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者網訊 文/周昊 編輯/周遠方）3月9日，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經濟學院、中誠信國際信用評級有限責任公司聯合主辦的CMF宏觀經濟熱點問題研討會（第42期）于線上舉行。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易定紅代表論壇發布了題為《疫情下我國就業形勢與就業模式變化》（下稱“《報告》”）的中國宏觀經濟專題報告。
《報告》中重點提到，新冠疫情給我國的勞動力供給及需求造成了深刻的影響，在政府“穩就業”的目標下，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網絡技術對穩定就業發揮極大作用，這其中又以平臺就業為代表的新就業模式尤為突出。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也在論壇上提出，“穩就業”的主體是國內數量龐大的中小企業，“中小企業穩，就業就穩”。
被沖擊的就業市場
根據今年初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21年全國城鎮新增就業1269萬人，城鎮調查失業率由2020年2月最高點的6.2%降至5.1%。雖然后疫情時代失業率長期處于平穩下降的趨勢并沒有改變，但受疫情零星反撲、國際局勢日趨復雜、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等影響，國內就業形勢保持穩定仍舊面臨著不小的挑戰和壓力。
尤其是2022年高校畢業生規模將達到1076萬人，比上年度增加167萬人，規模和增量均創歷史新高；“招工難”、“求職難”等一些就業領域長期存在的結構性矛盾尚未得到根本緩解，而部分行業和企業的生產經營可能受到疫情的影響或沖擊，用工需求仍將會出現波動。
易定紅在《報告》中指出，新冠疫情對國內就業市場造成了較大的波動。在疫情最嚴重的2020年初，短期內中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創2018年1月以來新高，一般城鎮就業人口下降2640萬人，大量的勞動力退出了市場。
根據國家統計局當時公布的數據顯示，整個就業人口中有約7568萬人處于休假未上班的狀態，占總就業人口的18.3%，整個一季度受到影響的就業人口超過一億。
易定紅總結稱，從整體來看，國內失業率長期平穩下降的趨勢并沒有改變，整個新冠疫情對失業率的影響持續了一年左右。
從疫情對各個群體就業的情況看，農民工群體受疫情沖擊的時間短，就業形勢從長期來看較為平穩，波動幅度較小，目前已經基本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年輕群體和高校畢業生在疫情期間就業受到沖擊較深，持續時間長，波動幅度大，目前來看影響還未完全消除，所以需要在經濟層面探索適合他們的就業模式。
信息技術對穩就業作用巨大
當前就業形勢企穩，除了得益于政府在疫情期間出臺了一系列促進就業的政策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新就業模式的發展。
所謂的新就業模式是指依托于信息網絡技術，伴隨著數字經濟平臺而產生的新的工作組織形式。主要有三個特點，第一是組織方式依托網絡平臺，因此具有靈活性、分散性；第二是勞動者與工作崗位的結合方式發生了變化，由此衍生出新的依托于平臺的勞動關系，其中一種是自雇（創業），另一種是較為有彈性的平臺雇傭關系；第三是工作狀態發生變化，在時間和空間上更具靈活性。
易定紅判斷，就業模式通常受到技術的影響，我國正在經歷第四次新技術革命，新技術的發展改變了傳統的就業模式，進而影響到勞動市場就業數量和就業結構的變化。
比如在新冠疫情條件下，傳統就業模式受到的影響較大，以技術平臺經濟為代表的新就業模式在疫情條件下取得了比較大的進展。 當前我國存在著包括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不同類型的新技術，不同的技術會產生不同的就業模式，但就目前來看，對就業穩定發揮最大作用的就是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網絡技術。
《報告》中提到，新就業模式在疫情期間為整個社會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機會。疫情之后，以阿里巴巴、抖音、美團等為代表的經濟平臺提供的工作資源達到1億人以上，其中抖音平臺的工作機會增加了3000萬人以上；美團方面的數據亦顯示2020年上半年美團平臺的騎手人員相比于2019年上半年增加了41.6萬。
需要注意的是，易定紅在《報告》中提到，平臺經濟企業雖然宣稱創造了就業崗位，但從實際理解來看，這種崗位與傳統的就業觀念并不一致，而應該從工作資源的角度進行理解。
從數字經濟招聘占總招聘規模的比重來看，經濟水平越發達的地方數字經濟對就業的貢獻越大，比如廣東、北京、上海數字經濟招聘占比分別高達26%、18%和12%，這也說明數字經濟就業模式是未來的一種發展趨勢。
易定紅認為，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網絡技術在三個方面對就業市場的穩定發揮了積極作用。
首先互聯網技術的普及可以提供大量的就業信息，降低職業搜尋成本；
