婚女性在精子庫、凍卵技術采用方面的障礙，嚴重束縛了女性的生育權。
規范的實施背景是計劃生育政策框架，而今天的中國，在生育政策上已經非常開放，因此，規定不再適用于當下的社會環境，有關部門需要與時俱進，立即對原有政策做出適當調整，以適應新時代的社會生育形勢。
對這些女性群體，國家在政策層面、法律層面以及醫療技術層面，都應該有更明確的態度和措施。
針對職業女性，是否可以在適合的法律框架內推廣代孕制度的施行？
同時，針對一些無婚姻意愿的育齡女性，是否可以在精子庫平臺的搭建、凍卵技術的推廣方面有更多嘗試？讓女性有更自主、自由、自定的生育權。
以上這些育齡女性的訴求和法律約束一旦得到有效解決，中國又可以在生育率上有極大提升。
5、大力研究與解決多老家庭的贍養問題
贍養老人是適齡婚育人群的重要焦慮來源，只有通過政策段和整個社會體系層面，更好地替中國婚育家庭減輕贍養負擔，才能打消他們的生育焦慮。
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的中國，亟待全面推進適老化改革，讓養老服務體系成為中國社會保障的重要組成部分，建設銀發友好型社會。
目前，中國的養老機構明顯無法滿足越來越多的老齡人口需求，而在銀發產業層面，中國也需求更多針對老齡人口的有效出口。
未來幾十年，隨著老齡人口的增加，有效勞動力人口的減少，家庭養老必然將導致大量的家政服務、老人保姆用工缺口。
針對這些家庭養老中的用工問題，中國也需要立即著手制定人才培養規劃，
寫在最后
在三八婦女節這一天，中國社會生活的全場景下，所有人都對女性進行了真誠的贊美和褒揚，這是社會進步、文明發展的體現。
在這樣一個日子里，我更加希望，我們可以從性別視角對中國女性的生育權進行理性反思，以女性視角探討，為何越來越多的女性會陷入到對婚姻與生育的抵觸情緒中？而不僅僅是應景式的歌舞升平。
保護女性合法權益，提倡性別平等平權，這不是一句簡單的口號，而是所有人共同努力的方向。
生育政策是一國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平衡策略，女性已經成為當代社會勞動力市場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她們還需要負擔著生兒育女的家庭責任，因此，在政策上、經濟保障上，我們都有理由以更開放、更積極的態度去面對這樣的現實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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