其次是信息網絡技術產生的經濟活動能夠滿足企業個性化定制的需求。目前中國社會整體的生產力很強，但一個關鍵問題是需求的不明確。以往的用戶需求是由大規模制造的標準化所帶來的，而個性化的需求在近年來高漲，從而帶動了整個社會經濟體量的提升，因此促進了勞動就業的上升；
最后是信息網絡技術改變了勞動力與資本要素投入的比例，降低了勞動力進入市場的門檻。比如在傳統模式下開店必須要有實體的鋪面進行投資；但在互聯網經濟平臺中，網上開店極大的降低了初期的資本投入，這是創業成本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也同樣能夠促進就業。
以電子商務在鄉村的推廣為例，2018年以后隨著鄉村振興政策的實施，使得整個鄉村地區電子商務以及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發展迅速，國內的淘寶村由2019年的4310個迅速增加到了2020的5425個，到2021年增加至7023個，連續四年增量保持在1000以上。
另外，信息技術的進步也使得在線辦公的規模與使用得到了快速的發展。
易定紅還分析稱，新就業模式下雇傭關系的結構也發生了變化，目前國內個體工商戶已達到2.3億，且這一數據還在上升，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平臺就業，傳統雇員是在下降的。
雖然《報告》中提到新就業模式的規模將持續壯大，但以此衍生出的一些問題仍需得到社會各界的重視。
首先從勞動關系角度看，勞動者與平臺的雇傭關系較難界定，因此雙方的雇傭關系管理受到影響，這不利于勞動者權益的保護；其次這種工作組織方式存在著較高的不穩定性，因此就業社會保障在未來仍需更多研究；最后從新就業模式產生的工作技能性質來看，這類工作技能偏低，不利于青年勞動者的技能積累，也不利于未來工業化社會需求的增長。
穩就業更需關注中小企業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在論壇現場表示，疫情期間就業形勢雖然在新業態新技術的推動下發生了劇烈的變化，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小企業依舊是“穩就業”的主體，“中小企業穩，就業就穩”。
從全球范圍來看，中小企業所解決的就業量超過70%；從國內視角來看，截止2020年末國有企業總體就業量為5562萬，占總就業的比重為7.5%，中國1.4億家中小微企業解決的就業量占比超過了85%，是“穩就業”絕對的壓艙石。
劉元春提出，目前的一個現象是傳統的穩增長目標與穩就業目標出現了偏差，GDP增速的達標并不意味著就業率的達標。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GDP的增長主要體現在技術進步、產業升級以及對勞動力的替代上，就業彈性反而逐年下降；另一個原因是政府“穩增長”的政策工具是從大企業、國有企業向小企業和民營企業進行滲透，這兩個因素導致后疫情時代經濟復蘇與就業復蘇出現不匹配，即GDP的復蘇和就業的復蘇具有不同步性。
劉元春分析稱，PMI指數（采購經理指數，能夠反映經濟的變化趨勢）已經連續數月在枯榮線之上，同時連續兩個月進行反彈，但小企業PMI指數從去年二季度開始已經連續三個季度下滑，大中企業和小企業間出現的分化所導致的重要結果是承擔了更多就業壓力的中小企業反而在后疫情時代的經濟復蘇進程中承壓，傳統的滴漏效應、涓滴效應等“大河漲水小河滿”的現象在目前并沒有顯現。
劉元春認為，目前雖然疫情對中小微企業造成的沖擊的增量在下降，但這種沖擊是長期的、持續性的，而壓力的累計與中小微企業的承受能力相悖而行，這導致出現一種現象，即中小微企業在政策救助加速的進程中其就業的吸納能力反而到達了頂點，最后不得不通過裁員、企業關停等舉措來解決目前的危機。
“如果簡單的通過穩增長、穩大型企業、啟動大型項目等措施來‘穩就業’，我們反而會看到在經濟救助開始的過程中，就業情況出現承壓的現象”，劉元春表示。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中小企業研究院做過的一些抽樣調查顯示，小微企業面臨的第一大問題是訂單不足、開工不足；第二大問題才是由于人力成本、原材料成本所導致的成本上升的問題；第三是日常經營資金與發展資金的短缺等問題。
這一調查說明對小微企業進行減稅降費的救助的確很重要，降低成本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給予小微企業恢復生產的訂單。
劉元春表示，自2021年二季度開始政府對小微企業的救助力度就在持續減弱，持續減弱的原因是疫情帶來的沖擊和各種負擔在減弱。但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新冠疫情帶來的沖擊增量在減少，但各方的壓力卻是在持續疊加，“壓死駱駝的往往是最后一根稻草，而不是第一個巨大的負重”，所以‘最后一根稻草效應’更需得到關注。
對此，劉元春提出建議稱，政府對于小微企業的救助力度不能因為外部沖擊的減弱以及沖擊增量的減弱而減少，而是要持續的進行加碼，在給予相應紓困基金的同時，在大型企業、大型項目的訂單上能夠針對小微企業有所展開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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